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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社会的神话被装扮成历史的样子，长久以来，历史学家的专业责任就是要解构这些东西，而不能有所同情。英国历史学家与其他人一样，都致力于英国的自由，但这并不影响他批评这方面的神话建构。每个英国小孩都曾经在学校里学到，大宪章（Magna Carta）乃是英国自由的基础，但自从麦基奇尼（McKechnie）在1914年发表论文之后，每个大学上英国史的学生都知道，1215年约翰王被贵族勒索而签署的文件，并没有宣示议会有至上权，以及每个英国自由民的权利平等，这种好听的说法是后来才加上去的。对于历史时代错乱的批评与怀疑，也许是目前历史学家可以用来证明自己对大众负责的唯一方式了。历史学家现在最重要的大众角色，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建立或重建的国家中，乃是用他的技艺来“为国家”（pour la nationalité，及其他所有集体认同的意识形态）指出“危险”（un danger）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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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各自以历史为据的国际冲突中更为明显，最近最爆炸性的话题就是马其顿问题。这个问题完全是个历史问题，它牵涉了四个国家以及欧盟，而且可能再度引发巴尔干战争。争议的各方表现看来诉诸的是古代的历史，马其顿与希腊（反对任何独立的国家使用马其顿这个名字）都说自己才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然而真正的问题还是出在当代的历史，他们的争端起于1912年希腊、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间的巴尔干战争结束后，马其顿分裂所造成的希腊与其邻邦间的争议。这些国家原本都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希腊最后分得比较多的领土。后来陆续成立的国家都对于1913年以前尚未界定且领土较现在为大的马其顿区域（奥斯曼没有用马其顿这个名字为这个地区命名）提出领土主张，并诉诸学术观点，包括种族上的与语言上的。目前希腊的主张声势最大，但是它的论证完全是时代倒错，因为这个地区其实更有利于斯拉夫民族及阿尔巴尼亚。希腊的论证有点儿像是法国主张意大利是它的，因为恺撒曾经征服过高卢。说这种话的历史学家不一定是抵制希腊人而偏向斯拉夫人，不过他在斯科普里（Skopje）[12]受欢迎的程度绝对高于在雅典。如果这个历史学家这时候说（未分割前的）马其顿最大的城市萨罗尼卡（Salonica）[13]中绝大多数的人口是穆斯林及犹太人的话，那么他或她就会同时得罪三个国家的民族主义狂热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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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也显示了历史学家作为神话破坏者的限制。首先，他们批判的力量是负面的。波普尔告诉我们，否证可以否定掉一个理论，但它本身并不是一个更好的理论。其次，我们只能就其中一些命题来看；命题错了，我们才能说这个神话错了。历史的神话，特别是民族的神话，大概只有极少部分的命题会有这样的错误。以色列的民族仪式是围绕在马萨达围城这个事件而建立的，而不是从可以用历史来加以检验的爱国传说（这是以色列学童及去观光的外国人所学的东西）来建立的，因此，民族仪式反而不会被那些专门研究罗马时代巴勒斯坦史的历史学家所怀疑。除此之外，即使在证据缺乏、有误、冲突或有限时，我们仍然无法令人信服地反驳一个让人高度怀疑的命题。证据可以下定论，不论别人怎么反对，它可以证明纳粹的确对犹太人进行了种族屠杀，不过［虽然没有一个历史学家真的会怀疑希特勒是否真的想要“最终解决”（Final Solution）］这还不能证明希特勒的确下过这样的命令。除非我们知道希特勒的操作模式，譬如说，他不会下任何的书面命令，所以我们才找不到证据。因此，就算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反驳福里松（M.Faurisson）的论点，也不能在没有详细论证的状况下就否认了戴维·欧文（David Irving）所提供的例子（虽然有许多专家都会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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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限制历史学家作为神话破坏者的原因更明显。在短期内，历史学家无法对抗那些相信历史神话的人，尤其是当这些人掌握权力的时候；在很多国家，尤其是那些新国家，这些人会加强对那些至今仍是最重要的中立历史信息渠道的控制，也就是学校。而且，别忘了，历史——主要是本国史——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印度历史学家对于印度教狂热分子的历史神话的批判，也许能说服他们学院里的同事，但却无法说服印度人民党的信徒。克罗地亚以及塞尔维亚的历史学家抗拒民族主义的神话入侵到历史学的领域中来，但是他们的影响力不大，因为散布于各地的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他们只接受民族主义的神话而完全无视历史批判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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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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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限制并不会减损历史学家对于大众的责任感。这是因为（第一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历史学家乃是原始数据的主要制造者（之前已有提过），而这些原始数据却又可以转变成宣传品或神话。我们必须对此有所警觉，特别是在保存过去的其他方式都消失的时候——口耳相传的传统，家族的记忆，每一件事都得靠代代之间沟通的有效与否，而这种方式到了现代社会已经解体了。无论如何，大集体的、国家的或其他的历史，已经不仰赖民众的记忆了，而是仰赖历史学家、编年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所写的过去，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学校教科书；仰赖老师用教科书来对学生传授；仰赖作家、电影或电视制作人及录像带制作人来传达这些资料。即便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也是从丹麦编年历史学家萨克索·格拉玛提库斯（Saxo Grammaticus）[14]的作品中加以增删并引申而成的。历史学家应该永远记住这一点。我们在我们的领域中所耕耘收成的东西，最后可能成为人民的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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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与政治及意识形态的无法分割——正如克罗齐（Croce）[15]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造成了历史的误用。历史学家不该也不能脱离自己的研究主题，而以为自己可以当个客观的旁观者，并且只用单纯的因果律来分析。我们全都置身于现在的时空里，就算我们所做的事可以远离群众的热情也一样，如编辑古代文本。我们许多人就像《史学评论》的创立者一样，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对他人有用。所以，我们容易因为这个目的而做某种解释。我们也因此容易避开不合于这个目的的主题。对于痛恨共产主义的人而言，他们很有可能研究前苏联强制人民劳动的问题，但对于支持共产主义的人就不太会这么做。我们在看到不利的资料的时候——如果我们刚好发现到它的话——很有可能保持沉默，不过这样的确是有违学术良知。毕竟，“隐瞒事实”（suppressio veri）跟“虚伪暗示”（suggestio falsi）之间的差别并不大。只要我们还是历史学家，我们就不能放弃我们专业的标准。