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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泽有个亲戚叫西蒙，人高马大，孔武有力。他说这种事情谈判已解决不了问题，于是纠集了朋友科本·索乔生和凯泰·尔卡夫生等人从西部前去兴师问罪。一个叫索科·索瑞生的老人出面为西蒙和埃以那调停。埃以那愿意拿出一些东西来补偿奥泽的死，其中包括祖先留下来的甲胄。西蒙对此不屑一顾，视其为垃圾。科本溜到埃以那身后，举起斧头向他的肩膀砍去，而此时埃以那的斧头已搁在西蒙的脑袋上。西蒙和埃以那一起倒地，埃以那叹道，“我早料到了。”埃以那养父母的儿子索德见状，一个箭步冲到科本跟前，拿斧头朝他的喉咙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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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埃以那和西蒙各自的手下人展开一场恶战，有个叫斯坦瑞姆的人叫大家一起住手，但双方都已失去理智，甚至还给斯坦瑞姆一剑。科本这边的人，克拉克、索瑞德、维格瓦特和西蒙都已毙命。埃以那这边，比约、索瑞林、索德、索芬尼和埃以那也都被杀死，再加上斯坦瑞姆也属于他们的人。还有许多人受了重伤。最后由一个头脑冷静的叫霍尔的农民主持了和谈会议。由于埃以那这边伤亡比较惨重，科本这边负责赔偿。尽管如此，埃以那的人对判决结果还是深感失望。科本其后去挪威将一头北极熊献给国王哈拉德·吉利，同时又大肆抱怨他在格陵兰所受的不公待遇。哈拉德国王认为他的故事一派胡言，拒绝给他赏赐。科本因此袭击国王，并使其负伤，然后坐船前往丹麦，不料途中失事死亡。这就是传说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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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格陵兰岛上的凶残暴力，有更为形象具体的证据。巴拉塔利德的教堂墓地除了排放有序的个人坟墓外，还有一个乱坟岗，埋葬时间大约为格陵兰殖民地成立早期，里面13个成年男子的尸骨和一个9岁儿童的尸骨被乱七八糟堆在一起，这14个人也许属于同一个帮派，在与他人的争斗中命丧黄泉。其中5具骸骨上有利器留下的痕迹，可能是被斧头或刀剑砍伤。其中2具骸骨的头盖骨伤口有愈合痕迹，表明伤者并没有立即死亡；其他3具则没有伤口愈合痕迹，应该是当场死亡。如果你看到这些头骨的照片就不会觉得奇怪了：有个头骨被砍掉一块，缺口长3英寸，宽2英寸。头骨的伤痕不是出现在正面的左侧就是背面的右侧，由此推断攻击者是用右手拿武器从正面或背后砍下去。（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右撇子，所有大多数伤痕都属于这种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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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块墓地里，有一具男性骸骨的肋骨间还插着刀。在桑德斯墓地发现的2具女性尸骨的头骨也有类似的砍伤痕迹，这证明男女都参与争斗。在维京人殖民晚期，由于铁短缺，斧头和刀剑用得越来越少，在4具成年女性和一具8岁儿童的尸骨中，科学家们发现每具均有一至两个边角锋利的孔，直径约为半英寸到一英寸之间，显然是十字弓或箭所为。加达大教堂的墓地里还有一具死于家庭暴力的50岁女性尸骨，该尸骨舌骨破裂，法医解释道这通常意味着受害者是被人用手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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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格陵兰的维京人凶狠好斗，但他们很注重团结合作，另外也把冰岛和挪威阶级分明的社会组织带到格陵兰。岛上为数不多的几个酋长对小农场的主人实行全权掌控，佃农与奴隶不拥有任何土地。与冰岛一样，格陵兰并非是一个政治统一的国家，而是在封建制度下封建主们群雄并立，没有货币，也没有市场经济。维京人在格陵兰殖民的第一二百年里，奴隶制消除，奴隶成为自由人。然而，独立的农民越来越少，一个个被迫成为酋长的佃农。对此，冰岛也有过类似经历，并有翔实的资料记载。虽然格陵兰没有相关纪录，但这种可能性很大，因为促成这一结果的因素在格陵兰比冰岛更加明显。其中包括气候变化使得贫困的农民在灾年不得不向富有的农民借干草和牲畜，最终沦为别人的佃农。