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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明了写作当代史的种种困难之后，接下来大家应该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我要讲点儿正面的事。也许你会困扰于我之前说法中所蕴含的怀疑论色彩，但我并不想误导。我是以一个有写作当代史经验的作者身份来说话，而不是信口雌黄地说一切都是不可能。不过，凡是亲身经历过本世纪大部分事件的人，他的基本经验乃是错误与惊讶。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出乎意料。我们的判断与预测都错了不止一次。有些人觉得自己的错误是合理的，但有更多的人感到沮丧，他们的沮丧往往是因为一开始期望太高，或甚至（如在1989年）是高唱凯歌。不管我们的反应是什么，一旦我们弄错了或理解错误，那么这就是个起始点，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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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失败的例子，其中也包括我的，都可以对于未来的研究产生帮助。我的大半生都致力于一个希望（现在已经完全破灭了），一个目标（现在已经失败）：那就是十月革命之后所兴起的社会主义。对我而言，没有一件事要比失败更让我受挫折。但容我引用我的老友的话作为结论，他的想法完全跟我不同，他反而用这些挫折来说明，凡是一个具有历史智慧的人所会拥有的成就，从希罗多德（Herodotus）、修昔底德，到马克思与韦伯。以下是莱因哈德·科泽勒克（Reinhard Koselleck）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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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胜方的历史学家容易以长期不可知的目的论来看待自己短期的胜利。负方则非如此。他们的主要经验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他们原先所希望和计划的那样……他们强烈地想知道为什么事情会这样，而不照着他们原先所想的那样。这会刺激他们去寻找中期与长期的原因，来解释这个让他们诧异的结果，这便产生了比较持续的洞察，结果造成了比较强的解释力。短期而言，历史也许站在胜方。但长期来看，获得历史理解的总在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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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泽勒克提出了一个论点，并且加以引申。（为了公平起见，我要补充一下，有鉴于战后两德的史学发展，科泽勒克并不是说光靠失败的经验就能保证良好的历史。）如果他是对的，那么在这个千禧年结束之时，应该可以激发出很多优秀而有创见的历史。因为，在这个世纪结束之时，这个世界将充斥着失败的思想家，他们来自不同的意识形态，而胜利者将是少之又少——特别是那些年老而堆满回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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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让我们看看他说得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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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书即《极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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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奥多尔·蒙森（1817~1903），德国古典学者及历史学家，于19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于1854到1856年间，完成了多卷本《罗马史》（Römische Geschichte）。——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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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爱德华·格雷爵士（1862~1933），主导了英国1905~1916年的外交政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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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巴兹尔·戴维森（1914~ ）：原为记者出身，后来研究非洲史。——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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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伏伊伏丁那：今塞尔维亚共和国北部自治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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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利吉里亚：位于意大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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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约翰·查姆利（1955~ ），英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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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哈利法克斯：爵名，此处指第一代哈利法克斯伯爵，原名爱德华·伍德（Edward Wood，1881~1959）。支持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曾出使德国，会晤希特勒。——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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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戴高乐（1890~1970）：法国将领与政治家。于“二战”期间为自由法兰西（Free France）政府主席（1940~1945），后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1959~1969）。——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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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贝当政府：德国在法国投降后所扶植的傀儡政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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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此即《革命的年代》（The Age of Revolution）、《资本的年代》（The Age of Capital）与《帝国的年代》（The Age of Empire）。——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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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纳粹万字符“卍”，以及SS（党卫军）都是纳粹的象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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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普罗克汝斯忒斯：古希腊一名强盗，依其铁床长度将被劫者斩除双足或强行拉长身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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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第19章 我们能为俄国十月革命史下定论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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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第一次出版，原为1996年12月3日伦敦的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1]讲座的讲演稿。主要是为了讨论反事实（如果……则……）历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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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这个题目是为了要对艾萨克表示敬意，他最有名的作品乃是俄国十月革命史中的经典，也就是托洛茨基（Trotsky）的传记。所以，如果要马上回答我在标题上所提问的问题的话，那么答案明显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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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面对更广泛的问题，还是需要响应：我们曾经写过确定的历史吗？不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而已，也可能是在1945年——当然也包括俄国十月革命史。尽管存在着客观的历史事实，而历史学家也会调查并建立事实与虚构的不同，但我们的回答却是：没有。你当然可以相信希特勒已从前苏联人手中逃脱，并且逃亡到巴拉圭，不过事实并非如此。而且，每一代都会针对过去问新的问题。这种现象会持续下去。我们也别忘了，在现代史的世界里，我们所要处理的是无穷的公文书与私文书的积累。我们没有办法猜测未来的历史学家想找什么或找到什么我们从未想过的东西。法国大革命档案已经让法国历史学家忙了200年，而且没有减缓的迹象。我们现在才开始要攀登前苏联那高如喜马拉雅山的档案。所以，想要一部确定的历史是不可能的。而历史学这项严肃的活动之所以可能，在于历史学家对于所谈的一切、所讨论的问题能彼此同意，并且对于可能的答案能予以限缩，使论辩产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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