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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学家在格陵兰的维京遗址没有找到多少鱼骨，而他们来自挪威和冰岛的先民大多为渔民，也爱吃鱼。在格陵兰的维京遗址挖掘出的鱼骨不到全部骨头的0.1％，而在同时期的冰岛、挪威北部和设得兰岛，这一比例为50％至95％。考古学家托马斯·麦戈文在瓦纳弗非农场的垃圾堆遗址中一共才发现3根鱼骨，而这个农场紧挨着游鱼穿梭的湖泊。另一个考古学家乔治·尼雅德在名为ö34的维京农场垃圾堆遗址发现了35000根骨头，而鱼骨只有2根。甚至在鱼骨发现最多的格斯遗址也只有166根，占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头数的0.7％，而这些鱼骨中有26根来自同一条鳕鱼的尾部。细数起来，即使是一种鸟类（如雷鸟）的骨头数就已经是全部鱼骨的3倍，哺乳动物的骨头更是鱼骨的14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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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陵兰鱼类丰富，咸水鱼（特别是鳕鱼）更是今日格陵兰最大的出口商品，但为何出土的鱼骨却少之又少呢？鳟鱼和三文鱼在格陵兰的河流和湖泊中随处可见，我在巴拉塔利德青年旅馆入住的第一晚，和一个丹麦来的旅客共用厨房。她烧了2条鲑鱼，每一条都有2磅重，20英寸长。这2条鱼很可能是她在小池塘徒手抓上来的。维京人肯定比她更内行，他们既然能用网抓海豹，当然也知道如何抓鱼。哪怕维京人不想吃这些轻而易举得到的鱼，也可以拿它喂狗，这样还能给自己省下一些海豹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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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在格陵兰进行挖掘工作的考古学家，起初都不相信格陵兰的维京人不吃鱼。他们猜测那些鱼骨可能是被藏起来了；或者是住在岸边数英尺内的维京人才吃鱼，其遗址由于地层下陷已进入水下；要么就是把鱼骨拿去做肥料、燃料，或是碾碎喂牛；还有可能就是维京人的狗把他们吃剩的鱼骨叼走了，然后埋在现代考古学家找不到的地方。难道维京人肉类过多，所以不屑吃鱼？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又何必为了那一点骨髓而敲碎骨头呢？要么就是所有的小鱼已经在地下腐烂分解？但这又说不过去，因为格陵兰贝冢的保存条件相当好，羊身上的虱子和羊粪也被保存下来。事实上，在冰岛和挪威发现的维京人遗址或是格陵兰岛上的因纽特人遗址中，都挖掘出大量的鱼骨。这一铁打的事实击破了上述种种理由。此外，在格陵兰的维京人遗址中几乎没有发现任何鱼钩、钓线或渔网的沉子等，而这些东西在其他的维京人遗址中都属于常见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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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情愿相信是禁忌的缘故。尽管格陵兰的维京人来自食鱼社会，但他们后来可能有了不吃鱼的禁忌。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食物禁忌，禁忌比例最高的就是肉和鱼。食物禁忌也是每个社会与众不同的特性之一：一些人的美味佳肴可能让另一些人难以下咽。如法国人吃蜗牛、青蛙和马肉，新几内亚人吃老鼠、蜘蛛和幼甲虫，墨西哥人吃山羊，波利尼西亚人吃海里的环节蠕虫。如果你敢吃的话，所有这些都既美味又营养，但多数美国人都对它们敬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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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和肉成为禁忌食物的根本原因可能是这类食物比起植物性食物更容易滋生细菌和寄生虫，造成食物中毒或寄生虫病。特别是冰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居民会用细菌发酵法腌制臭咸鱼（非斯堪的纳维亚居民将其形容为“腐烂的”），他们所用的细菌包括致命的肉毒杆菌。我这辈子得过的最严重的病是吃小虾引起的食物中毒，比疟疾还难受。小虾是从英国剑桥的菜市场上买来的，不够新鲜，我吃后在床上躺了好几天，上吐下泻，浑身酸痛，头痛欲裂。