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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陵兰的维京人除了以基督徒自居，在许多方面也向欧洲人看齐，比如从欧洲进口铜烛台、玻璃纽扣和金戒指等。在殖民地存在的几百年里，格陵兰人事无巨细地追随着欧洲的风俗礼仪，丧葬礼俗便是其中一例。中世纪的挪威人把早夭幼儿和死产婴儿埋在教堂东面的山形墙附近，而考古学家们在斯堪的纳维亚和格陵兰教堂墓地也发现类似的做法。中世纪早期的挪威人先把死者安放在棺材中再埋葬，女性死者埋在墓地的南面，男性死者埋在墓地的北面。后来挪威人不用棺材，只是用尸布或寿衣包裹起来就入土了，埋葬的地点也没有男女之别，格陵兰的丧葬礼俗也有同样的改变。在中世纪欧洲大陆的墓地，死者以头在东、脚在西的姿势平躺（使死者得以“面向”东方），但手臂摆放的姿态则有些变化：公元1250年以前，手臂与身体两侧平行；1250年左右，手臂则略向骨盆弯曲；之后双手曾放在肚子上；到了中世纪晚期，双手则交叠置于胸前。这种种变化在格陵兰的墓地也得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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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陵兰的教堂建筑以欧洲为蓝本，亦步亦趋地追随它的风格变化。任何参观过欧洲大教堂的游客都不会对长形的中堂、面西的正门入口、圣坛和南北耳堂感到陌生，这些特征在今日加达大教堂的遗址一览无余。赫瓦勒塞教堂几乎和挪威艾德峡湾的教堂一模一样，我们可以肯定格陵兰人如果不是把整座教堂搬过来，就是根据艾德峡湾的教堂蓝图复制的。在公元1200年和1225年间，挪威的建造者弃用以前的长度单位（即所谓的“国际罗马尺”），而采用较短的希腊尺，格陵兰人也跟着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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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陵兰人对欧洲人的效仿还表现在梳子和服装等生活用品中。公元1200年以前，挪威的梳子为单排梳齿，其后潮流转向有双排梳齿（两排梳齿指向不同）的梳子。于是格陵兰人也改用这种双排梳。（这让我想到梭罗的《瓦尔登湖》对远距离盲目跟风的世人所作的讽刺：“巴黎的猴王戴了顶旅行帽，全美国的猴子便起而效尤。”）从格陵兰殖民地晚期贺乔尔夫斯内斯教堂墓地冻土层出土的保存完好的死者寿衣看来，格陵兰人一直在追求欧洲最新潮流，尽管这些服装并不适合格陵兰的寒冷气候：女性身着低领细腰长袍，男性则穿着被称为“候普兰德”的华美大衣，系腰带，风能从宽松的袖口灌进来；还穿前面一排纽扣的夹克，戴一顶高高的礼帽。相比之下，因纽特人穿的是一件式的有袖子有头套的毛皮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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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格陵兰人非常热衷于追逐欧洲的最新流行，这种行为无意识中表达了如下信息：“我们是欧洲人，是基督徒，上帝禁止任何人把我们与因纽特人混为一谈。”就像澳大利亚，我在20世纪60年代去那里时，发现澳大利亚人比英国人表现得更英国人。尽管格陵兰地处欧洲最偏远的角落，但在情感上与欧洲紧密相连。如果这种联系只是体现在双排梳或死者相叠的双手，倒是无伤大雅。但是他们处处对欧洲身份的坚持体现在如下方面就显得过火了：在格陵兰严酷的气候条件下养牛；在夏季忙着收割干草时还出动人力到北方狩猎；宁可饿死也不向因纽特人学习生存的本领。我们现世的眼光很难看穿当时维京人所面临的窘况。如果他们将社会生存等同于生物生存，那么就会把奉献给教堂的东西有所保留，会向因纽特人学习或与他们通婚，会为了在地球上熬过一个严寒的冬天而面对永恒的“罪孽”。格陵兰的维京人也许就是受到欧洲基督徒这一形象的制约，才会如此保守。他们比欧洲人更像欧洲人，文化束缚限制了他们对生活方式的改变，最终将他们推上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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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第八章 格陵兰维京社会的终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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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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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一章看到维京人初抵格陵兰岛时，借天时地利之便，建立起一个繁华的社会。他们幸运地发现了未经开垦的处女地，水草丰美，犹如天然的牧场；当时气候温和，大多数年份干草丰收，通往欧洲的海路又无浮冰之忧，得以出口大受欧洲人欢迎的海象牙。与此同时，在维京人的聚落和狩猎点附近也没有美洲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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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天然优势最终渐渐消失，对此，维京人自身也有部分责任。