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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鲁谷房价高涨，对于在此工作的居民而言，房子显然成了一个大问题。很多人买不起房子，只好住在移动房屋或是休旅车里，要不就是跟父母住一起。哪怕同时打两三份工，日子依旧拮据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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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的经济现实自然而然地将世代居住在此的本地人和刚来定居的外地人之间产生对立情绪。对于那些有钱的外地人而言，蒙大拿的房子不过是他们第二个、第三个，甚至是第四个家（他们在旧金山、棕榈泉和佛罗里达还有房产），每年只不过来这里度假而已，钓鱼、狩猎、打高尔夫球或者滑雪。本地人无不抱怨汉密尔顿机场上空天天喧闹嘈杂，有钱人坐私人喷气式飞机从旧金山来到他们的第四个家——斯多克农场，打上几小时的高尔夫球，当天又飞回去了。当初这里许多大农场出售的时候，本地人很想买下来但又负担不起，不过他们还是可以在那里钓鱼或打猎的。但是自打外州的新主人进驻以后，农场变成新主人和他们有钱的朋友玩乐的场所，本地人不得入内。由于价值观的冲突和期望值的落差，本地居民和外来新居民之间的误会也日益严重，例如新居民希望麋鹿能够下山来到牧场，用于观赏或是捕猎，但本地人却不希望麋鹿下山来吃他们的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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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从其他州来蒙大拿买房子的有钱人，会很注意自己在蒙大拿的居住时间不超过180天，以避免向蒙大拿州政府上缴收入所得税，用来支持地方政府和学校。有个蒙大拿本地人对我说：“那些外地人和我们想的不一样，他们追求的是隐私和昂贵的隔离，并没有打算融入本地社区，除了带外地朋友来这里的酒吧见识一下乡村生活和古怪的乡下人。这些外州人只不过喜欢野生动物、钓鱼、打猎和欣赏美景而已，对蒙大拿当地的社区活动丝毫不感兴趣。”或者就像埃米尔·俄哈德所说的：“这些外州人的态度是，‘我来这里只是为了骑骑马，看看山景，钓钓鱼。不要拿那些我避之不及的事物来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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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外州人也还是带来一些好处，埃米尔·俄哈德补充道：“斯多克农场提供高薪的就业机会，上缴高额的房产税，花钱雇用保安，不会对当地社区或地方政府要求太多。而且斯多克农场的人从来不在酒吧打架，闹到要警察出面；房主的子女也不会在本地上学。”约翰·库克承认道，“如果查尔斯·施瓦布没有买下这么多土地，现在这里就不会有野生动物和广袤的绿地，而是被房地产开发商划分成一块一块的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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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的外州人被蒙大拿的美景吸引而来，有些人不但爱护自己的土地，更是成为捍卫环境的领导人，并参与土地规划。例如过去七年来，我在汉密尔顿南边比特鲁谷河畔租的度假别墅，其房产所有人是名为泰勒野生动物保护区的私人机构。奥托·泰勒是个有钱的加州人，喜欢来蒙大拿钓鳟鱼。有一天，他愤怒地看到有人把大量的建筑废土倒入伽拉汀河他喜欢的鱼潭里。到了20世纪50年代，他又发现伐木公司大面积砍伐森林，进一步危及他挚爱的溪流，破坏水质。于是从1984年起，奥托开始陆续买进比特鲁谷河畔的土地，将其整合成一个私人的野生动物保护机构，不过他还是让当地人继续和以前一样来这里打猎和钓鱼，最后他甚至把土地的使用权捐献给一个名为蒙大拿土地信托的非营利机构，以确保土地可以永久经营，维护优良的环境质量。如果不是奥托·泰勒这个有钱的加州人买下这1600英亩的土地，恐怕它们早已经被划分得支离破碎，成为一小块一小块的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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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人源源不断地涌进来，使得土地价格和房产税不断上涨，蒙大拿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大多很穷，因此他们对政府和税收的态度趋于保守（详见下文），这让依赖于税收作为经费的蒙大拿学校陷入困境。由于拉法利郡工商业地产不发达，房产税的主要来源是居住用住宅房产税，随着土地升值，这类赋税也跟着增加。对本地人和不那么富裕的外地人而言，生活已经相当拮据，而房产税哪怕只增加一点，也是沉重的负担。难怪他们投票反对发行教育债券，也不同意地方政府为了筹集教育经费增加房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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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是，公立学校的教育经费占了拉法利郡地方政府支出的三分之二。而在美国西部24个位于乡村的郡中，教育经费占个人收入的比例排名，拉法利郡居于末位，更何况拉法利郡的个人收入已经很低。此外，整个蒙大拿州的教育经费相对偏低，而拉法利郡更低。因此拉法利郡的学校大多非常节约，把支出降到最低，以达到州政府的最低要求为原则。