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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聚落相比，东聚落的地理位置偏南，生产干草的条件要好过西聚落，能养活的人口也相对较多（东聚落约能养活4000人，而西聚落只能养活1000人），因此覆亡的威胁也略小于西聚落。当然，逐年变冷的气候不单影响到西聚落，东聚落也未能幸免于难，牲畜越来越少，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可以想象，在东聚落，那些小型且畜牧条件差的农场必然最先覆亡。但是，拥有两个牛舍，能容纳160头牛和无数绵羊的加达农场又发生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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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在最后那段时期，加达农场就像是一艘拥挤的救生船。当东聚落里的穷农场无法再生产干草、牲畜全部死光或是被斩尽杀绝，走投无路的农民自然涌向巴拉塔利德、赫瓦勒塞和贺乔尔夫斯内斯等还有牲畜的好农场，最后连加达农场也难逃此劫。如果加达大教堂的神职人员和当地的首领能够为教区的居民和信仰者提供保护的话，他们自然还是会受到尊敬。然而，饥饿和疾病打破了权威，一切就像是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斯所描绘的发生在2000多年前雅典瘟疫时的景象。饥民们纷纷涌向加达农场，为数不多的几个首领和神职人员根本无法阻止他们将牛羊斩杀一光。如果加达农场能成功地抵御外来的饥民，也许还能保住农场居民的生命。但是在那个最后的冬天，加达农场就像是一艘人满为患的小救生船，还有很多人想挤上去。和西聚落消亡之前一样，东聚落的居民把狗、刚出生的牛羊和牛蹄都拿来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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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发生在加达农场的这一幕肯定就像1992年洛杉矶的“罗德尼·金大暴乱”。4名警察残忍地殴打一个可怜的人后，法庭却判警察无罪，从而激起群愤，数千名来自贫民窟的居民到处在商店和富人区纵火劫掠。有限的警力只能在富人区四周拉上黄色隔离带，以阻挡暴民入内。近年来，我们不断地看到非法移民如潮水般涌向富裕国家这艘已拥挤不堪的救生船。就像加达农场的酋长和洛杉矶的黄色隔离带，我们的边防根本就无法挡住这股洪水。因此，我们不能轻视格陵兰维京社会灭亡的原因，不能只把它看作是一个小型边缘社会由于环境脆弱而覆亡的悲剧，认为它与我们大型社会无干。格陵兰维京社会东聚落的规模要比西聚落大，但最后还是落入同样的命运，只不过撑得稍微久一点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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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消亡的终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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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陵兰的维京社会是否在建立之初就注定这种生活方式必然失败，饿死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来自美洲土生土长的狩猎采集族群在维京人到来之前已在格陵兰生活了数千年，他们是否比维京人更具生存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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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不这么认为。不要忘记在因纽特人到来之前，至少有四拨美洲狩猎采集的土著从加拿大极地来到格陵兰，最终相继消亡。这是因为极地气候的变化使得大型猎物，如驯鹿、海豹和鲸鱼，纷纷迁徙到其他地方或者定期变换栖息地，而且它们的数量波动也很大。虽然因纽特人已经在格陵兰生活了8个世纪，猎物数量变化还是会对他们造成影响。考古学家们发现许多因纽特人的房屋被冰雪冻住，好像时空胶囊，在寒冬活活饿死的全家人的尸体都在雪屋里面。在丹麦人殖民时期，经常有因纽特人步履蹒跚地走向丹麦人的聚落，说其族人们都饿死了，只剩下他／她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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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京人比因纽特人和先前在格陵兰的狩猎采集族群多一大食物来源的优势，那就是牲畜。实际上，对美洲土著来说，那些生长在格陵兰土地上的植物，惟一的用途就是作为驯鹿（还有野兔）的食物，而驯鹿和野兔又是他们的猎物。而维京人却懂得利用这些植物来喂养牛、绵羊、山羊等牲畜，以获取牲畜的肉和奶。从这方面来看，维京人的食物范围比较广，比起以前的格陵兰居民，维京人生存的机会应该相对更大。维京人和美洲土著一样，会捕猎一些野味（如驯鹿、迁徙的海豹）为食，但有些美洲土著的猎物维京人却不屑一顾（如鱼类、环斑海豹和海上的鲸鱼）。如果维京人样样通吃的话，他们可能会生存下来。维京人肯定看过因纽特人捕猎环斑海豹、鱼和鲸鱼，他们之所以没有去捕猎，应该是不想这么做。于是维京人活活饿死在丰富的食物来源环境中。为什么他们会做出这种决定？从我们后见之明的角度来看，这无异于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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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维京人自身的看法、价值观和先前的生活经验来看，做出这样的决定并非偶然。让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看待这一问题。首先，在格陵兰复杂多变的环境下生存并非是一件易事。即使对现代的生态学家和农业科学家而言，也是如此。维京人在气候相对温和的时期抵达格陵兰，这是他们的幸运，也是一种不幸。他们没有过去几千年内在格陵兰的生存经验，没有经历过一系列寒冷期和温暖期的气候变化，因此无法预测到格陵兰的气候将变得非常寒冷，不适合饲养牲畜。20世纪，丹麦人重新把牛和绵羊引进格陵兰，由于过度放牧造成土壤侵蚀，于是很快就放弃养牛。现代的格陵兰并非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它严重依赖于丹麦的援助，和来自欧盟国家的捕鱼执照费。