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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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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事情还是从我的具体经验开始谈起比较好。1944年夏初，德军开始从意大利向北撤退以建立更有利的防线，来抵抗沿着亚平宁山脉歌德防线（Gothic Line in the Apennines）北上的盟军部队。德军部队沿途进行了几场屠杀，但却辩解说是对当地“土匪”（也就是游击队）的报复。50年后，阿雷佐（Arezzo）省这些曾遭到屠杀的村落，其中残存下来的村民以及当地研究抵抗运动的历史学家，他们的记忆，让我们得以召开国际性的研讨会，来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的屠杀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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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不仅有来自东西欧及美国等不同国家的历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还有当地的生还者、老抵抗者及其他有关的团体。当初，基亚纳的奇维泰拉（Civitella della Chiana）有175个村民被迫与他们的家小分离，后来这些人被枪杀并丢弃在村里的屋内，房屋且被焚烧，50年后来看这些事，已经带有“学院”的味道了。因此，这个会议的气氛显得有点儿紧张与不安，也就不令人惊讶了。每个人都察觉到政治的急迫性。每个出席的历史学家也都了解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毕竟才在几个星期前，意大利选出了自1943年以来第一个包含法西斯分子的政府，它不仅反对共产主义，同时也对1943到1945年间的抵抗运动做了重新定位，认为那并不算是国家解放运动，因此它的历史与现在无关，而应该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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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很不安。抵抗与屠杀时期的生还者在说出他们认为还是不说为妙的往事（当时在场的每个村民及女人都知道）时，尤其不安。这些人用沉默来将过去的冲突埋葬，以此让他们的农村生活在1945年后返回“正轨”。（有位美国历史学家曾研究他的克罗地亚籍妻子对于她在伊斯特拉村的记忆所做的选择性沉默的机制，这是一篇颇有洞察力的论文。）老游击队员，以及托斯卡纳（Tuscany）这个强烈左倾地区的大众舆论，在意大利共和国官方拒绝接受抵抗运动对抗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传统时（这是当地的基础），他们更是感到焦虑。年轻的也许还是左倾的口述历史学家，在为这个会议做准备而对当地村民进行两次访问时，惊讶地发现，在这个天主教色彩浓厚的村子里，村民反而不会太责怪德军，他们把问题归罪给那些当地的年轻人，怪他们加入了游击队才将整个村子卷入大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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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历史学家也因为各自不同的理由而显得不安。出席的德国历史学家为他们上一代的行径感到惶恐：其实，所有的非意大利历史学家，以及几个意大利历史学家，在参加这场会议之前从来没听说过这场屠杀。这让我们不得不惊觉到，历史事件的保存以及历史记忆，完全是独断的。为什么有些经验成为通行的历史记忆，而有些不是呢？在场的俄罗斯历史学家坦白地说，俄罗斯之所以在历史研究上专注于处理纳粹的暴行，就是为了要转移人们对斯大林恐怖统治的注意力。至于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专家，不管他们来自哪一个国家，都不能回避50年前的事件所引发的一个问题，那就是那年春天的屠杀——超过阿雷佐省人口的1/100——到底算不算是德军对于那一小股军队合理的反制，尤其是在德军已经要在几天或几个星期内撤出那个区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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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会议的主题——战争暴行——不可能在毫无情绪的状况下进行讨论。不过，我们的注意力也不仅限于地方的小历史，还扩展到种族屠杀（研究这方面的历史学家也到场了），以及这些事件是如何被记忆的问题上。当我们站在曾经遭此浩劫的村落的广场上，聆听着生还者以及死者的子女诉说着在1944年那恐怖的日子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怎么能不惊讶于我们的历史怎会与他们的历史如此格格不入，甚至于摧毁了他们的历史？屠杀发生几天后，英军开始进行调查并写成报告，当历史学家把这个报告的誊本交给村长时，历史学家与村长之间互动的本质是什么？一方面，它是原始数据；再者，它也加强了村民的记忆论述（我们历史学家多半认为这种记忆的东西有一部分完全是神话）。而这种论述对于基亚纳的奇维泰拉来说，是一种接受并治疗创伤的方式，就如同犹太民族面对大屠杀一样。我们的历史，是用证据以及逻辑所写成的普世史，是否能跟这种地方性而纯属当地人记忆的历史接轨呢？而村民们数十年来心目中所谓的历史，也只有他们自己的历史，至于别的村子的历史，他们根本不在乎，原因很简单，那不是他们的历史。那么，我们所写的普世史对这个村的村民们来说，是否也只是别人的历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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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再也没有比历史中所呈现出的普遍性与自我认同的对立，以及历史学家面对过去与现在的两难更具戏剧性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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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这种对立当中，普遍性总是凌驾于自我认同之上。