我们不能说那些我们认为不真实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与那些在这个地方不够严谨的论述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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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危险的其实并不是说谎，因为说谎绝对禁不起其他历史学家的检验，不过这只局限在自由的学术共同体中，至于那些有政治压力或权威的共同体则反而保障了说谎者，即便是在一些立宪的国家也一样。最危险的问题其实是将某一群人的历史——历史学家自己的历史，受自己的出身与偶然的限制——完全孤立于整个外在脉络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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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内在以及外在的巨大压力逼迫着人如此行事。我们的热情以及兴趣驱使着我们走上这条道路。例如，每个犹太人，不管他或她的职业是什么，都会直觉地接受这样的问题，因为这是几个世纪的威胁下，犹太人这个小族群面对外在世界的一种方式：“这对犹太人好吗？这对犹太人是不是有害？”在受到歧视与杀害的年代里，这些问题无疑为我们这个散布各地的族群，提供了个人行为与群体行为的指导——虽然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对于一个犹太历史学家来说，却绝不能依此行事，即便他写的是自己民族的历史也一样。即使是研究小历史的历史学家，也应该追求普遍性，这并不只是忠于史学理想的问题，而是因为不如此，我们就无法了解人类的历史，当然也就无法了解人类历史中任何一个特定的小环节。这是因为人类各个群体的历史，都只是更大更复杂世界的一部分。一个只为犹太人设计的历史（或非裔美国人，或希腊人，或女人，或无产阶级，或同性恋者）不会是个好历史，它只能对于写这种历史的人产生自我安慰的作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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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从这个世界到20世纪末为止的大部分状况来看，坏历史并不是完全无害的，它是危险的。从明显无害的键盘所打出来的字句，其实可能是死亡的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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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莫诺（G.Monod）及法涅（G.Fagniez），《序言》，《史学评论》第1卷第1期（1876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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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詹姆斯·麦克弗森（1736~1796），苏格兰人。他翻译了许多“盖尔人”（Gaelic）的史诗，实则他本人对盖尔文不熟悉，而且也并没有盖尔史诗的数据，所谓“翻译”，其实是他自己的创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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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都灵裹尸布：相传是耶稣的裹尸布。不过科学检验的结果并不一致，一派主张介于1260到1390年间，另一派甚至认为是在公元8世纪前。由于布料之上沾染了太多成分，因此难有定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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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史密斯（Michael Smith），《后现代主义、都市民族学及民族认同的新社会空间》（Postmodernism,Urban Ethnography,and the New Social Space o Ethnic Identity），《理论与社会》（Theory and Society），21期（1992年8月），第4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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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斯蒂芬·泰勒（Stephen A.Tyler），《不可言传》（The Unspeakable，麦迪逊，1987），第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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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斯蒂芬·泰勒，《后现代民族学：从研究神秘的文献到神秘文献》（Post-Modern Ethnography：From Document of the Occult to Occult Document），收入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与马库斯编的《书写文化：民族学的诗学与政治学》（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纽约，1986），第126、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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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史密斯，《后现代主义》，第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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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阿克拉：加纳的首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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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莫诺与法涅，《序言》，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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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罗米拉·撒帕尔（Romila Thapar），《宗教社群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Religious Communities），《研讨会》（Seminar）第365期（1990年1月），第27~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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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修订版，伦敦，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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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斯科普里：马其顿首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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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萨罗尼卡：现属希腊。——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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