我们从今日格陵兰农场的遗址仍能看出阶级区别：与那些贫瘠的农场相比，地理位置绝佳的农场拥有大片丰美的牧地，牛舍、羊栏、谷仓、房屋、教堂和打铁铺都比穷农场来得大。这种阶级区别还能从垃圾堆遗址里看出来，埋在富裕农场垃圾堆遗址里的多为牛骨和鹿骨，而贫穷农场的大多是羊骨和海豹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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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京人在格陵兰建立的殖民地和冰岛的维京人社会一样的墨守成规，甚至比留在挪威的维京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个世纪过去后，工具样式和雕刻风格几乎没有变化。格陵兰人在殖民地建立初期就放弃以捕鱼为生，在之后的四五百年里，他们没有重新考虑过这一行当。他们从不向因纽特人学习如何捕杀环斑海豹或鲸鱼的技术，即使当地盛产鱼类，也宁死不捕。格陵兰人保守态度背后的根本的原因可能与我的冰岛朋友给冰岛总结的原因一样，即格陵兰人按照自己的经济模式在岛上生存了数百年，他们发现任何改变都可能弊大于利，因此采取墨守成规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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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与欧洲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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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陵兰岛上的维京社会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欧洲中心论”。格陵兰人从欧洲获得贸易物资，更重要的是获得非物质的精神思想，即基督徒和欧洲人的身份。我们先来探讨贸易物资。格陵兰从欧洲进口了哪些东西，又出口什么东西作为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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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世纪的船只而言，从挪威到格陵兰需要一个多礼拜的航海时间，而且路上危险重重。编年记载里经常提到海难，或者出海的船只一去不复返。因此，来格陵兰的欧洲船只并不多，而且一年通常只来二三次，有时甚至几年才来一次。除此以外，当时的货船载货量也很小。如果按照货船往来的频率、船只的载货量和格陵兰的人口来做一个估算，每年每人能从欧洲货船得到的货物平均约为7磅。事实上，大多数格陵兰人拿到手的东西要少于这个平均值，因为大部分货物都是供应给教堂的物资和贵族所需的奢侈品。此外，由于船只载货量小，进口的只能是价值高体积小的东西，所以格陵兰无法依靠欧洲进口大量的谷类等粮食作物，必须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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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格陵兰进口的货物，有两处资料来源可供参考：一为挪威方面的文字记载，二为在格陵兰考古遗址发现的源于欧洲的物品。格陵兰进口的生活必需品主要有三种：当地极度短缺的铁、同样短缺的用来建造房屋和打制家具的木材、用作润滑剂和木材防腐的焦油。进口的非生活必需品大多是教堂用的钟、彩绘玻璃窗、铜烛台、圣酒、亚麻布、丝织物、银器、神职人员的圣袍和珠宝等。从农场遗址挖掘出来的奢侈品则有白铁器皿、陶器、玻璃珠和纽扣等。少数的进口珍稀食物可能是用来发酵做蜂蜜酒的蜂蜜和保存食物所需的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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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陵兰出口到欧洲的货物也同样受到船只载货量的限制，因此他们不会像当时的冰岛人或现代格陵兰人那样出口大量的海产品，况且他们也不愿意捕鱼。所以出口物资也是价值高数量少的货物，如山羊皮、牛皮和海豹皮。