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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争议点不在于哪个历史学家的预测能力更强。值得讨论的是，为什么过去40年来所发生的这么多大事竟然无法被预见到。我甚至会猜测，从“二战”以后的历史，预测的准确率是偏低的。1918年后，另一次大战的爆发与经济大萧条是可预料的。但是在“二战”之后，有哪个经济学家预测到“辉煌三十年”的世界大繁荣呢？没有。他们预测战后会萧条。他们有预测到黄金时代会在20世纪70年代初结束吗？经济合作开发组织（OECD）预测会有持续甚至是加速的成长，达到每年5%。他们预测到了目前这个足以破除半个世纪以来使用“萧条”一词的禁忌的经济麻烦了吗？没有。现在的预测所用的模型要比战间期用的要精巧，输入的数据也较多，机器的指令周期以光速计。政治预测者的纪录跟业余者比较起来也没光彩多少。这些失败所呈现出来在方法论上的意义是什么，我还没想过。我留意的重点是，即便是那些已经有纪录的过去，也会随时间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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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说明一下。不管我们对于1989到1991年的看法如何，没有人会否认，前苏联集团与前苏联的崩溃为世界开启了一个新纪元。历史又翻过了一页。唯一的事实是，这件事已足以改变20世纪每个历史学家的观点，因为它把时间的区块连同结构，不管是连贯或不连贯，都一并投入了历史时期当中——“短促的20世纪”，正如我的朋友伊万·贝伦德（Ivan Berend）所言。不管我们是谁，我们都将看到，以现在的眼光来看20世纪，将会发现它完全不同于1989到1991年之前的20世纪，仿佛是一个句点把时间之流断成两截。但是，如果我们因此就认为在此之前的20世纪就好像19世纪一样跟我们无关，那也是错的，我们应该把20世纪当成一个整体来看。简言之，20世纪90年代所写的20世纪史，在质上完全不同于之前所写的20世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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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说得更具体一点儿。大概5年前，我写完三册有关19世纪的书，[11]于是有人建议我写一部20世纪的历史做一个总结或补充，因此我可以把这部短促的世纪史视为一种对照用的记事本。第一部分——从1914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简直是一个灾难的年代，19世纪的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此完全崩溃。它是个世界大战的年代，伴随着社会革命与旧帝国的崩溃、世界经济的萧条，以及各地自由民主制度的战败与倒台。第二部分，从20世纪40年代末期至今，则完全相反：自由主义式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改革而且恢复并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在20世纪的第三个25年，世界经济那种史无前例的景气，对我来说，已经成为20世纪的指标，而且似乎可以延续到第三个千禧年。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到了20世纪80年代，它的弱点已经浮现——而只是在资本主义的灾难年代中所产生的产品。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已经不再像30年代那样，它已经不能作为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它充满了问题，不再处于核心。20世纪70年代初期，每个人都察觉到黄金时代世界经济的巨大飞跃已经接近尾声。经济学家对于这种每二三十年就反转一次的景气波动早就习以为常。它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最有名的就是所谓的康德拉捷夫长期波动，不过这种说法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获得发展。虽然全球景气的波动经常会有相当实质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后果，但这还不足以完全扭曲总体的状况。各位应该都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景气复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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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两年里，大家应该都意识到我们有必要再度思考一下20世纪的这种两极现象。一方面，前苏联瓦解了，造成不可预测且可怕的经济灾难；另一方面，西方世界的经济也明显遭到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酷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初期，连日本都出问题了，经济学家这回担心的是过高的失业率而非通货膨胀，就如同当初40年代的状况一样。各国政府虽然现在已经有了经济学家所组织的大军来提供建议，却还是无可奈何。康德拉捷夫的幽灵又出现了，狠狠地打击全球的经济。现在看起来，虽然东欧的政治体系已经消失了，不过非共产主义的体系，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第三世界，也不一定能站稳脚步。简单地说，短促的20世纪历史现在看起来比较像是个三面对照的记事本，或者说像个三明治：一个相对比较短的黄金年代在中间，两边各有危机的年代把它夹着。我们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发展，这恐怕要留待下一世纪的历史学家来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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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一开始把写作大纲交给出版商时，我的想法不是这样的。我也不可能想到这一点，也许更优秀的人想得到。不过我很幸运地得以拖延时间，等到我开始写的时候我却想到了。改变的不是1973年以来的事实，而是1989年以后西欧与东欧的联系，这逼得我不得不用一个新的角度来看过去20年的历史。我之所以说明这些杂事不是为了说服各位要从我的角度看历史，而是告诉各位短短的两到三年，就可以改变一个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看法。一个写作经验有50年的历史学家也会这样吗？