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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我七岁开始观察鸟类，我的职业是生物学家，在过去40年里，我一直在研究新几内亚热带雨林的鸟类。我喜欢鸟类，喜欢观察它们，也喜欢呆在雨林，同时我也热爱其他动植物和它们的栖息地。我一直在积极地保护新几内亚等地物种和自然环境，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我担任了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国分部主任的职务，这个基金会是全球最大的环境保护组织，关注全世界的环境。我所有的这些活动引来了非环境保护主义者们的批评，他们说我“制造恐惧”，还说“戴蒙德宣传世界末日”、“夸大其词”、“将濒临绝种的紫色马先蒿放在人类需要之前”。虽然我热爱新几内亚的鸟类，但我更爱我的妻儿、朋友和新几内亚等地的人们，我关心环境问题是因为我认为这些问题对人类的影响大于对鸟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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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我对大企业很感兴趣，与它们都有接触和往来。这些社会力量往往因为利用环境资源而被视为反环保。我年轻时曾在蒙大拿的大牧场打工，现在我还常常带妻儿去那个牧场消夏。有年夏天，我还在蒙大拿和一群铜矿矿工一起工作。我喜爱蒙大拿和牧场的朋友们，我了解、羡慕并且欣赏他们的农业企业与生活方式，这本书也是献给他们的。近年来，我有了更多机会可以观察和进一步了解在采矿、伐木、捕鱼、石油、天然气等产业运作的大企业。过去七年来，我一直在关注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项目对当地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当地石油公司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对环境进行独立的评估。我经常被邀请到这些企业里，多次与他们的经理和员工交谈，所以也清楚他们的观点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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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企业的这层关系使我能够近距离地了解他们造成的环境破坏，也清楚地看到大企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采取了甚至比国家公园更为严厉且更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我对不同公司采用不同环境保护措施的原因很感兴趣，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动机促使他们采取不同的做法。我与这些大石油公司的联系又招来一些环保主义者的谴责，他们说“戴蒙德已经把自己卖给大企业了”、“他与大企业同床共枕”，或是“他已沦为石油公司的娼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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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从没有被大企业收买，尽管作为他们的座上宾，我对自己亲眼所见的一直实话实说。当我在一些地方看到石油和伐木公司破坏环境时，我会直言不讳；如果看到这些公司小心翼翼地保护环境，我也会如实报导。我的观点是，环保主义者如果不愿意同能够影响现代世界的大企业接触，他们就无法解决今日世界的环境问题。因此，撰写本书时，我采用了中间派的观点，同时考虑了环境问题和商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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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比较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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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科学地”研究人类社会的崩溃呢？科学通常被误解为“通过多次实验室可控实验后所取得的知识”。事实上，科学的领域要更为宽广：通过取得可靠的知识来了解世界。在某些领域，如化学和分子生物学，通过在实验室进行可控实验来取得知识不但是可行而且也是最为可靠的方法。我所受过的正规训练是实验生物学和生物化学，我本科念的是生物化学，博士研究领域是生理学。从1955年到2002年，我先后在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从事实验生理学的实验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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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起，我开始在新几内亚雨林研究鸟类，我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可以不通过多次可控实验来获得可靠的知识，这种实验无法在实验室也无法在户外进行。无论是从伦理道德或是法律角度来看，这种实验都是不可行的，也无法操作。因为我们无法通过实验，在一个地方消灭或是控制鸟类数量，而在另一个地方进行不受控实验，从而来比较它们的数目。因此，我不得不使用其他的研究方法。这样的问题不仅出现在物种生物学的许多领域，其他学科如天文学、流行病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等也同样面临着类似的方法论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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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的解决方法是根据感兴趣的变量的变化来比较自然状况，这也被称为“比较方法”或“自然研究”法。