虽然欧洲人也能从其他国家获得这些东西，但他们对此需求量很大，制作皮衣、皮鞋和皮带都要用到。另外，格陵兰的羊毛同冰岛的一样可以防水，也是高价值的出口品。但是据挪威文献所载，格陵兰有五样来自极地珍稀动物的商品价值连城：海象牙、海象皮（可制成最坚韧的船缆）、活的北极熊或北极熊毛皮（可作为地位的象征）、独角鲸和活的世界上最大的猎鹰。由于当时的穆斯林控制了地中海地区，切断象牙输往基督教欧洲的通路，因此海象牙就变得炙手可热。而格陵兰猎鹰的价值从以下的故事可窥一斑：公元1396年，勃艮第公爵用12只格陵兰猎鹰从萨拉森人手里赎回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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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象和北极熊只有在格陵兰极北部（被称为“北部狩猎地”）才能捕猎到，该地位于西部聚落几百英里外，北至格陵兰西海岸。每年夏天，维京人的狩猎团队乘坐数艘带风帆的敞开式六桨小船，日行20英里到达北部狩猎地，可带回一吨半重的猎物。六月，捕猎琴海豹的高峰期过去后，猎人们需要花上两星期才能从西聚落到达北部狩猎地，如果从东聚落出发，则要花上四个星期。在那里一直待到八月底才打道回府。这么小的船显然无法运回几百头海象和北极熊，因为每头就重达一吨或半吨。所以这些猎物们在原地就被斩杀，猎人们只带回连着海象牙的海象下巴和保留熊掌的北极熊毛皮（偶尔也会把活着的北极熊带回来）。整个漫长的冬季，他们都在家里处理加工海象牙和毛皮。同时，他们也把雄海象的阴茎骨带回家，这种骨头就像一根棍子，长约一英尺，形状和大小正好用来做斧头或钩子的把手（也有人认为它被用来做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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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狩猎不但危险，而且代价昂贵。首先，围捕海象和北极熊不用枪支会非常危险。试想一下你只带了长矛、鱼叉、弓箭或棍棒这类器械去对付海象或北极熊这样的庞然大物，要是出手不快，恐怕就成了对方盘里的菜。再试想一下，在回程途中，你得和五花大绑的活生生的北极熊或它的幼仔们在同一条小船上待几个星期。即使没有生猛的大熊做伴，这趟航行也足够让人闻风丧胆，格陵兰西海岸的狂风恶浪使许多猎人葬身海底。除了危险重重，这样的狩猎行动大费周章，要出动船只、耗费人力和利用宝贵的夏日时光。由于格陵兰木材短缺，没有几个人拥有船只，一旦船只出发到北方去狩猎，就无法再用作他途，比如去拉布拉多运输木材。此外，夏季是干草丰收的季节，需要大量人力来收割干草，储藏到冬季用于喂养牲畜，而精壮劳动力们却需要北上狩猎，必然造成人力吃紧。格陵兰人用海象牙和北极熊毛皮与欧洲人交易，所得之物却大部分是供教堂和酋长们使用的奢侈品。从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船只、人力和时间应该用在更重要的地方；但从格陵兰人的观点来看，这种狩猎除了给猎人们带来无上的荣耀，也使整个维京社会在精神上感到与欧洲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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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陵兰和欧洲的贸易主要通过挪威的卑尔根港口与特隆赫姆港口。起初，为格陵兰人运输物资的远洋货船是冰岛人和格陵兰人自己的船只。由于两岛上都缺乏木材，船只老旧以后无法更新，因此后来便全靠挪威的货船。13世纪中叶，经常出现好几年都没有船只前往格陵兰。1257年，挪威国王哈康·哈康松为了巩固自己在北大西洋维京社会的地位，派遣3名官员前往格陵兰游说当时独立的格陵兰人臣服于挪威的统治，并上缴贡品。虽然协议的细节没有保存下来，但还是有些文献资料揭示格陵兰于1261年接受挪威的统治，作为回报，挪威国王答应每年派遣2艘船前往格陵兰。同样的，冰岛也与挪威达成协议，因此每年有6艘挪威货船前往冰岛。从此以后，格陵兰的贸易完全受挪威皇室的控制。但由于格陵兰地处偏远，致使挪威很难管理，它们之间的联系一直处于松散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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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格陵兰而言，与欧洲的物质输入同等重要的是包含了基督徒和欧洲人两种身份的精神输出。