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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整个开始脱离野蛮的时候，也就是欧洲文明成为全球巅峰的时候。14世纪末，来自高级文化地区的伟大学者赫勒敦，就对基督教欧洲毫无兴趣。他的看法是，“天知道那里会有什么”，而在他之前两个世纪，赛义德·伊本·艾哈迈德（Sa’id ibn Akhmad），托莱多（Toledo）[18]的法官（cadi），也认为北方的蛮族无足称述，他们只是野兽。[19]在那几个世纪，文化斜坡是倒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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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存在着欧洲史的悖论。正是这种历史的U形反转或中断，成为欧洲史的特质。从东亚一直延伸到埃及的高文化带，不管是入侵也好、征服也好，长久以来一直没有被蛮族消灭。赫勒敦认为历史是永恒的二元对立，一方是游牧民族，一方是定居文明——但是在永恒的冲突中，游牧民族虽然有时会胜利，但仍只是挑战者而不是胜利者。受蒙古人及满洲人统治的中国，以及被中亚民族所征服的波斯，无论如何都是当地高级文化的灯塔。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也一样，无论他们的统治者是谁——法老、巴比伦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或土耳其人。1000年来，来自大草原与沙漠的民族不断地入侵定居文明，所有的大帝国都存活下来了，只有一个例外，即罗马帝国完全被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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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连续性的崩溃，反而造成文化的耕耘与繁盛[20]，即“文艺复兴”（Renaissance）——也就是尝试要回归千年来所遗忘的但却是较优越的文化与技术遗产，然而，如果没有这种崩溃，则完全没有必要做这种尝试。在中国，根本不需要回归古典时代，因为在科举考试中，每个考生都要背诵经典，从基督教时代之前就如此，连绵不绝。西方哲学家的看法（只有欧洲才具有历史动态发展，亚洲或非洲没有）之所以有错，包括马克思，有一部分乃是因为西方以外的知识与都市文化是连续性的，而西方不是，两者的差异所产生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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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只是一部分原因。因为从15世纪末以来，世界史无疑已变成以欧洲为中心，而且一直维持到20世纪。将现代世界与明朝、莫卧儿皇帝及马穆鲁克（Mamelukes）[21]区别开来的关键，就是欧洲——不管是在科学及技术、经济、意识形态与政治，或在制度以及公共与私人生活上。甚至于“世界”这个概念，也就是涵盖全球的人类交流系统，在欧洲人征服西半球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出现前，根本不存在。这就是欧洲在世界史上的固定地位，也是欧洲史的问题，更是让欧洲史如此特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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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史之所以特殊还有别的原因。它的主题并不是地理空间或人类集体，而是过程。如果欧洲自己没有改变，也没有改变世界的话，就没有一部单一而连贯的欧洲史，“欧洲”将只会以“东南亚”史那样的形式与概念存在（至少在欧洲帝国时代来临之前）。“欧洲”感受到自己是欧洲，而且是与地理上的欧陆相符的欧洲，已经是现代史的事了。只有在欧洲不再以“基督教”的防卫态度对抗土耳其人，而基督教内部的冲突停止，且国家政策与现代科学与学术的文化逐步世俗化的同时，这个时代才会出现。因此，17世纪时，崭新而有自我意识的“欧洲”有时候会以三种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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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是国际性的国家体系，国家的外交政策都以永久的“利益”（interest）来决定，又叫“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它远比宗教信仰崇高得多。18世纪，欧洲已经与现在地图上的欧洲相仿了，国家体系这时呈现出“寡占”（oligarchy）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强权”（powers），俄国此时也是其中之一。所谓的欧洲就变成了强权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到20世纪之前，都只局限于欧洲人。不过这种国家体系现在已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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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欧洲”是由一群跨越国界、语言、国家忠诚、义务或个人信仰的学者或知识分子社群所建立的虚构物，意即现代“科学”（Wissenschaft），包括了所有的思想活动、科学与学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出现于欧洲文化区，一直到20世纪初为止，这个地区指的是喀山（Kazan）[22]到都柏林之间——并不包括欧陆的东南与西南部分。我们今天所生活的“地球村”，其实源于“欧洲村”。不过，今日的地球村已包括了欧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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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欧洲”在19世纪时，发展出了都市的教育、文化以及意识形态模式，这种模式通过欧洲往海外移民而传遍世界。任何19世纪的大学、歌剧院以及公众都可以进入的博物馆与图书馆的分布图，都可以说明这一点。这样的图也可以说明19世纪欧洲意识形态如何散布。社会民主制是政治运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也是国家所支持的运动，它完全来自欧洲，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也是如此，但1917年后的第三国际就不是这样。19世纪的民族主义，即便到了今天，也很难在欧洲以外的地方找到相同的现象，尤其是它表现在语言学上的形式，但是，在种族上所产生的种种后果，却在近几十年来在欧洲以外的旧世界不断地上演。这些观念都可以回溯到启蒙时代。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持续最久的欧洲思想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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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都不是欧洲史的主要特质，而是次要的。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同质的欧洲，想要找这种东西的人就是走错方向。不管我们怎么定义“欧洲”，它的多样性、兴起与衰落、共存、各部分辩证的互动，对于它的存在来讲都是很重要的。若不考虑这些，就不可能了解并解释欧洲的成熟是如何创造并控制了现代世界。如果问西方是如何摆脱东方的束缚的，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是如何且为什么只在欧洲出现，就等于是问一个基本的欧洲史问题。如果不想这些问题，就没有必要认为欧洲史与其他地区的历史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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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问题也让我们回到历史与意识形态，或准确地说，是历史与文化偏见之间的“三不管”地带。