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561790
在专业的历史学出现之前，历史的创造俯拾皆是，如历史手稿的伪造（在波希米亚地区），光荣的苏格兰民族史诗的写成［如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2]的《莪相》（Ossian）］，或者是虚构了一套剧本却说是威尔士的古代吟唱的仪式。［这仍然是目前威尔士一年一度文化节“爱诗特德赋”（Eisteddfor）的压轴好戏之一。］这些创作，我想已经不可能再交给历史学家们来加以检验了。早期有许多历史学家对于这些创作以及神话做了不少反驳以及解构的工作。伟大的英国中世纪历史学家霍勒斯·朗德（J.Horace Round），他的声誉就建立在对于英国贵族的血统进行一连串无情的打击，将他们与所宣称的上溯至诺曼人征服时代的系谱完全切断之上。这种检验也不局限于历史。就连“都灵裹尸布”（Turin shroud）[3]这个中世纪以来的朝圣中心，也禁不起用放射性碳含量的测定法。
1707561791
1707561792
历史是虚构的，这种说法最近反而获得了学界正面的响应：“对于启蒙运动的理性思维的怀疑，有日渐增长的趋势。”[4]这股思想潮流（至少在英美学界流行）有一个模糊的名字“后现代主义”，幸运的是，它在历史学界所获得的回响，远不如在文学界、文化理论圈以及在社会人类学界来得多，即使在美国也是一样。后现代主义与我们要讨论的议题是相关的，因为它对于事实与虚构的界线，以及客观事实和概念论述间的分野表示怀疑。后现代主义几乎就是相对主义。如果真实与我所觉得的真实，中间没有任何差别的话，那我所建构的真实与他人或任何人所建构的真实就没什么好坏之分，因为“论述是世界的创造者，而非反映世界的镜子”[5]。再用同一位作者的说法来讲，民族学的主题，跟其他社会与历史研究一样，都在制造一种彼此共同运作并发展的文本；在这个文本中，没有任何主题、作者、读者或任何人可以说他对于这个“内在彼此对应连贯的超验之物”（synoptic transcendence）具有排他的解释权。[6]如果“不管是历史或是文学，描述性的语言本身就构成了它所描述的东西”[7]，那么众多的叙事中，就无所谓孰好孰坏了。这种说法无疑吸引了那些认为自己被那些自认为优越的文化霸权（受西方教育的白人异性恋男性）所边缘化的团体。但这种说法是错的。
1707561793
1707561794
我们在此不介入任何理论的辩论，然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最重要的基础却一定要护卫：证据的最高性。如果他们的文本是虚构的，是文学的写作，但是虚构当中所用的事实却是可以证明的。纳粹的毒气室是否真的存在，是可以用证据来证明的。在证据充分的状况下，如果还有人否认证据的存在，那么不管他的叙事技巧有多好，我们都不承认那是历史。如果有小说是有关拿破仑从圣赫勒拿岛生还的话，那么它一定是文学而不是历史。如果历史是想象的艺术，那么它也不是创造的艺术，而是对于“拾得的遗失物”（objects trouvés）加以排比的艺术。对于非专业历史学家而言，这些讨论实在很琐碎，因为他们只按照自己的目的来使用历史。对于剧院里的观众而言，麦克白夫人（Lady Macbeth）催促她的丈夫杀死邓肯王（King Duncan），而历史并无记载，或者巫婆预测麦克白会成为苏格兰王，而实际上他也真的成了苏格兰王（1040~1057），两者根本没有差别。在西非建立后殖民国家的（泛非洲）人们，为他们的国家命名时都沿用了中古时代的非洲帝国名称，但实际上不管是马里或是加纳（Ghana）的领土都跟那些帝国没有重叠，这样会不会有影响？在几代的殖民之后，难道我们不应该提醒一下那些住在撒哈拉沙漠南缘地带的人们，他们的祖先原本在非洲各地就建有独立而强大的国家，而不是在阿克拉（Accra）[8]的内陆地区？
1707561795
1707561796
事实上，《史学评论》序言所说的，“严谨的科学程序，每段陈述都要有证据、数据源及引用出处”[9]，有时让人觉得很琐碎，特别是现在确定性的实证主义式的科学真理已经不再拥有跟过去对等的信仰者，这种想法大概只适合那些心智专一的人吧。不过，法庭的程序对于证据的看重并不下于历史研究者，而两者间所用的方法也没什么不同，因此，历史的事实与虚构之间，应该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日常生活的种种，生或死，甚至于可量化的金钱，都要仰赖事实。如果有人被控谋杀，那么他要证明自己清白的方法，绝不是后现代理论，而是历史学家的方法。