这种状况正好发生在在场的一个历史学家身上。那就是这场会议的筹办人，他在小时候曾与他的母亲一同在村子的广场上亲眼目睹他的父亲被德国人拉去处决。他仍然是这个村落的一分子，他每年夏天仍回到这里与家族团聚。我们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对他来说（对他的追随者而言也是一样），屠杀所带来的记忆与意义跟我们不一样，而他在阅读源文件的时候，他的亲身体验也可以赋予不同的解读。但是，身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必须同时面对村民们所建构的记忆叙事，以及没有亲身经验的历史学家所建构的历史，也就是说，他必须运用历史学的规则与方法。借助他的以及我们的标准——也就是历史学共有的标准——村子的叙事必须经过史料的检验，而从历史学的标准来看，它还不算是历史，这个村子的记忆、制度以及过去50年来的演变，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它们与1944年6月的事件一样，都是历史学要运用专业方法来研究的主题之一。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奇维泰拉的）自我认同的文化”才与历史学家所要研究的屠杀的历史相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不属于历史学应照管的范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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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就历史研究及历史理论所要处理的问题性质来看，不管历史学家对于奇维泰拉的过去有没有亲身体验，都不会造成实质上的差异。所有出席的历史学家都希望彼此能对纳粹的战争暴行有一致的看法，不过，最后是不是真能如此，谁也不敢说。不过至少在其他问题上，大家是有共识的：解决问题的程序、能够用来解决问题的证据的性质（就解决问题要靠证据这一点来看），以及村民们自认为自己的经历是独特的，他人无法体会，但历史学家却认为这些都可以拿来跟现有的史料做比对。相反，有些人（或是整个社群）不愿意把他们的经历说出来，或是不愿意接受检验，那我们只能说，就算他们的动机与情感的确是真挚的，他们的一切也不属于历史学。事实上，出席的历史学家也的确在这方面有着惊人的共识。相对来说，那些有亲身体验的人，他们的情感却常彼此陷于混乱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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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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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历史学家的问题在于，他们的主题有重要的社会与政治功能。这些功能要靠他们的作品才得以彰显——除了历史学家，谁会去发现及记录过去呢？——但是这些功能也同时违背了历史学家的专业标准。这种二元性正是我们讨论的核心。《史学评论》的创立者对这一点倒是早有察觉，他们在创刊号的序言（avant-propos）上说：“我们的主要关怀，乃是要研究法国的过去，此举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很重要的。它可以让我们的国内维持统一，并提供维持统一所必要的道德力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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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自信及实证主义的心灵来说，为国家服务与追求真理是同样重要的。而那些学术界以外的人，他们需要并且使用历史学家所制造的商品，为历史作品提供了最大的政治决策市场；对这些人来说，“严谨的科学程序”以及“修辞上的建构”根本不需要区别，然而，这种区别对于《史学评论》的创立者来说却很重要。什么是“好历史”的标准，就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历史”——“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共同努力目标”，或简单地说，“满足我们的情感需求”。不管大家喜不喜欢这种说法，反正专业历史学家是在为非专业人员提供原始资料来任其使用或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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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历史学与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密不可分——从法国大革命的史学史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要受学科规则的规限倒也不是件难事（至少就思想自由的国家来说是如此）。除此之外，专业历史学家之间所产生最具意识形态色彩的论战，那些非专业人士往往一点儿兴趣也没有。所有的人类、群体与制度都需要过去，而只有通过历史研究，过去才能被挖掘出来。自我认同的文化的标准范例与神话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且用民族主义把它打扮成历史的样子。一个世纪之前，勒南有这样的观察：“遗忘，甚至于让历史出错，乃是民族形成的一个本质要素。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史研究的进步，往往会危害国家的认同的缘故。”民族是历史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佯装自己已存在了很久一段时间。民族主义者看历史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倒错、阙漏，以及断章取义，更极端的，则是杜撰。