蒙大拿教师的平均薪水为全美最低，对拉法利郡的教师来说，少得可怜的薪水加上土地价格飞涨，这使他们很难买得起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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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在蒙大拿出生的孩子，长大后纷纷离开家乡，有人是因为不喜欢蒙大拿的生活方式，还有些人虽然喜欢，但在本地却很难找到工作。例如斯蒂夫·鲍威尔发现从汉密尔顿高中毕业后，他的同学们有70％先后都离开了比特鲁谷。我那些选择留在比特鲁谷的朋友，每每谈到孩子的留走问题，毫无例外都是满腹辛酸。比约格家八个孩子和埃利尔家八个孩子中的六个都离开蒙大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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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借用埃米尔·俄哈德的话：“我们比特鲁谷向外输出孩子。由于电视等外界的影响，让我们的孩子知道谷外的世界有多精彩，而谷内的生活有多无奈。外地人把孩子带到这里，想让他们在大自然中成长，但他们的孩子却不稀罕。”我想起自己两个儿子，他们只喜欢暑假来蒙大拿钓两礼拜的鱼，其他时间更愿意呆在洛杉矶过城市生活。有一次他们从汉密尔顿一家快餐店出来，吃惊地发现当地供青少年娱乐的场所少之又少。汉密尔顿总共只有两家电影院，最近的购物中心则在50英里外的密苏拉。同样的，汉密尔顿的青少年去蒙大拿以外的地方旅游，看到许多家乡没有的东西，也是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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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对政府管制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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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大拿人和许多美国西部乡村的居民一样，对政府的管制持保留或怀疑的态度。这种态度的形成有历史渊源：早期来到此地的拓荒者人口稀少，又远离中央政府，故而凡事必须自给自足，无法期待政府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无论是地理上还是心理上，蒙大拿人与位于华盛顿的联邦政府均存在隔阂，不愿意受他们指使。（不过他们对于联邦政府下拨的经费倒很乐意接受。蒙大拿每上缴给华盛顿1美元，华盛顿就会下拨1.5美元。）在蒙大拿人看来，联邦政府的官员大多是城里人，不会了解蒙大拿的情况。而站在联邦政府官员的角度来看则是，蒙大拿的环境是所有美国人的财产，不应仅供蒙大拿人独自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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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从蒙大拿的标准来看，比特鲁谷也可算得上极端保守和反政府。这可能是由于早期在比特鲁谷的拓荒者来自联邦的各个州，而且在洛杉矶发生种族暴动之后，不少右翼保守派人士从洛杉矶搬到蒙大拿。正如克里斯·米勒所言：“本地的自由党和民主党人士每次看到选举结果都会同声痛哭，因为结果是如此之保守。”在比特鲁谷，激进的右翼保守派人士都是国民自卫队的成员，这个组织是由当地的一些拥有土地的人组成，配有武器和弹药，拒绝纳税，禁止别人踏上他们的土地。谷地有些居民尚可忍耐这些人的行径，而有些人则觉得忍无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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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态度的后果之一就是比特鲁谷人反对政府在此进行土地划分或规划。土地所有人认为自己有权对私有财产作任何想做的事。因此，拉法利郡至今没有建筑规范，也没有郡级范围的土地划分。除了有些选民自愿在两个镇子郊外的地区进行土地划分，其他地方在土地使用上完全没有任何限制。例如有一次我带十几岁的儿子约书亚在比特鲁谷度假，他在报纸上看到汉密尔顿电影院正在上演他想看的电影。于是我打听了电影院的位置，开车带他去。结果到那里才发现这个新建的电影院竟然矗立在农田当中，与之相邻的还有一座大型的生物科技实验室。这里没有任何法律条例用以限制农地用途的变更。但在美国其他地方，由于大众担心农地越来越少，当地政府就会出台土地划分规范来限制或禁止农地变更为商业用地。选民们要是看到人头攒动的电影院紧挨着敏感的生物科技实验室，肯定会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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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蒙大拿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最重视的两种态度正好针锋相对：一边是主张个人权利、反对政府管制；另一边则是以生活质量为傲。每次和蒙大拿人谈及他们的未来，我发现每个人都会把“生活质量”一词挂在嘴边，这折射出他们非常享受每一天的生活。而像我这样来自外地的游客，只要每年能在这里待上一至两个星期已经觉得是一种恩赐了。“生活质量”一词也反映出蒙大拿人对老一辈人留下来的传统生活方式感到骄傲，愿意生活在地广人稀之处，过着人人平等的生活。埃米尔·俄哈德告诉我：“比特鲁谷人希望过着安静的田园生活。这里人口不多，各自情况也大同小异，生活虽然清贫，但足以自傲。”