1707561797
1707561798
除此之外，对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主张，从历史上加以证明也很重要，尤其是当这些主张是以历史为立论依据的时候更是如此。至于国家或社群在主张领土的时候，也是如此。1992年由印度人民党（BJP）所发起的反穆斯林战争，在印度掀起了大规模的屠杀，也是基于历史原因。阿约提亚被宣称是神癨罗摩的出生地。因此，莫卧儿征服者巴布尔在这个印度教圣地所建的清真寺，乃是穆斯林对于印度教的侮辱以及不可接受的历史事实，必须毁掉清真寺而另建印度教的庙宇。（1992年，由印度人民党所动员的印度教狂热分子把清真寺拆了。）党的领导人宣称，“这样的问题不能由法院判决来决定”，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他的主张根本不存在。印度历史学家指出，在19世纪之前，没有人认为阿约提亚是罗摩的诞生地，而莫卧儿皇帝与此地的清真寺也没有关系，至于印度教对这块地的主张则还有争议。宗教团体间的紧张关系是最近的事。这颗定时炸弹的引信是在1949年被点燃起来的，而在印度分裂及巴基斯坦建国之后，“意象的奇迹”就在这个清真寺上一再地被复制。[10]
1707561799
1707561800
坚持证据的最高性，以及区别可验证的历史事实与虚构之不同，是历史学家用来表现自己对研究负责的唯一方式，至于历史的复制与真正的过去是否完全相同则不是最重要的。把现在的想法投射进过去当中，或者技术上来说就是时代倒错，这种状况在为了满足一己目的时最为常见也最为方便，这也就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或集体，为了民族主义的目的所最常做的事。[11]
1707561801
1707561802
政治与社会的神话被装扮成历史的样子，长久以来，历史学家的专业责任就是要解构这些东西，而不能有所同情。英国历史学家与其他人一样，都致力于英国的自由，但这并不影响他批评这方面的神话建构。每个英国小孩都曾经在学校里学到，大宪章（Magna Carta）乃是英国自由的基础，但自从麦基奇尼（McKechnie）在1914年发表论文之后，每个大学上英国史的学生都知道，1215年约翰王被贵族勒索而签署的文件，并没有宣示议会有至上权，以及每个英国自由民的权利平等，这种好听的说法是后来才加上去的。对于历史时代错乱的批评与怀疑，也许是目前历史学家可以用来证明自己对大众负责的唯一方式了。历史学家现在最重要的大众角色，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建立或重建的国家中，乃是用他的技艺来“为国家”（pour la nationalité，及其他所有集体认同的意识形态）指出“危险”（un danger）何在。
1707561803
1707561804
这在各自以历史为据的国际冲突中更为明显，最近最爆炸性的话题就是马其顿问题。这个问题完全是个历史问题，它牵涉了四个国家以及欧盟，而且可能再度引发巴尔干战争。争议的各方表现看来诉诸的是古代的历史，马其顿与希腊（反对任何独立的国家使用马其顿这个名字）都说自己才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然而真正的问题还是出在当代的历史，他们的争端起于1912年希腊、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间的巴尔干战争结束后，马其顿分裂所造成的希腊与其邻邦间的争议。这些国家原本都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希腊最后分得比较多的领土。后来陆续成立的国家都对于1913年以前尚未界定且领土较现在为大的马其顿区域（奥斯曼没有用马其顿这个名字为这个地区命名）提出领土主张，并诉诸学术观点，包括种族上的与语言上的。目前希腊的主张声势最大，但是它的论证完全是时代倒错，因为这个地区其实更有利于斯拉夫民族及阿尔巴尼亚。希腊的论证有点儿像是法国主张意大利是它的，因为恺撒曾经征服过高卢。说这种话的历史学家不一定是抵制希腊人而偏向斯拉夫人，不过他在斯科普里（Skopje）[12]受欢迎的程度绝对高于在雅典。如果这个历史学家这时候说（未分割前的）马其顿最大的城市萨罗尼卡（Salonica）[13]中绝大多数的人口是穆斯林及犹太人的话，那么他或她就会同时得罪三个国家的民族主义狂热分子。
1707561805
1707561806
