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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胜方的历史学家容易以长期不可知的目的论来看待自己短期的胜利。负方则非如此。他们的主要经验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他们原先所希望和计划的那样……他们强烈地想知道为什么事情会这样，而不照着他们原先所想的那样。这会刺激他们去寻找中期与长期的原因，来解释这个让他们诧异的结果，这便产生了比较持续的洞察，结果造成了比较强的解释力。短期而言，历史也许站在胜方。但长期来看，获得历史理解的总在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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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泽勒克提出了一个论点，并且加以引申。（为了公平起见，我要补充一下，有鉴于战后两德的史学发展，科泽勒克并不是说光靠失败的经验就能保证良好的历史。）如果他是对的，那么在这个千禧年结束之时，应该可以激发出很多优秀而有创见的历史。因为，在这个世纪结束之时，这个世界将充斥着失败的思想家，他们来自不同的意识形态，而胜利者将是少之又少——特别是那些年老而堆满回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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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让我们看看他说得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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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书即《极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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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奥多尔·蒙森（1817~1903），德国古典学者及历史学家，于19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于1854到1856年间，完成了多卷本《罗马史》（Römische Geschichte）。——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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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爱德华·格雷爵士（1862~1933），主导了英国1905~1916年的外交政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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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巴兹尔·戴维森（1914~ ）：原为记者出身，后来研究非洲史。——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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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伏伊伏丁那：今塞尔维亚共和国北部自治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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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利吉里亚：位于意大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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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约翰·查姆利（1955~ ），英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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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哈利法克斯：爵名，此处指第一代哈利法克斯伯爵，原名爱德华·伍德（Edward Wood，1881~1959）。支持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曾出使德国，会晤希特勒。——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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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戴高乐（1890~1970）：法国将领与政治家。于“二战”期间为自由法兰西（Free France）政府主席（1940~1945），后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1959~1969）。——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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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贝当政府：德国在法国投降后所扶植的傀儡政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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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此即《革命的年代》（The Age of Revolution）、《资本的年代》（The Age of Capital）与《帝国的年代》（The Age of Empire）。——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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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纳粹万字符“卍”，以及SS（党卫军）都是纳粹的象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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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普罗克汝斯忒斯：古希腊一名强盗，依其铁床长度将被劫者斩除双足或强行拉长身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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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第19章 我们能为俄国十月革命史下定论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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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第一次出版，原为1996年12月3日伦敦的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1]讲座的讲演稿。主要是为了讨论反事实（如果……则……）历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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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这个题目是为了要对艾萨克表示敬意，他最有名的作品乃是俄国十月革命史中的经典，也就是托洛茨基（Trotsky）的传记。所以，如果要马上回答我在标题上所提问的问题的话，那么答案明显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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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面对更广泛的问题，还是需要响应：我们曾经写过确定的历史吗？不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而已，也可能是在1945年——当然也包括俄国十月革命史。尽管存在着客观的历史事实，而历史学家也会调查并建立事实与虚构的不同，但我们的回答却是：没有。你当然可以相信希特勒已从前苏联人手中逃脱，并且逃亡到巴拉圭，不过事实并非如此。而且，每一代都会针对过去问新的问题。这种现象会持续下去。我们也别忘了，在现代史的世界里，我们所要处理的是无穷的公文书与私文书的积累。我们没有办法猜测未来的历史学家想找什么或找到什么我们从未想过的东西。法国大革命档案已经让法国历史学家忙了200年，而且没有减缓的迹象。我们现在才开始要攀登前苏联那高如喜马拉雅山的档案。所以，想要一部确定的历史是不可能的。而历史学这项严肃的活动之所以可能，在于历史学家对于所谈的一切、所讨论的问题能彼此同意，并且对于可能的答案能予以限缩，使论辩产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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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20世纪俄国史的研究上，以上说的似乎很难做到。现在，前苏联的结束改变了历史学家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式，因为他们现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入手，就好像为已逝者立传跟为在世者立传，个中方法不同的道理一样。显而易见，要让这股苏联史研究热潮降温恐怕要花很长一段时间，如同过去研究宗教改革史的人一样，先是经过一段天主教与新教学者间争斗的苦痛，然后才进入冷静的研究状态，或者是像1688年革命的研究，也是要远离马丁·麦吉尼斯（Martin McGuiness）所在的德里（Derry）[2]与伊恩·佩斯莱牧师（Rev.Ian Paisley）[3]所在的布什米尔斯（Bushmills，有一位偏爱尔兰立场的饮酒人跟我说，此地生产“新教的威士忌”）。在前苏联或是前社会主义国家中，虽然已经脱离了旧体制，但历史研究仍脱不了往日窠臼，只是增添了新材料，其余则了无新意。即便如此，我们这里也因为感情过于投入而带有偏见，无法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抗的冷战（双方从来没真正作战），当成是三十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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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一件事。我们可以对开启前苏联的革命下判断，但还不能对它的终结下判断，因为这样一定会影响历史判断。前苏联的人民陷入了旧制度终结时所带来的灾难，但现在还无法解脱。我认为从旧制度突然而革命性地跳跃到资本主义，对人民所带来的经济伤害，可能要大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大于十月革命，而所需的恢复时间，可能要长于20世纪20年代及40年代。我们对于整个前苏联的评估只是一个预估。虽然如此，我们现在可以问：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学家现在有没有共同的基础？我们能不能在俄国十月革命的问题上，和用以建立研究规则与证据的要素上达成共识，并进而避免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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