比如在研究鸟类时，我很想知道新几内亚一种棕眉吸蜜鸟对其他吸蜜鸟群体的影响，山上几个类似的鸟群中有一个群体支持吸蜜鸟，而另一个群体则不支持吸蜜鸟，于是我就通过对它们进行比较来了解差异。在我的两本书《第三种大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和《性趣探秘：人类的性进化》中，我对不同的动物物种，特别是灵长类动物进行比较。目的是为了了解为什么女性会有绝经期和排卵无明显征兆等现象（其他雌性动物则没有），何以男性的阴茎相对较大（从动物的标准来看），以及人类性行为为什么通常比较隐蔽（相形之下，其他所有的动物几乎都是公开性交）这些问题。已经有许多科学文献指出比较研究法具有明显陷阱和如何避免这些陷阱的方法。在基于历史的科学学科（如演化生物学和历史地质学）所进行的实验中，当人们没有选择，也无法通过实验来操纵过去，惟一的方法就是放弃实验室从事自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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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采用了比较研究法来了解由环境问题导致的人类社会崩溃。我的前一本书——《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便是通过比较研究法来解释一个与崩溃相反的问题：为什么在过去的13000年里，不同的人类社会在大陆上奠定基业的速度有所不同？而本书的侧重点在于探讨人类社会的崩溃，研究的方法是通过比较古今社会间的异同，如环境的脆弱性、邦交、政治制度的差异，及其他影响社会安定因素的可“输入”变量的不同之处。我讨论的“输出”变量则是崩溃、生存及崩溃的方式。通过探讨不同输入变量与输出变量之间的关联，我试图发现不同的输入变量对社会崩溃可能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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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太平洋群岛上因为滥伐森林而造成的社会崩溃便可以运用严谨、全面和量化的比较研究法来分析。史前太平洋群岛上的居民对树木进行不同程度的砍伐，重者则导致森林消失，那些社会有的延续下来，有的分崩离析，岛民无一幸免。我和同事巴利·罗雷德对太平洋81个岛屿进行调研，通过在数量上评级来研究岛上森林退化的程度。我们对九个输入自变量（例如降雨量、隔离度、土壤养分的可恢复性）分了等级，以此来了解它们对森林退化这一因变量的影响。经过统计分析，我们得以计算出单一变量对于森林退化的相对贡献率。另外一例比较研究用于北大西洋，中世纪时期，来自挪威的维京人在那里建立了6个岛屿或大陆殖民地。这些殖民地的土地适合耕作的程度有异，与挪威进行贸易的难易程度亦有所不同，再加上其他输入变量后差异更大。它们最终的结果也是不同的，有的很快就废弃了，有的历时500年后无人生还，也有的1200年后依然兴盛。除上述例子之外，比较法还能对世界不同地区的人类社会做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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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比较研究是建立在我对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对个别社会详尽研究的基础之上，将资料耐心地搜集整理而成。文末列出了有关古代马雅和阿纳萨兹文明、近代卢旺达、中国以及诸多我所比较过的过去和现代社会的参考文献。这些个别社会的研究都是我撰写本书时不可缺少的数据库。因为对单一社会的研究往往有所局限，本书的结果是通过进一步比较多个社会得来的。比如，为了解马雅的崩溃，我们不但要对马雅的历史和环境有所认识，而且必须把马雅放到一个大框架中去观察，从而了解为什么某些社会崩溃了而其他则依然如故，再通过对比这些社会与马雅的异同来进行分析，这就是比较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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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一再说明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的重要性，是因为习惯于某种研究方法的学者往往会贬低其他的研究方法。专业研究单个社会的历史学家亦容易对比较研究嗤之以鼻；而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往往认为对单个社会的研究不但缺乏远见，更对其他社会的了解非常有限。然而，如果我们要得到可靠的知识，我们就必须使用这两种方法。特别是当我们对单一社会的研究结果缺乏广泛性，而又无法完全确信对某一社会崩溃所作的解释时，我们只有通过对多个命运不同的社会进行比较研究，才能有充足证据来推导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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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本书综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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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谈一下这本书的结构，以便读者对下面的章节有个初步的认识。本书就像活吞了两头羊的巨蟒，这两头羊指的是我探讨的现代社会和过去社会。我会把重点放在对一个社会的分析上，然后对其他四个社会做简要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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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第一头羊开始说起。第一部分包括篇幅较长的第一章，讨论我的朋友赫许基一家（本书就是献给这些朋友）的农场所在的蒙大拿州西南部面临的环境问题。