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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普罗旺斯：法国南部一省，境内有阿维尼翁（Avignon）、马赛（Marseille）、尼斯（Nice）、戛纳（Cannes）等城市，还有著名的蓝色海岸。——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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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塞壬海妖：希腊神话中，出没于西西里岛附近一种半人半鸟的女妖，以美丽的歌声诱杀经过的水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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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此处作者所引用的原句应为：“塞壬唱的是什么，混在妇女中的阿奇里斯用了什么假名。”语出布朗爵士《献给埋葬的骨灰坛》（Dedication to Urn-Burial）的第七章。布朗爵士（1605~1682），英国作家、医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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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卡拉巴尔：位于西非的尼日利亚，为一海港城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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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侍从：本指国王或达官贵人的卫士，或转而指自由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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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好兵帅克：是雅洛斯拉夫·哈谢克（Jaroslav Hasek，1883~1923）的长篇小说《好兵帅克》（Good Soldier Schweik）中的人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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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第17章 耐人寻味的欧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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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讲稿原本是德文，现在译成英文。本文谈的是欧洲及其历史，由菲舍尔袖珍出版商（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赞助。菲舍尔在德国历史学家举办年会之际（1996年，慕尼黑），出版了新的一系列欧洲史（Europäische Geschichte）。德文讲稿刊于1996年10月4日的《时代》周报上。英文版（篇幅较长）则是首次发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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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有没有历史？我们不要因此而跟政治、历史与地理纠缠在一起，特别是不要联想到地图上面的形状，地图上所显示的不是自然地理单位，而只是人类对于全球区域的命名。从上古时代开始，旧世界的各个大陆就已经沾染上人为的色彩，人们为大陆赋予的名称，其意义远超过地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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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亚洲来说。从1980年开始（如果我没搞错的话），美国户政机关允许居民可以称自己为“亚裔美国人”（Asian-Americans），一种类推“非裔美国人”（African-Americans）的分类方式，非裔美国人是目前美国黑人比较喜欢的名称。亚裔美国人大概是指拥有美国籍，但出生于亚洲，或者是父母以上来自亚洲。但是这个分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来自土耳其的移民也可以像来自柬埔寨、韩国、菲律宾或巴基斯坦的移民一样，称为亚裔美国人吗？更不用提也是属于亚洲的以色列人，他们一直不喜欢提及自己是属于亚洲的这个地理事实。实际上，这些群体没有任何共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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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仔细地想想“亚洲”这个词，它所告诉我们的，反而比较多是关于“我们”，而不是地图上的内容。例如，它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人（或者更广泛地说，西方人）对于来自“东方”（East/Orient）的人，态度是怎么样。西方的观察家，以及日后的征服者、统治者、移民及大企业主，试图从这些不能跟他们平起平坐，但却又与他们一样来自古老文化与值得尊敬的政治体（至少从18~19世纪的标准来看是如此）的人当中，找出一个共通的特质。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并非“未开化”，也不“野蛮”，但却属于另一个世界，也就是“东方”，这个词带有一种特质，意即他们是比西方人低等的。