历史学家必须改掉一些坏习惯，不要再去寻找欧洲之所以跟其他地方不同，或比其他地方优越的原因，譬如，认为欧洲思想中带有理性以及基督教传统，或是从古典时代流传下来的罗马财产法。首先，我们并不优越，就算东方所发明的国际象棋，它的世界冠军都是西方人也一样。其次，我们现在知道，那些能够导向资本主义，或是造成科学及技术革命的运作方法，并不是“欧洲人”或“西方人”的专利。第三，我们必须避免做这样的推论，“只要甲发生在乙之前，甲就是乙发生的原因”（post hoc，propter hoc）。由于日本是唯一的非西方工业社会，历史学家于是急切地想从日本历史中寻找与欧洲的类似点——例如，日本封建主义的结构——用来解释日本发展的独特性。现在已经有许多成功的非西方的工业经济体，因此这种解释的不妥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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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欧洲史仍然是独特的。正如马克思所见，人类的历史就是逐渐控制我们所处及所借以生活的自然。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历史是个曲线，那么它将是两度向上转折的曲线。第一次是柴尔德晚年所说的“新石器时代革命”，带来了农业、冶金术、城市、阶级与书写。第二次革命则带来了现代科学、技术与经济。第一次也许是在世界各地独立地开展。第二次则只发生在欧洲，因此几世纪以来，欧洲成了世界的中心，有一些欧洲国家则成了世界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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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伽马时代”（The Age of Vasco da Gama）[23]，照印度外交家兼历史学家萨达卡·潘尼迦（Sardar Panikkar）的说法，已经结束了。在一个非欧洲中心的世界里，我们不知道怎么写欧洲史。“欧洲”——再引用一次吉利斯的话——“已经在时间与空间上失去了中心性”。有些人试图——是错误的也是徒劳的——否认欧洲史在世界史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其他人则躲在“正在形成的‘欧洲堡垒’心态”下，产生防卫的心态，尤其在大西洋的彼岸更是如此。欧洲史的方向在哪里呢？处于哥伦布以来第一个后欧洲世纪的结束，我们身为历史学家，需要从地区史以及世界史两个角度，来重新思考欧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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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萨义德，《东方主义》（伦敦，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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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布罗尼斯拉夫·盖雷梅克（1932~ ）：卓越的波兰历史学家。现为波兰下议院议员（1989~ ），曾任外交部长（1997~2000）。——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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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盖雷梅克，《欧洲——但它的边界在哪儿？》（Europa-aber wo liegen seine Grenzen？），第104届博格朵夫讨论会（Bergedorfer Gesprächskreis），1995年7月10~11日（汉堡，1996），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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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斯匹次卑尔根群岛：为挪威领土，位于北极圈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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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约翰·吉利斯（John R.Gillis），《欧洲史的未来》（The Future of European History），《展望：美国历史协会通讯》（Perspectives：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Newsletter），第34期第4份（1996年4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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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阿舍森，《黑海》（伦敦，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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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阿提拉：匈奴王阿提拉于公元5世纪入侵欧洲，兵锋直抵罗马。——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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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苏莱曼：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1520~1566），征服了伊拉克、匈牙利与阿尔巴尼亚，并建立了地中海海上霸权。——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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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引自赫尔诺特·海斯（Gernot Heiss）与康拉德·保罗·李斯曼（Konrad Paul Liessman）编的《千禧年：奥地利千年论文集》（Das Millennium：Essays zu Tausend Jahren Osterreich，维也纳，1996），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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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萨拉森人：原指生活于叙利亚及阿拉伯的游牧民族，后专指十字军时代的阿拉伯人或穆斯林。——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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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吉利斯，《欧洲史的未来》，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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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盖雷梅克，《欧洲》，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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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克莱门斯·梅特涅（Klemens Lothar Wenzel von Metternich，1773~1859）：奥地利首相，1815到1848年间，他是欧洲实际上的主宰者。在拿破仑之后，重建欧洲秩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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