不过，这也显示了历史学家作为神话破坏者的限制。首先，他们批判的力量是负面的。波普尔告诉我们，否证可以否定掉一个理论，但它本身并不是一个更好的理论。其次，我们只能就其中一些命题来看；命题错了，我们才能说这个神话错了。历史的神话，特别是民族的神话，大概只有极少部分的命题会有这样的错误。以色列的民族仪式是围绕在马萨达围城这个事件而建立的，而不是从可以用历史来加以检验的爱国传说（这是以色列学童及去观光的外国人所学的东西）来建立的，因此，民族仪式反而不会被那些专门研究罗马时代巴勒斯坦史的历史学家所怀疑。除此之外，即使在证据缺乏、有误、冲突或有限时，我们仍然无法令人信服地反驳一个让人高度怀疑的命题。证据可以下定论，不论别人怎么反对，它可以证明纳粹的确对犹太人进行了种族屠杀，不过［虽然没有一个历史学家真的会怀疑希特勒是否真的想要“最终解决”（Final Solution）］这还不能证明希特勒的确下过这样的命令。除非我们知道希特勒的操作模式，譬如说，他不会下任何的书面命令，所以我们才找不到证据。因此，就算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反驳福里松（M.Faurisson）的论点，也不能在没有详细论证的状况下就否认了戴维·欧文（David Irving）所提供的例子（虽然有许多专家都会这么做）。
1707561807
1707561808
第三个限制历史学家作为神话破坏者的原因更明显。在短期内，历史学家无法对抗那些相信历史神话的人，尤其是当这些人掌握权力的时候；在很多国家，尤其是那些新国家，这些人会加强对那些至今仍是最重要的中立历史信息渠道的控制，也就是学校。而且，别忘了，历史——主要是本国史——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印度历史学家对于印度教狂热分子的历史神话的批判，也许能说服他们学院里的同事，但却无法说服印度人民党的信徒。克罗地亚以及塞尔维亚的历史学家抗拒民族主义的神话入侵到历史学的领域中来，但是他们的影响力不大，因为散布于各地的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他们只接受民族主义的神话而完全无视历史批判的存在。
1707561809
1707561810
1707561811
1707561812
1707561814
论历史 Ⅲ
1707561815
1707561816
这些限制并不会减损历史学家对于大众的责任感。这是因为（第一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历史学家乃是原始数据的主要制造者（之前已有提过），而这些原始数据却又可以转变成宣传品或神话。我们必须对此有所警觉，特别是在保存过去的其他方式都消失的时候——口耳相传的传统，家族的记忆，每一件事都得靠代代之间沟通的有效与否，而这种方式到了现代社会已经解体了。无论如何，大集体的、国家的或其他的历史，已经不仰赖民众的记忆了，而是仰赖历史学家、编年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所写的过去，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学校教科书；仰赖老师用教科书来对学生传授；仰赖作家、电影或电视制作人及录像带制作人来传达这些资料。即便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也是从丹麦编年历史学家萨克索·格拉玛提库斯（Saxo Grammaticus）[14]的作品中加以增删并引申而成的。历史学家应该永远记住这一点。我们在我们的领域中所耕耘收成的东西，最后可能成为人民的鸦片。
1707561817
1707561818
历史学与政治及意识形态的无法分割——正如克罗齐（Croce）[15]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造成了历史的误用。历史学家不该也不能脱离自己的研究主题，而以为自己可以当个客观的旁观者，并且只用单纯的因果律来分析。我们全都置身于现在的时空里，就算我们所做的事可以远离群众的热情也一样，如编辑古代文本。我们许多人就像《史学评论》的创立者一样，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对他人有用。所以，我们容易因为这个目的而做某种解释。我们也因此容易避开不合于这个目的的主题。对于痛恨共产主义的人而言，他们很有可能研究前苏联强制人民劳动的问题，但对于支持共产主义的人就不太会这么做。我们在看到不利的资料的时候——如果我们刚好发现到它的话——很有可能保持沉默，不过这样的确是有违学术良知。毕竟，“隐瞒事实”（suppressio veri）跟“虚伪暗示”（suggestio falsi）之间的差别并不大。只要我们还是历史学家，我们就不能放弃我们专业的标准。我们不能说那些我们认为不真实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与那些在这个地方不够严谨的论述完全不同。
