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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聚落的衰败，我们有两方面的资料可以参考，即文献和考古研究。文献资料来自一个叫伊万·巴德森的牧师，他由挪威柏尔根主教派驻到格陵兰，担任督察官和皇家税官，负责汇报格陵兰教会的情况。1362年，他回到挪威后，写了一本叫《格陵兰记》的书。由于原始手稿已经散失，我们只能通过后人的转述来了解内容。该书大部分记载的是格陵兰教会名录及其所属财产，对于西聚落的衰亡也有简单地提及：“西聚落有一间大教堂叫做桑德斯教堂，以前曾设有主教座。如今斯克拉埃林人（＝坏蛋，即因纽特人）占据了整个西聚落……这些都是在加达农场驻守多年的督察官巴德森告诉我们的。他目睹了所有一切。巴德森和其他人被执法者派往西聚落驱逐斯克拉埃林人时，发现那里已经空无一人，既没有基督徒，也看不见异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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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想把巴德森的尸骨摇醒，问他一些没有详述的内容。他是哪年哪月去西聚落的？在那里可发现有储存的干草或奶酪？为什么1000多个人会全部消失？有没有任何打斗的迹象？可看到房屋烧毁或是尸体？然而，巴德森什么都无法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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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不得不向考古学家们寻求答案。他们在西聚落几个农场遗址的顶层挖掘出最后几个维京人的遗物，其中有门、柱子、屋顶木头、家具、碗和十字架等大型木制物。这实在非同寻常。由于木头稀缺，住在斯堪的纳维亚北部的维京人打算迁往其他农场时，必然会把旧农舍里的木头卸下来带走，到新住地盖房屋时再重新利用。就像原本居住在纽芬兰兰塞奥兹草原的维京人，在迁移他乡时，几乎把所有东西都带走了，只剩下99枚断钉子、一枚完整的铁钉和一枚缝衣针。由此可见，西聚落的维京人不是在仓促之中逃离，就是还没来得及将家什搬走便已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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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遗址顶层发现的动物骨头似乎在诉说一个悲惨的故事。这些骨头中有小野鸟和兔子的脚骨。一般来说，维京人是不屑于去捕猎这些小东西的，除非濒临饿死的边缘，才会饥不择食。出土的动物骨头里还有春末才出生的小牛犊和小羊羔的骨头，其中牛蹄骨的数量差不多等同于牛栏能容纳的牛的数量，这表明所有的牛都被杀光吃掉。还有大型猎狗的一部分骨头，骨头上还有刀痕。维京人的房子里一般不会有狗骨头，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不愿意吃家养的狗。维京人把猎狗杀死后，秋季就无法去捕猎驯鹿；把小牛、小羊杀死后，牲畜也就没有了。最后的居民可能饥寒交迫到极点，因此根本就顾不上未来。在遗址下层挖掘出来的人类粪便中的腐蝇化石，属于喜温性；而上层挖掘出来的则是喜寒性，由此可见最后的居民已到弹尽粮绝的地步，不但没有食物，也没有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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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考古学的证据告诉我们，西聚落农场最后一批居民是在春天饿死和冻死的。也许是因为当时特别寒冷，迁徙的海豹没有如期而至；或是峡湾被冰雪封住；也有可能是因纽特人不忘亲朋好友曾被维京人刺过，因此欲报仇雪恨，就把峡湾出口堵住，不让维京人捕猎海豹。如果夏季气温太低，也会使冬季牲畜的草秣没有着落。最后维京人不得不把仅剩的牛也杀死充饥，甚至不放过脚蹄，还屠宰猎狗，捕杀小鸟和兔子。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一点让我们感到奇怪：为什么考古学家们在坍废的房屋里没有发现维京人的骨骸？我猜测可能是巴德森等一干人从东聚落来到西聚落时，为那些已经死去的同胞举行了基督教式的葬礼，而巴德森没有在书籍里记录这一情况；还有一个可能是后人在转抄巴德森的手稿时，遗漏了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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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东聚落的末日，挪威国王的皇家贸易船最后一次格陵兰之行发生在公元1368年，翌年这艘船便沉没在海洋中。