蒙大拿具有位于第一世界的优势，虽然有环境和人口问题，但比起第一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还算比较轻微。最重要的是我熟识许多蒙大拿人，可以从个人与社会政策间的冲突着手进行研究。从蒙大拿这个非常熟悉的视角开始，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联想到遥远的过去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奇异之事，去猜测人们的行为是受何种动机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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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开始是四个较短的章节，其中包括对过去已经崩溃的社会的描述，根据我在上文所提出的五点框架，一一加以论述。我着重讨论的社会大多数都很小，地理位置偏僻，有些疆界有限，有些则完全孤立或是生态环境脆弱。为了避免读者的误解，这些社会模式虽然与人们所熟悉的大型现代社会大相径庭，但我选择它们的原因在于这样的小型社会，崩溃的过程会表现得更为迅速，而结果往往更为极端，所以这些社会成为很好的讨论例子。而地处中央、与邻邦有贸易往来、环境良好的社会过去没有崩溃并不意味着今天也不会崩溃。在我详细讨论的社会中，如马雅文明，身居欧洲人到来前的新大陆，位于两大最高级的文明地区之中，与邻邦有贸易往来，也深受该地区其他高级文明的影响。在本书的补充阅读章节，基于第九章，简明扼要地归纳了一些与马雅命运相似的过去文明，如肥沃的新月地区、吴哥窟、印度河流域哈拉帕等，他们在严重受到生态环境的影响后，逐渐走向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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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一个来自过去社会的研究案例是复活节岛（第二章），这是一个接近“纯粹”的生态崩溃，在这个案例中，赤裸裸的森林消亡导致战争爆发，精英阶层被打倒，著名的石像也被推翻在地，无数人口逐一死去。据我们所知，复活节岛上的波利尼西亚社会从建立初期便孤绝遗世，所以发展轨迹不受敌人或朋友的影响。我们也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复活节岛气候变化的相关资料，也许在以后的研究中会有人涉及。我和罗雷德的比较研究法帮助我们了解为何在太平洋群岛中，复活节岛会遭受如此大的变故，引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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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凯恩岛和汉德森岛（第三章）也曾被波利尼西亚人所占领，它们可作为五点框架中第四点的绝佳例子：失去友邦的支持。皮特凯恩岛和汉德森岛本身都有环境破坏问题，但由于其重要的贸易伙伴遭到生态毁灭，它们也因此遭到沉重打击。根据目前的资料来看，它们都不曾受敌邻和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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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树木年轮能详细记载气候情况，美国西南部的阿纳萨兹印第安社会（第四章）被认为其消亡主要与环境破坏、人口增长和气候变化（即干旱）等因素相互作用有关。此案例不存在友邦或敌邻，也没有战争因素（除了最后的战乱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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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及人类社会崩溃的著作中，没有一本书可以完全避开最辉煌的美洲印第安人文明，即马雅文明（第五章），丛林掩盖了它的传奇与神秘。如阿纳萨兹社会一样，马雅的陨落主要归咎于生态环境破坏、人口增长和气候变化等因素，与友邦失势无关。但是与阿纳萨兹的消亡不同的是，马雅在建城之初，就受到恶邻的威胁。在从第二章到第五章探讨的人类社会中，只有马雅留下可被解读的文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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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陵兰的维京人（第六章到第八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复杂的史前社会崩溃的案例，我们对此拥有大量的资料（因为它所处的欧洲社会已有成熟的文字），因此本书不吝篇幅对它进行深入探讨。格陵兰的维京社会是巨蟒肚中的第二头羊。这个社会的消亡与五点框架全部相关：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气候变化、失去与友邦挪威的联系，与因纽特人的敌对关系激化，以及该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因素。格陵兰是人类社会崩溃研究中最接近可控实验的例子：两个社会（维京人和因纽特人）生活在同一个岛屿，但相互间文化差异悬殊，由此导致一个社会走向消亡，而另一个则生存下来。因此格陵兰的历史透露出一个讯息，即哪怕在严峻的环境中，崩溃也不一定是必然的，这取决于社会自身的选择。维京人在格陵兰建立的人类社会与他们在北大西洋其他五个地方建立的社会群体相比，能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什么在奥克尼群岛的维京人能繁荣兴盛。而冰岛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那里的维京人克服了脆弱的环境，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程度极高的富裕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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