所有的建构自我认同的历史，不管新的或旧的，都有相同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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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业的历史学出现之前，历史的创造俯拾皆是，如历史手稿的伪造（在波希米亚地区），光荣的苏格兰民族史诗的写成［如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2]的《莪相》（Ossian）］，或者是虚构了一套剧本却说是威尔士的古代吟唱的仪式。［这仍然是目前威尔士一年一度文化节“爱诗特德赋”（Eisteddfor）的压轴好戏之一。］这些创作，我想已经不可能再交给历史学家们来加以检验了。早期有许多历史学家对于这些创作以及神话做了不少反驳以及解构的工作。伟大的英国中世纪历史学家霍勒斯·朗德（J.Horace Round），他的声誉就建立在对于英国贵族的血统进行一连串无情的打击，将他们与所宣称的上溯至诺曼人征服时代的系谱完全切断之上。这种检验也不局限于历史。就连“都灵裹尸布”（Turin shroud）[3]这个中世纪以来的朝圣中心，也禁不起用放射性碳含量的测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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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虚构的，这种说法最近反而获得了学界正面的响应：“对于启蒙运动的理性思维的怀疑，有日渐增长的趋势。”[4]这股思想潮流（至少在英美学界流行）有一个模糊的名字“后现代主义”，幸运的是，它在历史学界所获得的回响，远不如在文学界、文化理论圈以及在社会人类学界来得多，即使在美国也是一样。后现代主义与我们要讨论的议题是相关的，因为它对于事实与虚构的界线，以及客观事实和概念论述间的分野表示怀疑。后现代主义几乎就是相对主义。如果真实与我所觉得的真实，中间没有任何差别的话，那我所建构的真实与他人或任何人所建构的真实就没什么好坏之分，因为“论述是世界的创造者，而非反映世界的镜子”[5]。再用同一位作者的说法来讲，民族学的主题，跟其他社会与历史研究一样，都在制造一种彼此共同运作并发展的文本；在这个文本中，没有任何主题、作者、读者或任何人可以说他对于这个“内在彼此对应连贯的超验之物”（synoptic transcendence）具有排他的解释权。[6]如果“不管是历史或是文学，描述性的语言本身就构成了它所描述的东西”[7]，那么众多的叙事中，就无所谓孰好孰坏了。这种说法无疑吸引了那些认为自己被那些自认为优越的文化霸权（受西方教育的白人异性恋男性）所边缘化的团体。但这种说法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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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此不介入任何理论的辩论，然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最重要的基础却一定要护卫：证据的最高性。如果他们的文本是虚构的，是文学的写作，但是虚构当中所用的事实却是可以证明的。纳粹的毒气室是否真的存在，是可以用证据来证明的。在证据充分的状况下，如果还有人否认证据的存在，那么不管他的叙事技巧有多好，我们都不承认那是历史。如果有小说是有关拿破仑从圣赫勒拿岛生还的话，那么它一定是文学而不是历史。如果历史是想象的艺术，那么它也不是创造的艺术，而是对于“拾得的遗失物”（objects trouvés）加以排比的艺术。对于非专业历史学家而言，这些讨论实在很琐碎，因为他们只按照自己的目的来使用历史。对于剧院里的观众而言，麦克白夫人（Lady Macbeth）催促她的丈夫杀死邓肯王（King Duncan），而历史并无记载，或者巫婆预测麦克白会成为苏格兰王，而实际上他也真的成了苏格兰王（1040~1057），两者根本没有差别。在西非建立后殖民国家的（泛非洲）人们，为他们的国家命名时都沿用了中古时代的非洲帝国名称，但实际上不管是马里或是加纳（Ghana）的领土都跟那些帝国没有重叠，这样会不会有影响？在几代的殖民之后，难道我们不应该提醒一下那些住在撒哈拉沙漠南缘地带的人们，他们的祖先原本在非洲各地就建有独立而强大的国家，而不是在阿克拉（Accra）[8]的内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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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史学评论》序言所说的，“严谨的科学程序，每段陈述都要有证据、数据源及引用出处”[9]，有时让人觉得很琐碎，特别是现在确定性的实证主义式的科学真理已经不再拥有跟过去对等的信仰者，这种想法大概只适合那些心智专一的人吧。不过，法庭的程序对于证据的看重并不下于历史研究者，而两者间所用的方法也没什么不同，因此，历史的事实与虚构之间，应该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日常生活的种种，生或死，甚至于可量化的金钱，都要仰赖事实。如果有人被控谋杀，那么他要证明自己清白的方法，绝不是后现代理论，而是历史学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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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对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主张，从历史上加以证明也很重要，尤其是当这些主张是以历史为立论依据的时候更是如此。至于国家或社群在主张领土的时候，也是如此。1992年由印度人民党（BJP）所发起的反穆斯林战争，在印度掀起了大规模的屠杀，也是基于历史原因。阿约提亚被宣称是神癨罗摩的出生地。因此，莫卧儿征服者巴布尔在这个印度教圣地所建的清真寺，乃是穆斯林对于印度教的侮辱以及不可接受的历史事实，必须毁掉清真寺而另建印度教的庙宇。（1992年，由印度人民党所动员的印度教狂热分子把清真寺拆了。）党的领导人宣称，“这样的问题不能由法院判决来决定”，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他的主张根本不存在。印度历史学家指出，在19世纪之前，没有人认为阿约提亚是罗摩的诞生地，而莫卧儿皇帝与此地的清真寺也没有关系，至于印度教对这块地的主张则还有争议。宗教团体间的紧张关系是最近的事。