虽然气候变化、欧洲人对象牙需求的减少和因纽特人的到来并不是维京人所能控制的，但他们能够决定如何应对变局。至于维京人对土地的破坏，则完全是其一手造成的。本章我们将探讨这些天然优势如何发生变化，维京人采取何种应对态度以及格陵兰的维京社会怎样走向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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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滥伐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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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京人对格陵兰环境的破坏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毁坏天然植被、造成土壤侵蚀以及切割草皮。他们一到格陵兰就开始焚烧树林，开辟牧场。随后由于木材和柴薪之需，又将剩余的树木也砍伐殆尽。牲畜的啃噬和践踏，使得被砍伐的林木无法再生。冬季万物休眠，植物在此时最为紧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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孢粉学家对格陵兰湖底和沼泽沉积物进行碳元素年代测定后，分析得出了格陵兰天然植被遭到破坏的程度。这些沉积物里至少有五样事物可显现出生态环境的情况：叶子和花粉可辨识当时生长在该湖泊附近的植物种类；炭粒可证明这一带曾被火焚烧过；被雨水或风冲入湖泊的表层土壤；以及被风雨冲入湖底沉积起来的沙子，它可用来做磁化率分析，以了解沉积物的磁性铁矿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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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湖底沉积物的研究，我们可以描绘出维京农场的植被史。上一次冰河期结束后，气温上升，花粉研究显示树木逐渐取代禾草和莎草。在接下来的8000年里，植被变化不大，也鲜有砍伐森林和土壤侵蚀的痕迹，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维京人来到后才开始改观。木炭层显示维京人曾焚烧林地，以开辟牧场。随着饲养牲畜活动日趋频繁，禾草、莎草、野草和牧草花粉相应增加，而柳树和桦树的花粉则减少了。沉积物磁化率的上升显示表层土壤由于失去植被的保护，因而受到风雨的侵蚀。最后，整个谷地的植被都遭到破坏，表土层下的砂土也被吹入湖中。15世纪格陵兰的维京社会消亡后，自然景观又恢复到原先郁郁葱葱的局面。然而在1924年，随着统治格陵兰岛的丹麦政府再次将绵羊引进岛内，致使500年前的悲剧又一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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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又怎么样呢？环境问题怀疑论者可能会发出此问。这不过是柳树的不幸遭遇，与人类何干？但维京人就是因为滥伐森林、土壤侵蚀和切割草皮才导致悲剧的发生。滥伐森林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木材很快告缺，就像冰岛和芒阿雷瓦岛民曾面临的困境。最后格陵兰岛只剩下低矮细幼的柳树、桦树和杜松用来打造家用器具。至于造房屋用的木梁和打造船只、雪橇、木桶、墙板以及睡床等所需要的大型木材依赖于三个来源：自西伯利亚漂流到格陵兰海岸的木头、从挪威进口木材，或者驾船前往在文兰勘探过程中发现的拉布拉多海岸（马克兰）砍伐树木。由于木材奇缺，维京人往往将破旧的木制器具回收再利用。除了西聚落最后一批居民住宅外，维京人遗址内绝大多数房屋都没有大块的墙板和木制家具。西聚落有个著名的遗址叫“沙下农场”，由于埋在冰冻的河沙下，保存得相当完整，考古学家们发现木材大多集中在遗址上层而非下层。这是因为他们舍不得丢弃从旧房屋拆下来的木板。维京人甚至还用草皮来充当墙壁以解决木材短缺的问题，但这一对策却又生出新的问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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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用完还引发柴薪不足的危机。维京人与因纽特人不同，他们不懂得用鲸脂来取暖和照明。对维京人炉灶残留物的分析显明他们一直用柳树和赤杨木作为柴薪。现代城里人很难想得到对柴薪的另一大主要消耗来自畜牧业。牛奶生产出来以后难以贮存，很容易就变坏。虽然对人类来说营养丰富，对细菌而言也是如此。牛奶如果未经低温杀菌和冷藏很容易就变坏。虽然我们现代人对此种处理习以为常，维京人同其他古代人一样并不知道如何进行低温杀菌和冷藏。所以他们需要用沸水频繁冲洗用来贮存牛奶和奶酪的容器，如牛奶桶，一天要冲洗两次。而在夏季山上农场挤奶更只能限于海拔1300英尺以下的地方，因为再往上就没有柴薪（牧草还能继续生长到海拔2500英尺左右的地方）。在冰岛和挪威，当地的柴薪一旦耗尽，夏季山上农场就不得不被关闭。在格陵兰岛似乎也是如此。