这一经历为我提供了一个灵感：红发埃里克最初抵达格陵兰时，可能也因吃鱼导致食物中毒，康复后他就不断跟人大讲鱼的坏处，叫人们不要像那些肮脏的冰岛人和挪威人那样饥不择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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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整合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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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格陵兰放牧条件不理想，这意味着维京人必须发展出复杂的整合经济，才能生存下来。这种整合包括时间和空间：不同季节从事不同的活动，不同农场生产不同的作物，然后相互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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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季节安排，让我们先从春天说起。五月底、六月初是猎杀海豹的最好时节，从远方迁徙而来的琴海豹和冠海豹成群结队地出现在峡湾外的海岸附近，而常年在此居住的环斑海豹也来到岸边产子，因此很容易被捕获；六月到八月是农忙季节，维京人将牲畜赶到牧场，然后又忙着挤奶，制成可储存的乳制品。还有一些人划船前往拉布拉多砍伐木材，也有一部分人去北方猎捕海象。来自冰岛或欧洲的贸易货船也在这一时期抵达格陵兰岛；在八月到九月初，维京人们纷纷忙着收割牧草、晒干，然后将其储藏起来。一两个星期后，他们又得把牛牵回牛舍，还得把绵羊和山羊赶到羊棚附近；九月和十月是捕猎驯鹿的季节；而在十一月到次年四月这段时间，维京人通常都在看守牛舍和羊棚内的牲畜，同时织布、搭建或整修木头房舍、加工夏日狩猎获得的海象牙，还有就是祈祷当年贮存的乳制品和干肉足够冬季果腹，供牲畜吃的干草能够支撑到春暖花开时，而燃料也足够用来取暖和烹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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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季节安排外，格陵兰的经济整合也包括空间布局。因为即使是最富饶的农场，也无法在整年内做到自给自足。这种整合包括各地间物资运输，像峡湾内外、低地和高地农场、东西聚落，以及富裕和贫瘠的农场等。例如，最好的牧场位于峡湾内侧尽头的低地，而高地农场虽是猎杀驯鹿的最佳地点，但由于气候寒冷、生长季短，不适宜放牧。峡湾外侧深受盐雾和严寒之苦，难以发展农业，但却是猎捕海豹的天堂。如果遇上峡湾冰封或冰山阻隔，峡湾内的人就无法到峡湾外去。维京人为了解决这一空间问题，将海豹和海鸟从峡湾外运到峡湾内，将驯鹿从高地赶到低地农场。因此在地势最高的内陆农场的垃圾堆遗址中，挖掘出的海豹骨，肯定是从峡湾口运输几十英里送到内陆。在位于内陆偏远地区的瓦纳弗非农场，考古学家们从垃圾堆遗址中挖掘出的海豹骨骸与绵羊、山羊骨骸一样常见。反之，在低地地区，从那些富裕的大农场遗址挖掘出驯鹿骨骸甚至比高地农场还要多，而那些驯鹿是在高地捕猎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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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聚落位于东聚落以北300英里处，每英亩牧场生产的干草仅为东聚落的三分之一。但是，西聚落比较靠近捕猎海象和北极熊的地方，而它们又是格陵兰输往欧洲的主要商品。在东聚落大部分考古遗址中，都可发现海象牙，这证明冬季海象牙在这里被加工处理，然后送至加达牧场等位于东聚落的大型牧场与欧洲人交易。因此，虽然西聚落的面积比东聚落小，但是在格陵兰维京人的经济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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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农场之间的经济整合也是必要的，因为干草产量和牧草生长最主要取决于两大重要因素：温度和日照长短。在夏季生长季节，气温变暖、日照时间变长，这意味着农场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牧草或干草，因此能够饲养更多的牲畜，夏季他们有丰美的牧草可食，冬季也有充足的干草。