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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艾萨克·多伊彻（1907~1967）：波兰人。本为新闻记者，于1926年加入波兰共产党，1932年因批评斯大林而被开除出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转往英国定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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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丁·麦吉尼斯：新芬党成员，根据地在德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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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伊恩·佩斯利牧师：北爱尔兰议员，他曾于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指麦吉尼斯是双手滴血的凶手。两人势同水火，由此可知。——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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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1914~1984）：于1982年继勃列日涅夫接任共产党总书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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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哈利迪，《从波茨坦到新思维》（From Potsdam to Perestroika：Conversations with Cold Warriors，伦敦，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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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见约亨·赫尔贝克（Jochen Hellbeck）编的《莫斯科日记，1931~1939》（Tagebuch aus Moskau 1931-1939，慕尼黑，1996），珍贵的例子，由一般俄罗斯人所提供的非官方记录——私人日记之类——戈尔巴乔夫（Gorbachev）之后才得以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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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与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伦敦，1976），第24册，第5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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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见理查德·戈特（Richard Gott）的叙述，《格瓦拉在刚果》（Guevara in the Congo），《新左派评论》第220期（1996年12月），第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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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复活节起义：1916年4月24日复活节，爱尔兰人于都柏林发动起义成功，成立爱尔兰共和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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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巴黎公社：普法战争时，普军围困巴黎，法国政府于是征召巴黎成年男子组成国民卫队（National Guard）。后来，法国政府求和，便要求国民卫队解散，结果军队与国民卫队一起抗命，政府瓦解。国民卫队通过选举而组成公社，是为巴黎公社。后来法国政府重组军队攻入巴黎，估计至少有3万市民被同为法国人的政府军所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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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列甫·波里索维奇·加米涅夫（Lev Borissovitch Kamenev，1883~1936）：与列宁一起返回俄罗斯。但是反对列宁的革命计划。——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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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伦敦，1994），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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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菲格斯，《人民的悲剧：俄国大革命，1891~1924》（A People’s Tragedy：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伦敦，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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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第20章 野蛮主义：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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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为1994年牛津大学谢尔登剧院（Sheldonian Theatre）的国际特赦组织讲座（Amnesty Lecture）讲稿。刊于《新左派评论》第206期（1994年），第4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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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演讲题目是“野蛮主义：使用指南”，这不是说我想告诉各位要怎么当野蛮人。我们没有人需要这么做。野蛮主义不像溜冰，溜冰是要学习才会的——除非你想当个施虐狂，或者想专门研究那些不人道的活动。野蛮主义比较像是在特殊的社会与历史脉络中的生活副产品，它与环境有关，就像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在《推销员之死》（Death ofa Salesman）中说的一样。“街头智慧”（street-wise）恰当地表达了在一个没有文明规则的社会上，为了生活而做的调适。从这个词的意思来看，我们为了生活，都已经在这个未开化的社会中作了调适，我们的祖父母、父母——如果各位有与我年纪相仿的——我们子女的标准都受到影响。但我们都习惯了。我的意思不是说，大家不会被这个或那个例子吓到。相反，定期被某些糟糕的事吓到已经是我们经验的一部分。它能够掩盖一件事实，那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于我们父母看待生活的方式，尽管这种方式是在不人道的状况下产生的。我希望我的使用指南能够让大家理解这一切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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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演讲的论点是，社会各种制度在经过150年的演变之后，野蛮主义在20世纪已经大幅增加了，而且还在增加中。在这个脉络里，我所了解的“野蛮主义”指的是两件事。第一，所有社会所借以规范其成员关系及其成员与其他社会关系的道德行为与规则系统已经瓦解而崩溃了。