因为缺乏木材，维京人也会通过燃烧动物骨头、粪肥和草皮等来取代柴薪。但这样做也有弊端。骨头和粪肥原本可用作肥料来提高干草产量，而燃烧草皮更无异于摧毁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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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木材和柴薪不足这些问题外，滥伐森林的另一严重后果是导致铁产量减少。斯堪的纳维亚人大多数用沼铁矿物炼铁，如从含铁量较低的沼铁沉积物中提取金属。格陵兰、冰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都有沼铁矿。克里斯·凯勒和我在东聚落的加达农场看到过一个铁红色的沼泽。托马斯·麦嘎尔和我在西聚落也看到过类似的沼泽。问题不在于是否能够在格陵兰找到沼铁矿，而在于如何提炼。为了达到铸铁所需的高温，提炼过程中需要燃烧大量的木炭，而木炭又是通过燃烧木材得来的。即便不通过这种方法炼铁而直接从挪威进口铁锭，铸造铁器时仍然需要木炭。哪怕就是时不时给工具上刀刃，修理和重铸也都离不开木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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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格陵兰人不但拥有铁制工具而且也铸铁。在许多大农场的旧址都可看到遗留下来的铁匠铺子和铁矿渣，虽然我们不清楚铁块是否进口而来，或是直接从沼铁矿中提炼。在格陵兰维京人的遗址中还发现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社会常见的各种铁器，如斧头、镰刀、刀子、羊毛剪、船上用的铆钉、木工刨、用来钻孔和用来开螺丝口的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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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遗址显示出格陵兰极度缺铁，即便跟中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相比也是如此。举个例子，无论是在英国或设得兰群岛的维京人旧址，还是在冰岛和安斯梅多的遗址中都能找到比格陵兰更多的铁钉和铁器。在安斯梅多的遗址中，经常能看到废弃的铁钉；在冰岛这样缺乏木材和铁的地方，也还是能找到不少废弃的铁钉。格陵兰极度缺铁，科学家们只能在考古层最下层找到为数很少的几枚铁钉，再往上层找几乎就看不到了。由此而见，铁的宝贵程度已经到了难于舍弃的境地。在格陵兰的遗址中，考古学家连一把剑或是头盔都找不到，最终只发现了可能来自于同一件锁子甲的零星碎片。铁器被一用再用，磨了又磨，直到最后剩下一丁点。像我在克罗托克山谷遗址中看到的一把刀子，刀刃都快被磨光了还被套在大小完全不成比例的刀柄上。即便是小得如此可怜的刀，维京人还觉得有利用价值，磨了又磨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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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可以从格陵兰遗址出土的工具材料上看出铁的明显短缺。在欧洲其他地区本应该用铁来制作的工具在格陵兰却被各种意想不到的材料所替代。如用木头做的钉子和用驯鹿鹿角做的箭头。据冰岛编年史记载，公元1189年，一艘格陵兰船只偏离航道来到冰岛，冰岛人惊奇地发现这艘船居然没有使用铁钉，而是用鲸须捆紧的木钉来做材料。使用鲸骨武器作战使得本应挥斧杀敌的维京人的形象不但大打折扣，更是一种奇耻大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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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陵兰缺铁的后果使得其经济效率也受到了影响。仅有的几把铁制镰刀、切割刀、羊毛剪刀使他们不得不使用骨头或石头来做工具材料的替代品。因此无论是收割牧草、宰杀牲畜或剪羊毛的时间都要更多。但对格陵兰人来说缺铁最为致命的后果则是失去了与因纽特人对抗的军事优势。在世界其他地区，欧洲殖民者和被殖民的土著之间发生过无数次战役，欧洲人借助刀剑和盔甲，所向无不披靡。例如在1532年至1533年，西班牙与秘鲁印加帝国一共发生过五次战争。其中西班牙派出的军队人数分别为169人、80人、30人、110人和40人，这些人却杀死了成千上万的印加人。而西班牙人除了有几个受伤外，没有一个死亡。这是因为西班牙人的利剑能轻而易举地刺破印加人的棉衣，而印加人的石头和木质武器却奈何不了西班牙人的盔甲。在格陵兰的维京人，最初几代人还用铁制的武器和盔甲，此后就再没看到。考古学家们只挖掘出一些锁子甲的碎片，可能是属于某个随船而来的欧洲人，而不是格陵兰人。维京人和因纽特人一样使用弓箭和长矛。西班牙人曾骑战马征服印加帝国和阿兹台克帝国，但考古学家并未发现格陵兰维京人骑马作战的证据，冰岛的维京人也同样没有用过战马。此外，格陵兰的维京人缺乏专业的军事训练。基于上述种种原因，维京人和因纽特人相比，不占任何军事优势，所以悲剧最后发生在他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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