此后，根据文献记载，一共只有4艘船曾到过格陵兰（1381年、1382年、1385年和1406年），那4艘船都归私人所有，船长们纷纷声称他们的目的地是冰岛，由于被风吹离航道才会来到格陵兰。之所以发出此论是因为挪威国王曾经下令，只有皇室才有资格和格陵兰进行贸易，私人船只不得造访格陵兰。然而，这4艘船都是在“无意中”来到格陵兰，真可谓巧得让人吃惊。船长们还说，他们在海上陷入迷雾，最终才会误入格陵兰。当然，这只是托词。他们毫无疑问地知道，当时只有极少数的船只前往格陵兰，那里肯定有大量的货物在等待出口欧洲，而且挪威的进口品也能卖给格陵兰人，从中获取巨额利润。公元1406年在格陵兰登陆的挪威船的船长索斯汀·欧拉夫森肯定不会为他的航行失误而悔恨不已，因为他在格陵兰待了将近4年，直到1410年才返回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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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拉夫森船长把3条格陵兰的新闻也带回挪威。首先，是一个叫做科格里姆的男人，由于利用巫术引诱一名叫斯丁娜的女人，因此在1407年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这个斯丁娜是治安官雷文的女儿，同时也是索格里姆·索瓦生的妻子。第二条新闻是斯丁娜后来发疯致死。最后一条是关于欧拉夫森自己的，1408年9月14日，他和当地一个叫斯格丽德·比约斯多特的女孩在赫瓦勒塞教堂举行婚礼，由布兰德·霍多森、索德·乔大森、索比约·巴德森和乔·乔森做证婚人。他们的喜讯在婚礼三星期前就已放出，没有人提出异议。像这些绑在火刑柱上杀死、发疯或是结婚，都是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社会很寻常的事情，字里行间看不出当地有任何大动乱。这是关于格陵兰维京人的最后的文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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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东聚落具体消失于何年。在公元1400年到1420年间，北大西洋变得更加寒冷，暴风雨愈演愈烈，前往格陵兰的航船也从此终止。考古学家从东聚落的贺乔尔夫斯内斯教堂墓地挖掘出一件女装，经放射性碳元素年代测定法推断大约是在公元1435年左右。这表明从最后一艘船在公元1410年离开格陵兰以后，维京人又继续存活了几十年。但是话说回来，1435这个年份也未必可靠，因为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可能有几十年的误差。此后，一直到公元1576年至1587年，我们确切地知道又有欧洲人登陆格陵兰。英国探险家马丁·法贝瑟和约翰·戴维斯在航海途中发现了格陵兰岛。上岸后，他们遇见了因纽特人，对因纽特人的技能大为佩服，于是跟他们进行贸易，并绑架了几个因纽特人带回英国展览。公元1607年，一支由丹麦人和挪威人组成的探险队，计划前往维京人的东聚落，但由于被东聚落这一名字误导，以为它位于格陵兰东海岸，结果在那里四处都找不到维京人的遗迹。从那时起，整个17世纪都不断有丹麦人和挪威人前来探险，还有从荷兰和英国来的捕鲸人停驻在格陵兰，并绑架了更多的因纽特人回国。让今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当时的欧洲人竟然以为因纽特人是金发碧眼的维京人的后代，尽管这两个族群无论是外貌还是语言都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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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挪威路德教会的传教士汉兹·艾基德于公元1721年前往格陵兰。他认为那些被绑架到欧洲的因纽特人原本是维京天主教徒，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前被欧洲人抛弃，因此沦为异教徒，但他们的内心必然对基督充满渴望。因此艾基德希望能将他们转变为路德教派。他先来到西聚落的峡湾，让他感到吃惊的是当地只有因纽特人，根本没有维京人。那些因纽特人还带他去看维京人的遗址。艾基德也和早前的欧洲人一样，认为东聚落就在格陵兰的东海岸，结果一无所获。公元1723年，因纽特人又带他去看更多的维京遗址，其中包括位于格陵兰西南部的赫瓦勒塞教堂，即我们现在知道的维京人的东聚落。