生于巴勒斯坦的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他具有影响力的大作《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中，了不起地捕捉到典型欧洲对“东方”的傲慢，不过他还是有点儿低估了在这方面西方态度所带有的复杂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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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方面来看，今日的“亚洲”有着另一层而且是地理上有一定限制的意义。当新加坡的李光耀宣布“亚洲道路”（Asian way）及“亚洲经济模式”（Asian economic model）之时，西方的管理学家与意识形态家总是很喜欢说，这是当地的儒家文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这个时候，我们并没有把亚洲当成一个整体）。简单地说，我们仍延续着从马克思与韦伯所开启的古老辩论，即特定的宗教与意识形态是否对于经济发展有影响。过去的说法认为新教乃是资本主义的动力。现在，加尔文（Calvin）出局了，而儒家入列，不只是因为新教的特质在西方资本主义中不容易往上追溯，而且也因为东亚的经济成功都发生在受儒家熏陶的国家——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或者是有华人企业主的地方。世界主要宗教的大本营，除了基督教以外，都在亚洲，其中还包括了残存下来的共产主义，但在韦伯的讨论中，亚洲大陆上非儒家文化的地区却与这个经济成果无关。它们并不属于“这个”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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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往亚洲的延长部分，当然不能称之为欧洲。每个人都知道，从地理上来说，欧洲是没有东界的，地图上之所以有，完全是人为的结果。传统的绘图家之所以如此标示——乌拉尔山、乌拉尔河、里海、高加索，如果用德文的话会很容易记——完全是政治上的决定。布罗尼斯拉夫·盖雷梅克（Bronislaw Geremek）[2]最近就提醒我们，[3]当塔季谢夫（V.Tatishchev）于18世纪认定乌拉尔山脉乃是欧亚分界之时，他其实是有意识地想打破加诸莫斯科的刻板印象——亚洲的子嗣。“这需要历史学家与地理学家的合作，以及传统的形成。”不管乌拉尔山的角色是什么，区隔欧洲（也就是希腊人）及希腊人所界定的“野蛮人”的原初界线，本来就是经过大草原而到达黑海北岸。俄罗斯南部长久以来就是欧洲的一部分，远超过许多现在才自动归属于欧洲的区域，如冰岛与斯匹次卑尔根群岛（Spitsbergen）[4]，不过其所根据的地理分类是什么，地理学家到19世纪还在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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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欧洲是构建出来的，并不是说它不存在。欧洲从希腊人命名以来，一直都存在。它是个浮动的、可修改的，而且有弹性的概念，但是却不像“中欧”（Mitteleuropa）这么有弹性，后者完全是政治的产物，却伪装成地理学。就整个欧洲来说，只有现在的捷克共和国及其邻近区域，会出现在所有的中欧地图上；在捷克共和国及其邻近区域中（除了伊比利亚半岛以外），某些地区现在已经属于北欧、南欧、东欧或西欧。“欧洲”概念的弹性不是表现在地理上——不过所有的地图都接受乌拉尔山这条界线——而是表现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冷战期间，美国的“欧洲史”领域主要涵盖的是西欧。从1989年开始，就延伸到了中欧与东欧，因为“欧洲的政治与经济地理改变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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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初的欧洲概念建立在双重对立之上：希腊人的军事防卫，在波斯战争中对抗东方帝国的入侵，以及希腊“文明”与南俄大草原上西徐亚“野蛮人”（Scythian “barbarians”）的相遇。就之后的历史发展来看，这个看起来对立的状态，其实当中带有共生与融合。尼尔·阿舍森（Neal Ascherson）接续罗斯托夫采夫的《俄罗斯南部的伊朗人与希腊人》（Iranians and Greeks in Southern Russia）而写成的优秀作品《黑海》（Black Sea）[6]，提醒我们这些对立产生了“混合的文明，非常有趣且耐人寻味”，这块亚洲人、希腊人与西方影响交流的区域，延着多瑙河往下游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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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古典时代的地中海文明也应该带有融合的性格。它从近东与中东输入了文字，往后则有帝国意识形态以及国家宗教。所以，我们对欧洲、亚洲与非洲的区分没有意义——尤其讲到现在更没有意义——因为希腊人的生活与发展是在这三个大陆之间进行的。（希腊人一直居住在埃及、小亚细亚以及黑海东岸，但到了我们这个悲惨的世纪，他们却全都被驱逐出境。）在统一的罗马帝国时代，三个大陆幸福地结合在一起，随时随地吸收从任何地方来的对他们有用的东西，这个时候，做这种区别有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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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族的迁移与入侵已不是新鲜事。从东亚往西到地中海，文明区里的帝国阻挡着他们。然而，罗马帝国的崩溃让西地中海，之后则是东地中海，完全对他们失去招架之力。从那时起，我们看到从高加索到直布罗陀整个地区的历史，千年间充满了针对来自东、北、南的征服者的斗争——从阿提拉（Attila）[7]到苏莱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8]，或甚至到1683年维也纳的第二次被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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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欧洲观念”的形成一点儿都不令人惊讶，从拿破仑到20世纪20年代的泛欧洲运动，以及戈培尔（Goebbels）到欧洲经济组织——欧洲的概念从地理上排除了欧洲的某些部分——例如，诉诸查理曼。