或者就像斯坦·福柯所说的：“以前在比特鲁谷开车，每次看到对面有车过来，你就会跟人家挥手打招呼，因为在这里每个人都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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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土地用途不受限制，来蒙大拿定居的人络绎不绝，再加上蒙大拿向来都反对政府管制，致使当地美丽的自然环境和引以为傲的生活质量遭到破坏。斯蒂夫·鲍威尔的这段话可算是最好的解释：“我告诉我的地产经纪人和从事土地开发的朋友，‘你们必须保护好这里的美丽景观、野生动物和农地。’正是它们创造了土地的价值。土地规划实施得越晚，景观遭受破坏的程度就越大。对于整个当地社区来说，未开发的土地价值很高，是吸引人们前来定居的‘生活质量’的重要部分。然而，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之下，曾经反政府的那批人也开始担心人口增长问题。他们表示，由于心仪的景点现在变得人满为患，因此开始赞同管制。”1993年，斯蒂夫·鲍威尔在拉法利郡担任委员时，曾召开公共会议，开始讨论关于土地用途的规划，并鼓励大众都来思考这一问题。然而顽固的民间武装组织闯入会场，公然用武器威胁其他居民。斯蒂夫也因此在后来的选举中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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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大拿本地人对政府规划的抗拒和该郡对政府规划的实际需要，这两者间的冲突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目前尚未明了。再次借用斯蒂夫·鲍威尔的话：“这里的人们希望能保持比特鲁谷的乡村风貌，但不知道该如何保持才能在经济上存活下去。”兰德·林德伯和汉克·高兹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一方面坚持那些当初吸引我们来到蒙大拿的美景，而另一方面则对付不可避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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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瑞克·赖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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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讨论至此，大都是我自己的言论。现在用我四个蒙大拿朋友的话来讲一讲他们眼中的蒙大拿以及蒙大拿的未来。瑞克·赖柏新近才搬到蒙大拿，现在是蒙大拿州的议员；赤柏·皮格曼是本地人，一个土地开发商；提姆·哈尔斯是本地的奶农；约翰·库克是新居民，一个钓鱼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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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瑞克·赖柏的故事：我在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出生、长大，在当地经营一家生产木制货架的工厂。我和妻子法兰奇工作都很拼命。一天，法兰奇对我说：“你一天工作10到12个小时，一礼拜天天都在工作，太过勤苦。”于是我们决定半退休，开着车在西部行驶了4600英里，寻找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1993年，我们来到比特鲁谷，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买了第一栋房子，次年又搬到胜利镇附近的牧场。我妻子在牧场养埃及阿拉伯马，我则每月回加州视察自己工厂的经营情况。我们有五个孩子，老大很想搬到蒙大拿来，帮我们打理牧场。其他四个孩子则不了解蒙大拿的生活质量，不知道当地人都很和善，也不理解为何爸妈要搬到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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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每月回加州待个四天就想逃回来，觉得“那里的人就像关在笼子里的老鼠！”法兰奇每年则只回加州两次去看望孙子而已。为什么我会那么讨厌加州？举个例子，最近我回去开会，由于空余时间不多，所以只能在街上小逛。我发现对面走过来的人都低垂着眼睛，避免和我目光接触。在加州，我对陌生人道早安，对方会大吃一惊。但是在比特鲁谷，不相识的人迎面遇见，也会有眼神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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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我从政的原因，一直以来我都对政治有很多见解。我们这一区的国会议员不想再连任，于是建议我竞选。为了说服我，他和我妻子都煞费苦心。为何最后我会同意出来竞选呢？我想是出于“回馈”的心情。我觉得上天待我不薄，因此希望能借一己之力让当地居民生活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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