这促使艾基德不得不相信维京社会已经消亡，于是他又开始去寻找维京社会崩溃的谜底。艾基德将因纽特人口述的一些关于他们和维京人关系的回忆片断拼凑在一起，他认为格陵兰维京人的灭绝也许和因纽特人相关。自那以后，无数的游客和考古学家们都在试图解开这个千古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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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来确定谜语本身到底包括什么。维京社会衰败的远因已经毫无疑问。而考古学家在西聚落遗址上层进行的考古研究也帮助我们解答了最后几年导致维京社会崩溃的近因。但是我们对最后一年发生在东聚落的事件一无所知，因为对遗址上层的考古研究尚未完成。既然故事说到这里，让我来谈一下我个人的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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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聚落的崩溃似乎是一下子爆发的，就像突然解体的苏联和西聚落。格陵兰维京社会就像是一副小心翼翼维持平衡的纸牌，一切都基于教堂和首领的绝对权威。当挪威国王许诺的商船不再光顾格陵兰时，居民们对上述两种权威的尊敬也轰然瓦解。格陵兰最后一任主教大约于公元1378年逝世，此后挪威再没有派遣新的主教过来。但格陵兰社会的合法性依赖于教堂的正常运作，牧师必须由主教授以圣职，否则的话，他就无法主持洗礼、婚礼和葬礼。如果最后一个由主教任命的牧师也去世了，那么社会该如何继续运作？同样地，首领的权威基于他将已有的资源进行再分配，如果生活在穷农场的人们纷纷因饥饿致死，而首领却还生活在富裕的农场，那么一贫如洗的农民们怎么可能继续服从首领的统治直到最后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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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聚落相比，东聚落的地理位置偏南，生产干草的条件要好过西聚落，能养活的人口也相对较多（东聚落约能养活4000人，而西聚落只能养活1000人），因此覆亡的威胁也略小于西聚落。当然，逐年变冷的气候不单影响到西聚落，东聚落也未能幸免于难，牲畜越来越少，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可以想象，在东聚落，那些小型且畜牧条件差的农场必然最先覆亡。但是，拥有两个牛舍，能容纳160头牛和无数绵羊的加达农场又发生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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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在最后那段时期，加达农场就像是一艘拥挤的救生船。当东聚落里的穷农场无法再生产干草、牲畜全部死光或是被斩尽杀绝，走投无路的农民自然涌向巴拉塔利德、赫瓦勒塞和贺乔尔夫斯内斯等还有牲畜的好农场，最后连加达农场也难逃此劫。如果加达大教堂的神职人员和当地的首领能够为教区的居民和信仰者提供保护的话，他们自然还是会受到尊敬。然而，饥饿和疾病打破了权威，一切就像是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斯所描绘的发生在2000多年前雅典瘟疫时的景象。饥民们纷纷涌向加达农场，为数不多的几个首领和神职人员根本无法阻止他们将牛羊斩杀一光。如果加达农场能成功地抵御外来的饥民，也许还能保住农场居民的生命。但是在那个最后的冬天，加达农场就像是一艘人满为患的小救生船，还有很多人想挤上去。和西聚落消亡之前一样，东聚落的居民把狗、刚出生的牛羊和牛蹄都拿来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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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发生在加达农场的这一幕肯定就像1992年洛杉矶的“罗德尼·金大暴乱”。4名警察残忍地殴打一个可怜的人后，法庭却判警察无罪，从而激起群愤，数千名来自贫民窟的居民到处在商店和富人区纵火劫掠。有限的警力只能在富人区四周拉上黄色隔离带，以阻挡暴民入内。近年来，我们不断地看到非法移民如潮水般涌向富裕国家这艘已拥挤不堪的救生船。就像加达农场的酋长和洛杉矶的黄色隔离带，我们的边防根本就无法挡住这股洪水。