伟大的查理统治的只是一部分的欧洲，不过自从伊斯兰教兴起之后，至少他未曾被对手征服，因此他便自称是“西方的先锋与救世主”（vanguard and saviour of the West），来对抗东方——引用奥地利前总统卡尔·伦纳（Karl Renner）于1946年用来称赞自己国家的“历史使命”时所讲的话。[9]由于查理曼本人是个征服者，他扩展领土而与萨拉森人（Saracens）[10]及东方的蛮族接壤，用冷战的术语来说，他采取的政策是从“围堵”到“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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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除了接受古典教育的教士，没有人会从“欧洲”的角度来想事情。西方第一个反制萨拉森人及蛮族攻击的，并不是“欧洲的统治者”加洛林王朝，而是罗马教会：从东南与西南发动十字军对抗伊斯兰教，从东北发动十字军对抗波罗的海的异教徒。即使是在16世纪欧洲开始全球扩张的时候，西班牙人所带有的十字军意识形态也可以很容易从他们在新大陆的征服行径看出来。在17世纪之前，欧洲人都是从地理观念来定义自己，而不是以信仰。到了17世纪末，他们已经可以挑战东方帝国的力量了，原本强调要让不信者改信“真正的信仰”的想法逐渐让位给了复式簿记。经济与军事的力量让欧洲人相信他们是优越的，不只是表现在他们是现代文明的传播者，更表现在人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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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原本千年来都处于防卫状态，现在则花了500年征服了世界。光凭这两点就无法将欧洲史与世界史切断。经济史学家、考古学家以及其他研究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的学者，现在应该都会认同这一点。从地图绘制者的眼光所看到的欧洲史，一直是与伊斯兰教的兴起结合在一起，因此他们总是把地中海的南岸、东岸，永远与北岸切割开来。除了反复无常或意识形态的原因，研究上古时代的历史学家还能有什么原因而坚持只写罗马帝国地中海北部各省的历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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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把欧洲与世界其他地方分开，总比将一部分的地理大陆排除于“欧洲”意识形态概念之外要好得多。最近5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大陆的再定义，取决的标准不是历史，而是政治与意识形态。冷战结束之前尤其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对美国来说，乃是“‘西方文明’的东部疆界”。[11]“欧洲”到前苏联为止，同时也可以被定义为非共产主义或反共产主义。有些人努力要给予这个剩余地区一点儿正面内容，于是说它是自由与民主地区。不过，对于欧洲经济组织来说，这种说法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都站不住脚，一直要到之后，南欧的专制政权消失了——西班牙、葡萄牙与希腊，还有民主但却不属于“欧洲”的英国也加入了，才显得合理些。时至今日，实用主义式的“欧洲”定义更是行不通。前苏联作为“欧洲”必须要团结的理由，已经不存在了，从直布罗陀到海参崴（Vladivostok）的所有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向民主与自由市场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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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要寻找一个实用意义的“欧洲”，于是造成了无休止的辩论，同时也产生了如何扩展欧盟的问题，也就是要把历史上、经济上、政治上以及文化上异质的诸多实体，慢慢转变成一个同质的实体。从来没有“单一”的欧洲这回事。差异永远不可能从我们的历史上消除。事实就是如此，不管是将欧洲换上了宗教的外衣还是地理的外衣都不会有所不同。欧洲在伊斯兰教兴起后，以及征服新世界之前，的确是块基督教大陆。然而，就算所有的异教徒都改信了，很明显，欧洲领土上在当时也已至少出现两个以上的基督教派彼此明争暗斗，而16世纪的宗教改革让这个数目变得更多。罗马教会与东正教之间（从波兰到克罗地亚）的疆界，到了“今天，仍是世界最持续的文化疆界之一”[12]。北爱尔兰也证明了欧洲内在传统中血腥的宗教战争，到现在仍未灭亡。基督教是欧洲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部分，但是它就像“民族”及“社会主义”一样，都不可能成为统一欧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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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都是把欧洲视为众多成员组成的俱乐部而不是大陆，要加入欧洲需要经过俱乐部委员会的审核，这种做法的历史几乎与“欧洲”这个名字一样长久。“欧洲”的边界在哪里，就要看成员资格的得失。众所皆知，对梅特涅（Matternich）[13]来说，从维也纳以东就是“亚洲”，这种想法反映在19世纪末刊载于《帝国邮报》（Reichspost）的一连串批评匈牙利为野蛮的亚洲人的文章中。对于布达佩斯的居民来说，欧洲的边界是在匈牙利人与克罗地亚人之间，但对于前总统图季曼[14]来说，欧洲的边界却是在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之间。骄傲的罗马尼亚人认为自己是真正的欧洲人，他们在精神上完全是属于巴黎人，只是被流放到落后的斯拉夫人之地；即便是生于布科维纳（Bukowina）[15]的奥地利作家格雷戈尔·冯·雷佐里（Gregor von Rezzori），也在他的书中把斯拉夫人说成是“Maghrebians”，即“非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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