这颗定时炸弹的引信是在1949年被点燃起来的，而在印度分裂及巴基斯坦建国之后，“意象的奇迹”就在这个清真寺上一再地被复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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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证据的最高性，以及区别可验证的历史事实与虚构之不同，是历史学家用来表现自己对研究负责的唯一方式，至于历史的复制与真正的过去是否完全相同则不是最重要的。把现在的想法投射进过去当中，或者技术上来说就是时代倒错，这种状况在为了满足一己目的时最为常见也最为方便，这也就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或集体，为了民族主义的目的所最常做的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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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社会的神话被装扮成历史的样子，长久以来，历史学家的专业责任就是要解构这些东西，而不能有所同情。英国历史学家与其他人一样，都致力于英国的自由，但这并不影响他批评这方面的神话建构。每个英国小孩都曾经在学校里学到，大宪章（Magna Carta）乃是英国自由的基础，但自从麦基奇尼（McKechnie）在1914年发表论文之后，每个大学上英国史的学生都知道，1215年约翰王被贵族勒索而签署的文件，并没有宣示议会有至上权，以及每个英国自由民的权利平等，这种好听的说法是后来才加上去的。对于历史时代错乱的批评与怀疑，也许是目前历史学家可以用来证明自己对大众负责的唯一方式了。历史学家现在最重要的大众角色，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建立或重建的国家中，乃是用他的技艺来“为国家”（pour la nationalité，及其他所有集体认同的意识形态）指出“危险”（un danger）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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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各自以历史为据的国际冲突中更为明显，最近最爆炸性的话题就是马其顿问题。这个问题完全是个历史问题，它牵涉了四个国家以及欧盟，而且可能再度引发巴尔干战争。争议的各方表现看来诉诸的是古代的历史，马其顿与希腊（反对任何独立的国家使用马其顿这个名字）都说自己才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然而真正的问题还是出在当代的历史，他们的争端起于1912年希腊、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间的巴尔干战争结束后，马其顿分裂所造成的希腊与其邻邦间的争议。这些国家原本都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希腊最后分得比较多的领土。后来陆续成立的国家都对于1913年以前尚未界定且领土较现在为大的马其顿区域（奥斯曼没有用马其顿这个名字为这个地区命名）提出领土主张，并诉诸学术观点，包括种族上的与语言上的。目前希腊的主张声势最大，但是它的论证完全是时代倒错，因为这个地区其实更有利于斯拉夫民族及阿尔巴尼亚。希腊的论证有点儿像是法国主张意大利是它的，因为恺撒曾经征服过高卢。说这种话的历史学家不一定是抵制希腊人而偏向斯拉夫人，不过他在斯科普里（Skopje）[12]受欢迎的程度绝对高于在雅典。如果这个历史学家这时候说（未分割前的）马其顿最大的城市萨罗尼卡（Salonica）[13]中绝大多数的人口是穆斯林及犹太人的话，那么他或她就会同时得罪三个国家的民族主义狂热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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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也显示了历史学家作为神话破坏者的限制。首先，他们批判的力量是负面的。波普尔告诉我们，否证可以否定掉一个理论，但它本身并不是一个更好的理论。其次，我们只能就其中一些命题来看；命题错了，我们才能说这个神话错了。历史的神话，特别是民族的神话，大概只有极少部分的命题会有这样的错误。以色列的民族仪式是围绕在马萨达围城这个事件而建立的，而不是从可以用历史来加以检验的爱国传说（这是以色列学童及去观光的外国人所学的东西）来建立的，因此，民族仪式反而不会被那些专门研究罗马时代巴勒斯坦史的历史学家所怀疑。除此之外，即使在证据缺乏、有误、冲突或有限时，我们仍然无法令人信服地反驳一个让人高度怀疑的命题。证据可以下定论，不论别人怎么反对，它可以证明纳粹的确对犹太人进行了种族屠杀，不过［虽然没有一个历史学家真的会怀疑希特勒是否真的想要“最终解决”（Final Solution）］这还不能证明希特勒的确下过这样的命令。除非我们知道希特勒的操作模式，譬如说，他不会下任何的书面命令，所以我们才找不到证据。因此，就算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反驳福里松（M.Faurisson）的论点，也不能在没有详细论证的状况下就否认了戴维·欧文（David Irving）所提供的例子（虽然有许多专家都会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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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限制历史学家作为神话破坏者的原因更明显。在短期内，历史学家无法对抗那些相信历史神话的人，尤其是当这些人掌握权力的时候；在很多国家，尤其是那些新国家，这些人会加强对那些至今仍是最重要的中立历史信息渠道的控制，也就是学校。而且，别忘了，历史——主要是本国史——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印度历史学家对于印度教狂热分子的历史神话的批判，也许能说服他们学院里的同事，但却无法说服印度人民党的信徒。克罗地亚以及塞尔维亚的历史学家抗拒民族主义的神话入侵到历史学的领域中来，但是他们的影响力不大，因为散布于各地的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他们只接受民族主义的神话而完全无视历史批判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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