如果遇上好年头，峡湾内低地地区或向南日照充沛的农场就能生产大量的干草；而位于高地、峡湾外或日照不佳的小农场生产的干草产量则相对较低。如果遇上坏年头（寒冷多雾），各地的干草产量都非常低迷，富裕的农场还有一些剩余干草可勉强过冬，而贫穷的农场就捉襟见肘了。因此，那些穷农场不得不在秋天宰杀掉部分牲畜，以避免所有牲畜都在春天来临前活活饿死。贮存的乳制品要用来喂养小羊、小牛或自己的小孩，所以农民自己只能靠海豹或驯鹿肉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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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从维京人牛舍遗址的面积变化来判断农场的兴衰。加达农场曾是当时最好的农场，里面有两个大型牛舍，总共可容纳160头牛。规模次之的是巴拉塔利德和桑德斯农场，各自养了30到50头牛。而在穷农场内，狭小的牛舍只容得下几头牛，有的甚至只有一头牛。因此，如果遇到收成不好的年份，那些最好的农场会在春天出借几头牲畜给贫穷的农场，使它们在那里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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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格陵兰维京社会提倡相互依赖，共同分享。海豹和海鸟从沿海运往内地、驯鹿从高地运往低地、海象牙由北往南，富裕的农场也会出借牲畜给贫穷的农场。然而，格陵兰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虽然贫富之间互依互存，但穷人和富人的平均健康状况依然有区别，垃圾遗址中不同级别的动物骨骸足以反映出不同的饮食水平，其中牛级别最高，绵羊次之，山羊则最低。因此富有农场的饮食水平比贫穷农场高，东聚落的饮食水平比西聚落高。驯鹿骨骸和海豹骨骸在西聚落出现的频率远高于东聚落，这是因为西聚落的气候条件很难饲养牲畜，而且也靠近驯鹿的栖息地。在这两大野味中，驯鹿骨骸更常出现在富有的农场遗址（特别是加达农场），而生活在贫穷农场的农民则大多以海豹为食。当我在格陵兰的时候，受好奇心驱使尝过一口海豹肉，之后不想再吃第二口，因此我可以理解来自欧洲饮食背景的人们喜欢鹿肉胜过海豹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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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用一组实际数据来说明当时的食物情况。在西聚落一个叫做尼亚库萨特或W48的穷农场的垃圾堆中，考古学家发现当地人食用的海豹肉占肉类消费的85％，山羊肉只占6％，驯鹿肉为5％，绵羊肉为3％，而牛肉则只有1％（那会是多么稀罕的日子！）。与此同时，在西聚落最富有的桑德斯农场，驯鹿肉占肉类的32％，牛肉占17％，绵羊肉和山羊肉各占6％，剩下的39％才是海豹肉。最有口福的莫过于居住在东聚落的贵族精英，在红发埃里克的巴拉塔利德农场，牛肉消费比驯鹿肉和绵羊肉都要多，至于山羊肉则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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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两个鲜明的例子可用来说明即使是在一个农场，有权有势人士有美味佳肴可享用，而地位低下的人则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第一个例子是考古学家从加达牧场圣尼可拉斯教堂遗址的石板底下挖掘出一具男子骨骸，他手执主教权杖、戴戒指，这人很可能就是公元1189年到1209年间驻格陵兰的主教约翰·阿纳森·斯密瑞尔。在对骨头进行碳同位素分析研究后，考古学家们发现他生前吃的食物75％是牲畜的肉和乳制品（或许大都是牛肉和奶酪），只有25％为海产品（大部分是海豹）。那些埋葬在主教附近，地位级别也很高的同时代男女们，吃的海产品就相对较多（45％）。而对在东聚落遗址发现的骨骼进行碳同位素分析后，发现海产品占78％；在西聚落出土的骨骸中，还有高达81％的。第二个例子发生在桑德斯牧场（西聚落最富有的牧场），考古学家们发现在领主住宅外的垃圾堆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骸大都是驯鹿和牲畜骨头，没有多少海豹骨。