第二，它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反转。启蒙运动是针对道德行为的规则与标准所建立的普世系统，从国家体制中来体现人类理性的进展：追求生命、自由与幸福，以及自由、平等与博爱。这两样都已经发生，而且还加强了彼此对我们生活的反效果。我的主题与人权问题的关系往后会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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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说明一下野蛮化的第一种形式，也就是当传统控制消失时所会发生的事。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在他最近的作品《血与归属》（Blood and Belonging）中提到1993年库尔德游击队枪手与波斯尼亚检察哨枪手的分别。他的洞察力让他发现到了在库尔德族无国家的社会里，每个男孩成年时都会得到一支枪。佩枪意味着男孩不再是小孩，而应该表现像个男人。“在这个文化里，枪的意义就是责任感、沉着以及悲剧性的义务。”有需要的时候，就应开枪。相反，从1945年开始，大部分的欧洲人，包括巴尔干，都生活在只有国家才拥有合法暴力的社会里。只有在国家崩溃的时候，这种独占性才解除。“对于一些年轻的欧洲男性来说，［崩溃］所导致的混乱……提供了机会使其得以进入万事皆可的色情天堂。因此才有了半性爱、半色情的检查站的枪文化。对年轻人来说，手上拥有致命的力量并且可以用来胁迫无助者，是一种难以抗拒并带有色情意味的责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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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有许多在欧、亚、非内战中所犯下的暴行正反映了这种崩溃，而这正是20世纪末世界的特质。不过，我会在后文对此稍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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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野蛮化的第二种形式，我希望能明白地说明一件有趣的事。我相信在我们之间有一个东西让我们加速地坠入黑暗，那就是从18世纪启蒙运动所承继而来的一套观念。正当启蒙运动被说成是肤浅及思想天真，乃至于是戴着假发的死白人的阴谋，想为西方帝国主义提供思想的基础之时，我这种说法已经不新奇了。这些指责也许不尽正确，不过启蒙运动的确提供了灵感来源，要在世界各地建立适合所有人类生活的社会，并保障每个人身为人类的基本权利。无论如何，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礼仪的进展完全是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由政府（或者为了念历史的学生的方便，“开明专制”的政府）、革命分子与改革者，以及同属一个思想家族的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所达成的。而不是由批判启蒙的人所达成的。这个物质与道德同获进展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可以用来判断坠入野蛮的标准，却还是只能使用旧日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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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说明一下1914年之前的时代与我们这个时代的鸿沟有多大。我不会讲太多事实，因为我们（已经经历过更不人道的事）现在所发生的轻微不人道的事，已经足以让19世纪的人愤怒了。例如，法国的一件审判不公的事件［德雷福斯（Dreyfus）[2]案］或阿尔萨斯小镇上有20名抗议人士被德军关了一晚［1913年的扎本（Zabern）事件］。我要提醒你们的是，他们的行为准则。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3]从拿破仑战争之后开始写作，他认为文明国家的武装部队不可以处决战俘或破坏农村是理所当然的事。英国最近所介入的战争，如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与海湾战争，都显示这些已不是理所当然。再者，引用一下《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1版“文明的战争”（civilized warfare）条，书上说，“文明的战争应该尽可能地局限在使敌方武装部队失去战斗能力；否则，战争将会延续到将一方完全歼灭为止。‘这种做法的理由很充分’”——此处百科全书引用18世纪启蒙时代的贵族暨国际法律师瓦特尔（Vattel）的话——“所以欧洲各国在习惯上都采用这种做法。”现在这已不再是欧洲各国的习惯了。1914年以前，战争只针对战斗人员，不包括非战斗人员，这种观念连叛军及革命分子也加以遵守。杀害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俄国“人民意志”（Narodnaya Volya）[4]明白地表示：“任何个人或团体，只要不妨害它对抗政府，就是属于中立者，那么其生命或财产就不会遭到侵犯。”[5]就在同时，恩格斯谴责爱尔兰的芬尼亚社成员（他对他们表示同情）将炸弹放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大厅的行径，因为如此将伤害无辜路人的性命。他觉得战争应该是要针对有武装冲突经验的老革命分子，也就是战斗人员，而不是一般平民。今日，不管是革命分子、恐怖分子还是政府都已经不理会这种限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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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要提出一个简短的年谱来说明这段逐步走向野蛮化的过程。主要的阶段有四：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危机时期从1917~1920年的崩溃到1944~1947年；冷战时代共40年；以及最后的，我们知道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绝大部分都陷入了文明的崩溃。前三个阶段有明显的连续性。每个阶段都学到了前一阶段的不人道行为，并且变成了往野蛮主义前进的基础。第三与第四阶段则没有线性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的崩溃，不是因为人类决策者的行动而起，人类决策者当中可以认定是野蛮的，如希特勒的计划及斯大林的恐怖、疯狂，如用来将核军备竞赛合理化的论证，或结合两者的，而是因为决策者不知道该做什么以应对这个已脱离他们或我们控制的世界，而1950年以来，社会与经济爆炸性的转变，更是让人类社会中支配行为的准则完全瓦解与崩溃。第三与第四阶段因此是重叠的与互动的。今天，人类社会正在崩解当中，只仰赖前一阶段被野蛮主义降低后的大众行为准则来支持。似乎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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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坠入野蛮主义的一个起点。第一，它开启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屠杀时代。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最近估计了从1914到1990年的“大量死亡”（megadeaths），达到1.87亿人；虽说只是估算，但还是在合理的范围内。我估计了一下，大概占1914年全球人口的9%。我们已经习惯杀人了。第二，政府要求人民作无限制的牺牲，当他们把人民赶上凡尔登（Verdun）[6]与伊普尔（Ypres）[7]的杀戮战场时等于是创了不祥的先例，而这么做也只是为了无限制地屠杀敌人。第三，人民全体动员的战争概念完全粉碎了文明战争的中心思想，也就是区别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第四，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第一个由人民参与（或主动参与）的民主政治所发起的大战（无论如何都是在欧洲发生的）。不幸的是，旧式的外交人员还以为，从国际权力游戏的角度来看，民主体制是最难被战争动员的，因此这应该只是意外。他们作战时不像是专业军人也不像拳击手，对他们来说，战争是一种不需要恨敌人而只需要照专业规则操作的活动。根据经验，民主体制需要将敌人妖魔化。最后，大战因社会与政治的崩溃而结束，社会革命与反革命的规模也是无与伦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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