这两种身份也许能够解释格陵兰人的所作所为，今天我们知道正是它导致了格陵兰维京人的最终消亡，但是反过来，这种身份认同也帮助他们在中世纪欧洲人看来最艰苦的环境中维持了四五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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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00年左右，挪威与格陵兰、冰岛等北大西洋的维京人殖民地相继皈依基督教。一个多世纪后，格陵兰岛上教堂的规模还很小，只是农场里的一间茅草屋。与冰岛一样，当时的教堂属于私人财产，由农场主建造并拥有所有权，因此农场主有权收取一部分教堂得到的什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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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格陵兰还没有常驻主教，无法举行坚信礼，也称不上真正的圣所。公元1118年左右，一个叫埃以那·索卡生的格陵兰人前往挪威，请求国王派一位主教常驻格陵兰。这个埃以那就是上文传说中死于斧下的英雄。埃以那在觐见国王时，呈上许多海象牙和海象皮，最贵重的要数一头活生生的北极熊。这招果然管用，国王于是指派亚诺德担任常驻格陵兰的第一任主教，此后大约还有九位主教先后被派往格陵兰。这些主教都在欧洲出生、受教育，只是出于国王的派遣才不得不来到格陵兰。所以他们自然以欧洲为榜样，喜欢吃牛肉胜过海豹肉，并敦促当地人去北方狩猎，以此来换取欧洲的美酒和华服供自己享用，还有教堂的彩绘玻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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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诺德主教上任后，以欧洲教堂为蓝本，在当地大兴土木。这股建筑风潮一直持续到公元1300年，美轮美奂的赫瓦勒塞教堂是最后兴建的教堂之一。所以格陵兰除了有一个大教堂外，还有13个大型教区教堂和许多小教堂，甚至还各有一间修道院和修女院。虽然大部分教堂都是石头做地基、上面用草皮建造而成，但赫瓦勒塞大教堂和其他3间教堂完全由石头兴建。格陵兰的社会很小，相比之下，教堂的规模实在大得不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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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位于加达农场的圣尼可拉斯大教堂，长105英尺，宽53英尺，规模可与冰岛最大的两座教堂相媲美。但冰岛的人口却是格陵兰的10倍。我估计教堂墙基那些最大的石块是从一英里外的采石场切割后运过来，每块重达3吨。主教住宅前面还有一块更大的石板重达10吨。教堂隔壁是一个80英尺高的钟塔，还有一个面积达1400平方英尺的礼拜堂，是格陵兰最大的礼拜堂，规模约是挪威特隆赫姆大主教礼拜堂的四分之三。教堂两个牛栏的规模也很壮观，一个长达208英尺（是格陵兰之最），光楣石就重达4吨。教堂的地板镶嵌了25个完整的海象头骨和5个独角鲸的头骨作为装饰，让参观者们无不啧啧称羡。在岛上其他的维京遗址，考古学家们只找到一些海象牙的碎片，因为它们价值昂贵，所以几乎全部出口到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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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达大教堂和其他的教堂耗费大量的木材用以支撑墙壁和屋顶，从欧洲进口的铜钟和圣酒等教堂用品对格陵兰人而言都弥足珍贵，因为这些都是格陵兰猎人在北部狩猎地流血流汗再加上寸金寸土的货船空间换来的。与此同时，格陵兰人还要向罗马教廷上缴什一税，以及分派给所有基督徒的十字军税。为此，格陵兰的出口物资要在卑尔根转换为银两，用来缴纳税金。保存下来的船运收据显示，在1274年至1280年6年间，格陵兰上缴的十字军税包括斩杀191头海象所得的1470磅象牙，挪威的大主教将其出售换来26磅纯银。教堂能让格陵兰人心甘情愿地上缴什一税，并大兴土木建造教堂，由此可见它们在格陵兰的权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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