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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书即《极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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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奥多尔·蒙森（1817~1903），德国古典学者及历史学家，于19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于1854到1856年间，完成了多卷本《罗马史》（Römische Geschichte）。——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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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爱德华·格雷爵士（1862~1933），主导了英国1905~1916年的外交政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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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巴兹尔·戴维森（1914~ ）：原为记者出身，后来研究非洲史。——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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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伏伊伏丁那：今塞尔维亚共和国北部自治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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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利吉里亚：位于意大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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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约翰·查姆利（1955~ ），英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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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哈利法克斯：爵名，此处指第一代哈利法克斯伯爵，原名爱德华·伍德（Edward Wood，1881~1959）。支持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曾出使德国，会晤希特勒。——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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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戴高乐（1890~1970）：法国将领与政治家。于“二战”期间为自由法兰西（Free France）政府主席（1940~1945），后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1959~1969）。——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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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贝当政府：德国在法国投降后所扶植的傀儡政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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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此即《革命的年代》（The Age of Revolution）、《资本的年代》（The Age of Capital）与《帝国的年代》（The Age of Empire）。——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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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纳粹万字符“卍”，以及SS（党卫军）都是纳粹的象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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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普罗克汝斯忒斯：古希腊一名强盗，依其铁床长度将被劫者斩除双足或强行拉长身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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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第19章 我们能为俄国十月革命史下定论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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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第一次出版，原为1996年12月3日伦敦的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1]讲座的讲演稿。主要是为了讨论反事实（如果……则……）历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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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这个题目是为了要对艾萨克表示敬意，他最有名的作品乃是俄国十月革命史中的经典，也就是托洛茨基（Trotsky）的传记。所以，如果要马上回答我在标题上所提问的问题的话，那么答案明显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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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面对更广泛的问题，还是需要响应：我们曾经写过确定的历史吗？不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而已，也可能是在1945年——当然也包括俄国十月革命史。尽管存在着客观的历史事实，而历史学家也会调查并建立事实与虚构的不同，但我们的回答却是：没有。你当然可以相信希特勒已从前苏联人手中逃脱，并且逃亡到巴拉圭，不过事实并非如此。而且，每一代都会针对过去问新的问题。这种现象会持续下去。我们也别忘了，在现代史的世界里，我们所要处理的是无穷的公文书与私文书的积累。我们没有办法猜测未来的历史学家想找什么或找到什么我们从未想过的东西。法国大革命档案已经让法国历史学家忙了200年，而且没有减缓的迹象。我们现在才开始要攀登前苏联那高如喜马拉雅山的档案。所以，想要一部确定的历史是不可能的。