谁知道呢？我是否在乎并不重要。不过一个研究短期历史的历史学家，比较不会受这样的摆布。至于研究自己这个年代的历史学家的命运则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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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让我来谈一谈写20世纪历史的第三个问题。它影响了历代历史学家，而它尽管也会受到突然发生的历史事件的拉扯，但效果不大。它让我回到我之前曾提到过的历史共识的问题。我指的是我们对于我们的时代有一套观念，而我们的时代也会反过来影响我们的观念。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宗教战争，这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历史学家。这不只是像政客所说的，这个世纪所发生的种种事件，象征着善与恶、基督与反基督的斗争。20世纪80年代德国的“历史学家的论战”（Historikerstreit），吵的并不只是纳粹是否是德国史的一部分还是梦魇般的插曲的问题。这一点其实并没有争议。论战的重点其实是，对于纳粹所持的历史态度难道只能是完全指责吗？如果不采取完全指责的态度，难道就会有让这个丑恶制度复苏的风险吗？难道这样就是在减免纳粹的罪过吗？在比较低的层次上，我们发现年轻人在看足球时的行为已经是不良少年的行径，更可怕的是他们还使用纳粹万字符以及党卫军的图腾[12]——那些亚文化之所以使用这些标记，原意不过是为了反对社会的陈规（就是把这些标记视为地狱的象征）。这种情绪的力量使我觉得，我说的这些话可能会被人误认为我容忍纳粹主义，所以我要加以解释，否认他们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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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战争的危险，就在于即使战争已经结束，我们却仍以一种零和的、相互不容的二元对立的眼光来看世界。长达70多年，世界都处于意识形态的冲突中，造成我们理所当然地把经济分成社会主义式的与资本主义式的、国家资本的与私人资本的，而两者之间则采取非此即彼的思考模式。如果我们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是常态，那么20世纪30、40年代，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与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却基于共同对抗纳粹德国的口号下彼此合作，岂不就变成一种变态。我觉得这种想法简直就是20世纪历史上的一种不正常现象。自由主义式资本主义之所以能维持而且重建，就是吸收了前苏联的教训，并且从中学习了总体经济计划与管理的缘故。而这种学习动机从何处来？就是为了怕发生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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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2093年的历史学家来说，刚才所说的两者合作的变态现象是否还是变态呢？他回溯过去的历史，可能会看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彼此的仇恨敌对从未引发真正的战争，社会主义国家彼此之间反而会有军事攻击，同样，非社会主义国家彼此之间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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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有火星人不断地观察地球，难道他或她也会用二元对立的方法来解读我们的历史吗？火星人会用社会或政治经济学的分类方式来对美国、韩国、奥地利、巴西、新加坡与爱尔兰加以区别吗？前苏联经济在改革压力下崩溃，这件事可以僵硬地套在中国上面吗？显然不行。如果我们是火星人，我们会毫无困难地运用一打不同的模式来说明世界各国的经济结构，而不会采用普罗克汝斯忒斯（Procrustes）[13]式二元对立的床。不过，我们还是受时间的限制。如果我们现在放弃这种相互排斥二元对立的模式，我们一时还是找不到可用的替代品。所以，我们只好把这个问题丢给21世纪来做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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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历史学家所面临的另一个难题，就是有些数据无法接触的问题。我们可以想到一些没有资料就无法研究的例子。最明显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如果不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可以运用在布莱奇利（Bletchley）所设立的译码中心的数据的话，许多历史根本是不完整的，甚至于是错的。不过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其实是比16世纪的历史学家幸运多了。至少我们可以知道有哪些资料是目前还无法得知，但总有一天会公布的，相反，16世纪的人所面对的是永远的未知。无论如何，当代历史学家在无尽的官方档案中没日没夜地探索，他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其实是如何处理庞大零乱的资料，而不是资料缺乏。时至今日，世界上最后一个最大的档案库，前苏联集团的档案，也已经完全开放了。我们现在所能抱怨的就是资料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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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明了写作当代史的种种困难之后，接下来大家应该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我要讲点儿正面的事。也许你会困扰于我之前说法中所蕴含的怀疑论色彩，但我并不想误导。我是以一个有写作当代史经验的作者身份来说话，而不是信口雌黄地说一切都是不可能。不过，凡是亲身经历过本世纪大部分事件的人，他的基本经验乃是错误与惊讶。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出乎意料。我们的判断与预测都错了不止一次。有些人觉得自己的错误是合理的，但有更多的人感到沮丧，他们的沮丧往往是因为一开始期望太高，或甚至（如在1989年）是高唱凯歌。