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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战争的危险，就在于即使战争已经结束，我们却仍以一种零和的、相互不容的二元对立的眼光来看世界。长达70多年，世界都处于意识形态的冲突中，造成我们理所当然地把经济分成社会主义式的与资本主义式的、国家资本的与私人资本的，而两者之间则采取非此即彼的思考模式。如果我们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是常态，那么20世纪30、40年代，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与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却基于共同对抗纳粹德国的口号下彼此合作，岂不就变成一种变态。我觉得这种想法简直就是20世纪历史上的一种不正常现象。自由主义式资本主义之所以能维持而且重建，就是吸收了前苏联的教训，并且从中学习了总体经济计划与管理的缘故。而这种学习动机从何处来？就是为了怕发生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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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2093年的历史学家来说，刚才所说的两者合作的变态现象是否还是变态呢？他回溯过去的历史，可能会看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彼此的仇恨敌对从未引发真正的战争，社会主义国家彼此之间反而会有军事攻击，同样，非社会主义国家彼此之间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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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有火星人不断地观察地球，难道他或她也会用二元对立的方法来解读我们的历史吗？火星人会用社会或政治经济学的分类方式来对美国、韩国、奥地利、巴西、新加坡与爱尔兰加以区别吗？前苏联经济在改革压力下崩溃，这件事可以僵硬地套在中国上面吗？显然不行。如果我们是火星人，我们会毫无困难地运用一打不同的模式来说明世界各国的经济结构，而不会采用普罗克汝斯忒斯（Procrustes）[13]式二元对立的床。不过，我们还是受时间的限制。如果我们现在放弃这种相互排斥二元对立的模式，我们一时还是找不到可用的替代品。所以，我们只好把这个问题丢给21世纪来做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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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历史学家所面临的另一个难题，就是有些数据无法接触的问题。我们可以想到一些没有资料就无法研究的例子。最明显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如果不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可以运用在布莱奇利（Bletchley）所设立的译码中心的数据的话，许多历史根本是不完整的，甚至于是错的。不过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其实是比16世纪的历史学家幸运多了。至少我们可以知道有哪些资料是目前还无法得知，但总有一天会公布的，相反，16世纪的人所面对的是永远的未知。无论如何，当代历史学家在无尽的官方档案中没日没夜地探索，他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其实是如何处理庞大零乱的资料，而不是资料缺乏。时至今日，世界上最后一个最大的档案库，前苏联集团的档案，也已经完全开放了。我们现在所能抱怨的就是资料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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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明了写作当代史的种种困难之后，接下来大家应该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我要讲点儿正面的事。也许你会困扰于我之前说法中所蕴含的怀疑论色彩，但我并不想误导。我是以一个有写作当代史经验的作者身份来说话，而不是信口雌黄地说一切都是不可能。不过，凡是亲身经历过本世纪大部分事件的人，他的基本经验乃是错误与惊讶。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出乎意料。我们的判断与预测都错了不止一次。有些人觉得自己的错误是合理的，但有更多的人感到沮丧，他们的沮丧往往是因为一开始期望太高，或甚至（如在1989年）是高唱凯歌。不管我们的反应是什么，一旦我们弄错了或理解错误，那么这就是个起始点，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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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失败的例子，其中也包括我的，都可以对于未来的研究产生帮助。我的大半生都致力于一个希望（现在已经完全破灭了），一个目标（现在已经失败）：那就是十月革命之后所兴起的社会主义。对我而言，没有一件事要比失败更让我受挫折。但容我引用我的老友的话作为结论，他的想法完全跟我不同，他反而用这些挫折来说明，凡是一个具有历史智慧的人所会拥有的成就，从希罗多德（Herodotus）、修昔底德，到马克思与韦伯。以下是莱因哈德·科泽勒克（Reinhard Koselleck）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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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胜方的历史学家容易以长期不可知的目的论来看待自己短期的胜利。负方则非如此。他们的主要经验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他们原先所希望和计划的那样……他们强烈地想知道为什么事情会这样，而不照着他们原先所想的那样。这会刺激他们去寻找中期与长期的原因，来解释这个让他们诧异的结果，这便产生了比较持续的洞察，结果造成了比较强的解释力。短期而言，历史也许站在胜方。但长期来看，获得历史理解的总在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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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泽勒克提出了一个论点，并且加以引申。（为了公平起见，我要补充一下，有鉴于战后两德的史学发展，科泽勒克并不是说光靠失败的经验就能保证良好的历史。）如果他是对的，那么在这个千禧年结束之时，应该可以激发出很多优秀而有创见的历史。因为，在这个世纪结束之时，这个世界将充斥着失败的思想家，他们来自不同的意识形态，而胜利者将是少之又少——特别是那些年老而堆满回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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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让我们看看他说得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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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书即《极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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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奥多尔·蒙森（1817~1903），德国古典学者及历史学家，于19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于1854到1856年间，完成了多卷本《罗马史》（Römische Geschichte）。——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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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爱德华·格雷爵士（1862~1933），主导了英国1905~1916年的外交政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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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巴兹尔·戴维森（1914~ ）：原为记者出身，后来研究非洲史。——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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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伏伊伏丁那：今塞尔维亚共和国北部自治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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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利吉里亚：位于意大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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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约翰·查姆利（1955~ ），英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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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哈利法克斯：爵名，此处指第一代哈利法克斯伯爵，原名爱德华·伍德（Edward Wood，1881~1959）。支持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曾出使德国，会晤希特勒。——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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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戴高乐（1890~1970）：法国将领与政治家。于“二战”期间为自由法兰西（Free France）政府主席（1940~1945），后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1959~1969）。——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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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贝当政府：德国在法国投降后所扶植的傀儡政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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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此即《革命的年代》（The Age of Revolution）、《资本的年代》（The Age of Capital）与《帝国的年代》（The Age of Empire）。——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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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纳粹万字符“卍”，以及SS（党卫军）都是纳粹的象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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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普罗克汝斯忒斯：古希腊一名强盗，依其铁床长度将被劫者斩除双足或强行拉长身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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