而历史学这项严肃的活动之所以可能，在于历史学家对于所谈的一切、所讨论的问题能彼此同意，并且对于可能的答案能予以限缩，使论辩产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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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20世纪俄国史的研究上，以上说的似乎很难做到。现在，前苏联的结束改变了历史学家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式，因为他们现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入手，就好像为已逝者立传跟为在世者立传，个中方法不同的道理一样。显而易见，要让这股苏联史研究热潮降温恐怕要花很长一段时间，如同过去研究宗教改革史的人一样，先是经过一段天主教与新教学者间争斗的苦痛，然后才进入冷静的研究状态，或者是像1688年革命的研究，也是要远离马丁·麦吉尼斯（Martin McGuiness）所在的德里（Derry）[2]与伊恩·佩斯莱牧师（Rev.Ian Paisley）[3]所在的布什米尔斯（Bushmills，有一位偏爱尔兰立场的饮酒人跟我说，此地生产“新教的威士忌”）。在前苏联或是前社会主义国家中，虽然已经脱离了旧体制，但历史研究仍脱不了往日窠臼，只是增添了新材料，其余则了无新意。即便如此，我们这里也因为感情过于投入而带有偏见，无法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抗的冷战（双方从来没真正作战），当成是三十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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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一件事。我们可以对开启前苏联的革命下判断，但还不能对它的终结下判断，因为这样一定会影响历史判断。前苏联的人民陷入了旧制度终结时所带来的灾难，但现在还无法解脱。我认为从旧制度突然而革命性地跳跃到资本主义，对人民所带来的经济伤害，可能要大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大于十月革命，而所需的恢复时间，可能要长于20世纪20年代及40年代。我们对于整个前苏联的评估只是一个预估。虽然如此，我们现在可以问：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学家现在有没有共同的基础？我们能不能在俄国十月革命的问题上，和用以建立研究规则与证据的要素上达成共识，并进而避免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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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困难的地方不在于能不能找到历史证据，而是在于假设性的问题。虽然有许多前苏联资料我们仍无法接触，仍藏在上锁的档案柜里，而且其中还有许多官方造假的东西，但大部分的事实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所以不管我们有多么懂得处理片断的资料以及做猜测的工作，这一大堆资料如今只成了废物。我们已经不需要这些东西了。像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的《大恐慌》（The Great Terror）本来是这方面的主要作品，如今既然有了档案资料，也就不需要它了，但是其中有些论证倒还可以用用。康奎斯特是研究斯大林恐怖时期的先驱，但他所调查出来的恐怖事实已经太陈旧了。简而言之，他的书现在要当成前苏联这个研究领域的史学史来读，而不能当成前苏联的历史来读。当更好与更完整的数据出现，就会取代比较差而片断的数据。光是如此就足以改变前苏联时代的史学史，不过这并不足以回答我们的问题，特别是前苏联早期还没有全面官僚化的时候，那时前苏联政府及执政党还没有办法清楚掌控它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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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20世纪俄国史最火热的话题并不是什么曾经发生，而是什么可能发生。十月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吗？沙皇制度可能保存下来吗？俄国能在1913年时建立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政权吗？一旦革命发生，我们还会提出一连串更具爆炸性的反事实（counterfactual）问题。如果列宁没回俄国会怎么样？十月革命可以避免吗？如果能避免，俄国会怎么样？更多是有关马克思主义者：在没有实际社会革命蓝图的状况下，是什么让布尔什维克决定要发动革命夺权的？他们该得到政权吗？如果发生欧洲革命的话——也就是德国革命，社会主义者在此投入甚多——会怎么样？布尔什维克可能输掉内战吗？为了打赢内战，布尔什维克的党组织以及苏维埃的政策做了什么样的发展？打赢内战之后，在新经济政策之下，也可能走回市场经济吗？如果列宁续掌大权的话，事情会怎么发展？问题无穷无尽，我只是举出几个列宁去世前这个时代的反事实问题。我演讲的目的不在于提供解答，而是要把问题提出来，让历史学家们一起来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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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不能用证据来回答，因为证据是与实际发生什么事有关，而这些问题却是实际上未曾发生的。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1917年秋天人民越来越激进化，布尔什维克便是其中的受益者，它之所以能打倒临时政府，其实是因为临时政府早已失去民心、失去权力，布尔什维克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十月革命时捡起这唾手可得的权力。我们有证据可以证明这种说法。认为十月革命是一场阴谋政变其实是没有根据的。要了解这一点，你只要读一读菲利普斯·普赖斯（Philips Price）在《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上的报道，这篇文章写于普赖斯访问伏尔加各省（Volga provinces）几个星期后，十月革命之前。除了他以外，我再没见过更娴熟于俄语，而且曾游历俄国内地，并且还目睹革命的外国人了。他写道：“极左狂热分子仍然想在全欧洲搞社会革命，依我的观察，他们最近已获得了相当广大的支持，但是却散漫而无组织。”这篇文章从雅罗斯拉夫尔（Yaroslav）寄出，等到达曼彻斯特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已经掌握政权了，于是报社便在1917年12月刊出此文，标题为“极左派如何获得权力”，但其实这篇文章早在当年10月前就已写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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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假设性的问题就不能这样解决——例如，如果布尔什维克不想夺权，结果将如何？或是，如果布尔什维克愿意与其他社会主义者和社会革命政党合作，结果将如何？我们怎么知道？普赖斯在电报里面就说，有一股强烈的厌战气氛，这将使“广大的社会群众”走向革命，并创造出一个“拿破仑——和平独裁者……他将结束战争，必要时割让俄国土地并且牺牲政治自由亦不足惜”。我们知道整个事件大致上是这样发展。在1917年的局势下，认为俄国势必会退出战场是合理的。不过他也认为革命会让俄国分崩离析。这并没有发生，不过他的观察已经有很高的预见性了。既然事情没有发生，那么历史学家所能做的就是进行臆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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