不管我们的反应是什么，一旦我们弄错了或理解错误，那么这就是个起始点，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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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失败的例子，其中也包括我的，都可以对于未来的研究产生帮助。我的大半生都致力于一个希望（现在已经完全破灭了），一个目标（现在已经失败）：那就是十月革命之后所兴起的社会主义。对我而言，没有一件事要比失败更让我受挫折。但容我引用我的老友的话作为结论，他的想法完全跟我不同，他反而用这些挫折来说明，凡是一个具有历史智慧的人所会拥有的成就，从希罗多德（Herodotus）、修昔底德，到马克思与韦伯。以下是莱因哈德·科泽勒克（Reinhard Koselleck）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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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胜方的历史学家容易以长期不可知的目的论来看待自己短期的胜利。负方则非如此。他们的主要经验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他们原先所希望和计划的那样……他们强烈地想知道为什么事情会这样，而不照着他们原先所想的那样。这会刺激他们去寻找中期与长期的原因，来解释这个让他们诧异的结果，这便产生了比较持续的洞察，结果造成了比较强的解释力。短期而言，历史也许站在胜方。但长期来看，获得历史理解的总在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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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泽勒克提出了一个论点，并且加以引申。（为了公平起见，我要补充一下，有鉴于战后两德的史学发展，科泽勒克并不是说光靠失败的经验就能保证良好的历史。）如果他是对的，那么在这个千禧年结束之时，应该可以激发出很多优秀而有创见的历史。因为，在这个世纪结束之时，这个世界将充斥着失败的思想家，他们来自不同的意识形态，而胜利者将是少之又少——特别是那些年老而堆满回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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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让我们看看他说得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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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书即《极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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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奥多尔·蒙森（1817~1903），德国古典学者及历史学家，于19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于1854到1856年间，完成了多卷本《罗马史》（Römische Geschichte）。——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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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爱德华·格雷爵士（1862~1933），主导了英国1905~1916年的外交政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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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巴兹尔·戴维森（1914~ ）：原为记者出身，后来研究非洲史。——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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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伏伊伏丁那：今塞尔维亚共和国北部自治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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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利吉里亚：位于意大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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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约翰·查姆利（1955~ ），英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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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哈利法克斯：爵名，此处指第一代哈利法克斯伯爵，原名爱德华·伍德（Edward Wood，1881~1959）。支持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曾出使德国，会晤希特勒。——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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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戴高乐（1890~1970）：法国将领与政治家。于“二战”期间为自由法兰西（Free France）政府主席（1940~1945），后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1959~1969）。——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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