因此，我们不能轻视格陵兰维京社会灭亡的原因，不能只把它看作是一个小型边缘社会由于环境脆弱而覆亡的悲剧，认为它与我们大型社会无干。格陵兰维京社会东聚落的规模要比西聚落大，但最后还是落入同样的命运，只不过撑得稍微久一点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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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消亡的终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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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陵兰的维京社会是否在建立之初就注定这种生活方式必然失败，饿死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来自美洲土生土长的狩猎采集族群在维京人到来之前已在格陵兰生活了数千年，他们是否比维京人更具生存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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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不这么认为。不要忘记在因纽特人到来之前，至少有四拨美洲狩猎采集的土著从加拿大极地来到格陵兰，最终相继消亡。这是因为极地气候的变化使得大型猎物，如驯鹿、海豹和鲸鱼，纷纷迁徙到其他地方或者定期变换栖息地，而且它们的数量波动也很大。虽然因纽特人已经在格陵兰生活了8个世纪，猎物数量变化还是会对他们造成影响。考古学家们发现许多因纽特人的房屋被冰雪冻住，好像时空胶囊，在寒冬活活饿死的全家人的尸体都在雪屋里面。在丹麦人殖民时期，经常有因纽特人步履蹒跚地走向丹麦人的聚落，说其族人们都饿死了，只剩下他／她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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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京人比因纽特人和先前在格陵兰的狩猎采集族群多一大食物来源的优势，那就是牲畜。实际上，对美洲土著来说，那些生长在格陵兰土地上的植物，惟一的用途就是作为驯鹿（还有野兔）的食物，而驯鹿和野兔又是他们的猎物。而维京人却懂得利用这些植物来喂养牛、绵羊、山羊等牲畜，以获取牲畜的肉和奶。从这方面来看，维京人的食物范围比较广，比起以前的格陵兰居民，维京人生存的机会应该相对更大。维京人和美洲土著一样，会捕猎一些野味（如驯鹿、迁徙的海豹）为食，但有些美洲土著的猎物维京人却不屑一顾（如鱼类、环斑海豹和海上的鲸鱼）。如果维京人样样通吃的话，他们可能会生存下来。维京人肯定看过因纽特人捕猎环斑海豹、鱼和鲸鱼，他们之所以没有去捕猎，应该是不想这么做。于是维京人活活饿死在丰富的食物来源环境中。为什么他们会做出这种决定？从我们后见之明的角度来看，这无异于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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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维京人自身的看法、价值观和先前的生活经验来看，做出这样的决定并非偶然。让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看待这一问题。首先，在格陵兰复杂多变的环境下生存并非是一件易事。即使对现代的生态学家和农业科学家而言，也是如此。维京人在气候相对温和的时期抵达格陵兰，这是他们的幸运，也是一种不幸。他们没有过去几千年内在格陵兰的生存经验，没有经历过一系列寒冷期和温暖期的气候变化，因此无法预测到格陵兰的气候将变得非常寒冷，不适合饲养牲畜。20世纪，丹麦人重新把牛和绵羊引进格陵兰，由于过度放牧造成土壤侵蚀，于是很快就放弃养牛。现代的格陵兰并非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它严重依赖于丹麦的援助，和来自欧盟国家的捕鱼执照费。因此，即使按照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中世纪的维京人在格陵兰发展出一个如此复杂的社会，并生存了450年实在是让人惊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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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维京人初抵格陵兰时，大脑并非像一张白纸，可以画上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案。