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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引自赫尔诺特·海斯（Gernot Heiss）与康拉德·保罗·李斯曼（Konrad Paul Liessman）编的《千禧年：奥地利千年论文集》（Das Millennium：Essays zu Tausend Jahren Osterreich，维也纳，1996），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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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萨拉森人：原指生活于叙利亚及阿拉伯的游牧民族，后专指十字军时代的阿拉伯人或穆斯林。——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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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吉利斯，《欧洲史的未来》，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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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盖雷梅克，《欧洲》，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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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克莱门斯·梅特涅（Klemens Lothar Wenzel von Metternich，1773~1859）：奥地利首相，1815到1848年间，他是欧洲实际上的主宰者。在拿破仑之后，重建欧洲秩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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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图季曼：克罗地亚前总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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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布科维纳：在今罗马尼亚，19世纪时属于奥匈帝国所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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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伦贝格/勒维夫：乌克兰城市，位于乌克兰与波兰的边界处，为欧洲的地理中心。其德文名为伦贝格，俄文名则为勒维夫，过去曾为奥匈帝国的领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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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克拉科：波兰城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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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托莱多：位于西班牙。——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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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叶普（M.E.Yapp），《土耳其人眼中的欧洲》（Europe in the Turkish Mirror），《过去与现在》第137期（1992年11月），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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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杰克·古迪（Jack Goody），《文化的开展》（The Culture of Flowers，剑桥，1993），第7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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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马穆鲁克：一个集军事与土地大权于一身的统治阶层。他们原本是穆斯林统治者所豢养的非阿拉伯人奴隶，但是却担任君主身边的官吏与士兵，逐渐地开始掌握大权，甚至于分享政权。——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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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喀山：俄罗斯联邦的鞑靼斯坦（Tatarstan）共和国首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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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达·伽马（1469~1524）：葡萄牙航海家，发现好望角航线。——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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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第18章 现在就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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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写于“短促的20世纪”（Short Twentieth Century，1914~1991）[1]的历史（几乎跟我生存的时间一样）出版之际，发表于1993年伦敦大学的克雷顿（Creighton）讲座上。本文后来印成小册子由伦敦大学出版，书名与文章名称一样，《现在就是历史：写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The Present as History
:Writing the History of One’s Own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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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过，一切历史其实都是当代史，只是穿上了炫目的外衣。我们都知道，这句话确有见地。伟大的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2]在1848年革命之后所写的罗马帝国史，反映了新生的德意志帝国。从恺撒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俾斯麦的影子。罗纳德·希姆（Ronald Syme）更是如此。他的恺撒反映出法西斯的独裁者。把古典时代，或十字军，或英国都铎王朝历史写成20世纪的样子是一回事，直接写20世纪的历史又是另一回事。这种做法的问题及可能性，就是今晚我演讲的主题。我打算讨论其中的三个问题：历史学家生存年代的问题，或是说，历史学家的世代问题；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看法会不会随着时代而变的问题；如何摆脱这个时代的既有设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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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你们将自己当成是研究19世纪的历史学家，在专业领域中，你们应该会极力地想摆脱1914年以后的观点。我对欧洲的看法就像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3]一样，也是从第一次萨拉热窝危机［1914年，法国总统密特朗（Mitterrand）为了提醒世界这个历史事件，还特地于1992年6月28日前往萨拉热窝参加斐迪南德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遇刺周年纪念，不过没有一个新闻记者真正注意到这件事］之后才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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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最后我还是写了简明的20世纪史——始于萨拉热窝也终于萨拉热窝，或者也可说是终于前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以及东欧国家的剧变。这个历史事件让我想要对于我生存的这段时间的历史做一番思考，我生于1917年，到现在，刚好跟我要写的历史时间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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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生存的这段时间”这个词也有问题。它假定了个人的预期寿命也是集体的预期寿命。从某种意义上讲，虽然荒诞，但也确实是如此。如果大部分的人都晓得在自己生存这段时期里，世界史或本国史中所发生的主要大事，这并不表示我们一定亲身经历过这些事，不过，其中的确会有人实际参与其中，甚至于在事件发生之际就已察觉这件事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我们接受大家对这些事件的认定。但是这种共识是怎么形成的？它真的如我们（从英国或欧洲或西方的观点来看）所想的那么理所当然吗？全世界各地区所共同承认的历史大事，数量不会超过半打。1914年不在其中，但“二战”的结束及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也许有。其他的事件之所以能算是因为它具有全球性的反应，但在各国的历史里却不是特别突出。十月革命就是一个例子。这样的共识可以维持多久？会不会改变、衰弱或转变？这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为什么会这样？我之后将试着回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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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既有的当代历史架构放在一旁，另行建构一个符合我们自己经验的，那这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架构。每个历史学家都有自己的生存时间，以此为基准来看这个世界。也许在可比较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跟别人合作，但在20世纪末的60亿人口中，这样的同侪团体在统计学上没什么重要性。我的观察点是建立在20世纪20年代我在维也纳的童年，是希特勒于柏林崛起的时代，这决定了我在历史学上的政治立场与兴趣，而在英国，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剑桥，也是一样。也许是因为这些背景，所以我的角度跟那些与我的历史解释同一立场的人，尽管处于相同领域——19世纪劳工史——对于相同问题有相同答案，也有所不同。但是对于其他的历史学家来说，如果他们缺乏回溯性的分析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什么不同。当有人写的历史不是古典时代也不是19世纪，而是他自己生活的时代时，他不可避免地会把个人的经验融入其中，甚至于我们评估证据的方式也会受到影响。如果是我来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由于我从来没有上过战场，也没有射过一发子弹，因此我的写法势必不同于有战争经验的人——例如汤普森，他在意大利战场上担任过坦克指挥官，非洲学家巴兹尔·戴维森（Basil Davidson）[4]曾在伏伊伏丁那（Voivodina）[5]及利吉里亚（Liguria）[6]战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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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处于同一世代的历史学家就能有这样的差异了，更别提世代不同的历史学家了。当我跟我的美国学生说，我还记得在柏林，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那一天的事，他们看我的表情，好像是林肯总统于1865年遇刺当天，我也在福特剧院一样。这两件事对他们来说，都是史前时代的事。但对我来说，1933年1月30日不仅是过去，也是我的现在。一个跟他妹妹一同上学的小男孩，在路上看到头条，至今记忆犹新。我还能看见当时的景象，只不过有点儿像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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