1707561819
1707561820
最危险的其实并不是说谎，因为说谎绝对禁不起其他历史学家的检验，不过这只局限在自由的学术共同体中，至于那些有政治压力或权威的共同体则反而保障了说谎者，即便是在一些立宪的国家也一样。最危险的问题其实是将某一群人的历史——历史学家自己的历史，受自己的出身与偶然的限制——完全孤立于整个外在脉络之外。
1707561821
1707561822
来自内在以及外在的巨大压力逼迫着人如此行事。我们的热情以及兴趣驱使着我们走上这条道路。例如，每个犹太人，不管他或她的职业是什么，都会直觉地接受这样的问题，因为这是几个世纪的威胁下，犹太人这个小族群面对外在世界的一种方式：“这对犹太人好吗？这对犹太人是不是有害？”在受到歧视与杀害的年代里，这些问题无疑为我们这个散布各地的族群，提供了个人行为与群体行为的指导——虽然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对于一个犹太历史学家来说，却绝不能依此行事，即便他写的是自己民族的历史也一样。即使是研究小历史的历史学家，也应该追求普遍性，这并不只是忠于史学理想的问题，而是因为不如此，我们就无法了解人类的历史，当然也就无法了解人类历史中任何一个特定的小环节。这是因为人类各个群体的历史，都只是更大更复杂世界的一部分。一个只为犹太人设计的历史（或非裔美国人，或希腊人，或女人，或无产阶级，或同性恋者）不会是个好历史，它只能对于写这种历史的人产生自我安慰的作用而已。
1707561823
1707561824
遗憾的是，从这个世界到20世纪末为止的大部分状况来看，坏历史并不是完全无害的，它是危险的。从明显无害的键盘所打出来的字句，其实可能是死亡的字句。
1707561825
1707561826
[1]莫诺（G.Monod）及法涅（G.Fagniez），《序言》，《史学评论》第1卷第1期（1876年），第4页。
1707561827
1707561828
[2]詹姆斯·麦克弗森（1736~1796），苏格兰人。他翻译了许多“盖尔人”（Gaelic）的史诗，实则他本人对盖尔文不熟悉，而且也并没有盖尔史诗的数据，所谓“翻译”，其实是他自己的创作。——译者注
1707561829
1707561830
[3]都灵裹尸布：相传是耶稣的裹尸布。不过科学检验的结果并不一致，一派主张介于1260到1390年间，另一派甚至认为是在公元8世纪前。由于布料之上沾染了太多成分，因此难有定论。——译者注
1707561831
1707561832
[4]史密斯（Michael Smith），《后现代主义、都市民族学及民族认同的新社会空间》（Postmodernism,Urban Ethnography,and the New Social Space o Ethnic Identity），《理论与社会》（Theory and Society），21期（1992年8月），第493页。
1707561833
1707561834
[5]斯蒂芬·泰勒（Stephen A.Tyler），《不可言传》（The Unspeakable，麦迪逊，1987），第171页。
1707561835
1707561836
[6]斯蒂芬·泰勒，《后现代民族学：从研究神秘的文献到神秘文献》（Post-Modern Ethnography：From Document of the Occult to Occult Document），收入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与马库斯编的《书写文化：民族学的诗学与政治学》（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纽约，1986），第126、129页。
1707561837
1707561838
[7]史密斯，《后现代主义》，第499页。
1707561839
[
上一页 ]
[ :1.7075617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