然而在距离50码外的牛舍（这里不但是冬天用来饲养牲畜的地方，也是农场工人居住的地方）垃圾堆遗址挖掘出的动物骨头显示这些工人主要以海豹为食，很少能吃到驯鹿、牛或是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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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文所述，复杂的整合经济建立在饲养牲畜和捕猎陆地和海洋动物之上，缺一不可；唯有如此，格陵兰的维京人才能在这种环境条件下生存下去。也正由于此，这种脆弱的经济导致格陵兰维京人最终遭到灭绝。许多气候因素都可能给格陵兰带来饥荒：夏季短暂、寒冷、多雾；八月潮湿，不利于干草生产；冬季冰雪严酷，对于牲畜和驯鹿都是极大的生死考验，而漫长的冬季致使牲畜要消耗更多的干草；峡湾内有冰山阻隔，影响五六月份的海豹捕猎活动；海洋温度变化影响到鱼群的数量，进而使以鱼为食的海豹也受到牵连。此外，遥远的纽芬兰的气候变化也会使琴海豹和冠海豹的繁殖大受影响。上述诸多现象在现代格陵兰都有纪录。例如1966年至1967年冬季，格陵兰天寒地冻，风雪肆虐，22000头绵羊被活活冻死；1959年至1974年间，由于气候特别寒冷，迁徙而来的海豹数量只有以前的2％。即使在气候和暖的年份，西聚落的干草产量也很勉强，只要夏季温度下降一摄氏度，就有可能造成干草歉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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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偶尔一次由于夏季或冬季气候恶劣，导致牲畜数量大减，维京人还是可以承受，转而捕获大量的海豹和驯鹿。但如果遇上一连串的灾年，就会非常危险。夏季干草歉收，冬季冰雪严寒，没有足够的草秣喂养牲畜，再加上海豹数量大减，或者春天被阻挡在峡湾内，无法出来。下文我们将会了解到，这一严酷的现实曾降临在西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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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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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用五个形容词来描述格陵兰维京人社会的性格特征：群居、暴力、阶级分明、保守和欧洲中心论。这几点特征都源于古代冰岛和挪威社会，到了格陵兰后表现得更加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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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格陵兰的维京人大约有5000人，生活在250个农场，每个农场平均20人。整个社会主要由14个教堂以社区形式管理，平均每个教堂下辖20个农场。格陵兰的维京社会群居性很强，一个人不可能独自生存下去。一方面，无论是春季捕猎海豹、夏季北上狩猎、夏末割草晒干还是秋季猎鹿和建造房屋，都需要同一个农场和社区的居民齐心协力，共同合作，单靠个人很难或者不可能完成（想象一下一个人面对一大群野鹿或海豹，或者建教堂时要抬起一块4吨重的大石头）。从另一方面来看，合作对于农场，尤其是社区间的经济整合非常必要。因为在格陵兰，每个地方生产的东西各有不同，所以必须互通有无。我在上文提到过把在峡湾外捕捉到的海豹运送到峡湾内，在高地猎杀到的驯鹿肉运送到低地，或者富裕的农场将牲畜转给那些在严寒的冬季受灾的贫困农场。就像加达农场饲养的160头牛远远超过当地所需。格陵兰最昂贵的出口商品海象牙就是西部的居民北上狩猎得来后，由东西部的居民共同完成费时费力的加工工序，最后再出口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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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一个农场不仅意味着生存所需，也意味着社会身份。在东西部的居民点，每一块有用的土地都隶属于某一个农场或某一个社区，它们拥有土地资源的所有权，不仅包括牧场和干草，还有驯鹿、草皮、野莓，甚至是漂流木。因此一个格陵兰人不会单枪匹马去打猎。在冰岛，如果你丢了农场或者被所属农场驱逐，你可以去小岛、废弃的牧场或是内陆高地再择地发展。但在格陵兰，如果离开原来农场，真的是无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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