事实上，他们就像历史上所有的殖民者那样，把自己的知识、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一起带了过来，即维京人世世代代生活在挪威和冰岛的生活经验。他们将自己定义为奶农、基督徒、欧洲人，特别是维京人。他们的挪威祖先从事乳业已经长达3000年。相同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又将他们与挪威紧密联系在一起。就像百年来美国和澳大利亚都感觉与英国血脉相连一样。格陵兰的所有主教都是从挪威派遣而来，而非在格陵兰土生土长的维京人。如果不是和挪威享有同样的价值观，在格陵兰的维京人可能很难携手合作，以求共同生存。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在养牛、北部狩猎地和教堂上投入如此多的财力和人力，即使从纯经济角度来看，这么做并不能达到利益最大化。然而这支社会黏合剂既帮助维京人克服了格陵兰的种种困难，也把维京人推上灭绝之路。这种由文化价值观引发的问题在历史和现代世界经常出现。如我们先前已经讨论过的蒙大拿社会（第一章），当年帮助人们战胜逆境的那套文化价值观如今已变得不合时宜。我会在第十四章和第十六章详细讨论这一问题，探索社会该如何成功地判断哪些是他们应该保留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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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维京人就像中世纪欧洲的其他基督徒那样，看不起欧洲人以外的异教徒，也缺乏和他们打交道的经验。自1492年哥伦布的航海揭开了探险时代的序幕，欧洲人才学会如何以马基雅弗利式的狡诈来利用和剥削土著，尽管他们看不起这些土著。维京人拒绝向因纽特人学习，而且可能还在对方面前表现出他们的仇视心理。后来前往北极探险的许多欧洲人，同样因为轻视或敌视因纽特人从而困死在北极。著名的例子有公元1845年，138个英国人组成了一支法兰克林探险队，尽管资金充足、装备齐全，所有人还是在因纽特人居住的加拿大极地地区遭遇不测。那些成功抵达北极的探险家都是善于向因纽特人学习的人，如罗伯特·皮尔里和罗尔德·阿蒙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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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格陵兰的维京社会，权力主要集中在几个首领和神职人员手中。他们拥有大部分的土地（包括最好的农场），拥有船只，还掌控着与欧洲的贸易。因此大部分进口物品都是那些彰显身份地位的东西，如权贵家庭用的奢侈品、神职人员的祭服和宝器，教堂用的铜钟和彩绘玻璃等。权贵们拥有的船只大多是去北部狩猎地，以获得价值连城的出口物品（如海象牙和北极熊毛皮），然后与挪威人交换那些奢侈品。首领们过度放牧，饲养大群绵羊的动机主要有二个：首先羊毛是格陵兰主要的出口商品，可用来和挪威人交易；其次，独立的农民在过度放牧的土地上难以生存，最后不得不迫使成为佃农，跟随在首领身后，成为首领间相互攀比的事物之一。实际上，维京人有很多方法可以改变他们的状况，如多进口一些铁，少进口奢侈品，多派一些船只前往马克兰获取铁和木材，向因纽特人模仿或发明新的造船方式和狩猎技能。但是这些创新会威胁到首领的权力、声望和特权利益。因此在严格控制、相互依赖的维京社会，首领们不希望看到上述创新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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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维京人的社会结构制造了权贵的短期利益和社会整体长期利益之间的冲突。基于首领和神职人员的价值观最终被证明是有害于社会的，虽然这一价值观无论有利有弊，都已深深成为社会的根源。格陵兰维京人成功地创建出一个独特的欧洲社会，并在欧洲最偏远的一隅生存了450年。我们现代美国人不应该马上就给这些维京人贴上失败者的标签，要知道他们在格陵兰生存的时间长过我们这个英语社会在北美生存的时间。在维京社会最终濒临崩溃之时，首领们发现自己孑然一身，已没有任何追随者，而特权赐予他们的最后一项权利就是成为最后一个饿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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