因此，即使按照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中世纪的维京人在格陵兰发展出一个如此复杂的社会，并生存了450年实在是让人惊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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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维京人初抵格陵兰时，大脑并非像一张白纸，可以画上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案。事实上，他们就像历史上所有的殖民者那样，把自己的知识、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一起带了过来，即维京人世世代代生活在挪威和冰岛的生活经验。他们将自己定义为奶农、基督徒、欧洲人，特别是维京人。他们的挪威祖先从事乳业已经长达3000年。相同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又将他们与挪威紧密联系在一起。就像百年来美国和澳大利亚都感觉与英国血脉相连一样。格陵兰的所有主教都是从挪威派遣而来，而非在格陵兰土生土长的维京人。如果不是和挪威享有同样的价值观，在格陵兰的维京人可能很难携手合作，以求共同生存。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在养牛、北部狩猎地和教堂上投入如此多的财力和人力，即使从纯经济角度来看，这么做并不能达到利益最大化。然而这支社会黏合剂既帮助维京人克服了格陵兰的种种困难，也把维京人推上灭绝之路。这种由文化价值观引发的问题在历史和现代世界经常出现。如我们先前已经讨论过的蒙大拿社会（第一章），当年帮助人们战胜逆境的那套文化价值观如今已变得不合时宜。我会在第十四章和第十六章详细讨论这一问题，探索社会该如何成功地判断哪些是他们应该保留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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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维京人就像中世纪欧洲的其他基督徒那样，看不起欧洲人以外的异教徒，也缺乏和他们打交道的经验。自1492年哥伦布的航海揭开了探险时代的序幕，欧洲人才学会如何以马基雅弗利式的狡诈来利用和剥削土著，尽管他们看不起这些土著。维京人拒绝向因纽特人学习，而且可能还在对方面前表现出他们的仇视心理。后来前往北极探险的许多欧洲人，同样因为轻视或敌视因纽特人从而困死在北极。著名的例子有公元1845年，138个英国人组成了一支法兰克林探险队，尽管资金充足、装备齐全，所有人还是在因纽特人居住的加拿大极地地区遭遇不测。那些成功抵达北极的探险家都是善于向因纽特人学习的人，如罗伯特·皮尔里和罗尔德·阿蒙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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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格陵兰的维京社会，权力主要集中在几个首领和神职人员手中。他们拥有大部分的土地（包括最好的农场），拥有船只，还掌控着与欧洲的贸易。因此大部分进口物品都是那些彰显身份地位的东西，如权贵家庭用的奢侈品、神职人员的祭服和宝器，教堂用的铜钟和彩绘玻璃等。权贵们拥有的船只大多是去北部狩猎地，以获得价值连城的出口物品（如海象牙和北极熊毛皮），然后与挪威人交换那些奢侈品。首领们过度放牧，饲养大群绵羊的动机主要有二个：首先羊毛是格陵兰主要的出口商品，可用来和挪威人交易；其次，独立的农民在过度放牧的土地上难以生存，最后不得不迫使成为佃农，跟随在首领身后，成为首领间相互攀比的事物之一。实际上，维京人有很多方法可以改变他们的状况，如多进口一些铁，少进口奢侈品，多派一些船只前往马克兰获取铁和木材，向因纽特人模仿或发明新的造船方式和狩猎技能。但是这些创新会威胁到首领的权力、声望和特权利益。因此在严格控制、相互依赖的维京社会，首领们不希望看到上述创新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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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维京人的社会结构制造了权贵的短期利益和社会整体长期利益之间的冲突。基于首领和神职人员的价值观最终被证明是有害于社会的，虽然这一价值观无论有利有弊，都已深深成为社会的根源。格陵兰维京人成功地创建出一个独特的欧洲社会，并在欧洲最偏远的一隅生存了450年。我们现代美国人不应该马上就给这些维京人贴上失败者的标签，要知道他们在格陵兰生存的时间长过我们这个英语社会在北美生存的时间。在维京社会最终濒临崩溃之时，首领们发现自己孑然一身，已没有任何追随者，而特权赐予他们的最后一项权利就是成为最后一个饿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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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陨铁是陨石的一种，主要由铁和镍及其合金组成，铁含量常高达90％以上。——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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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乳糖不耐受症，指的是由于小肠黏膜乳糖酶缺乏，导致对食物中乳糖不能分解吸收，引起腹泻。——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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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第九章 另辟蹊径，开拓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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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下而上”和“由上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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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几章讲述了深受环境问题困扰并最终消亡的六个过去社会：复活节岛、皮特凯恩岛、汉德森岛、阿纳萨兹、低地的古典马雅，以及格陵兰的维京社会。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这些失败的案例给我们以警示。然而，并非所有的过去社会都亡于生态浩劫：在恶劣的生态环境中，冰岛存活了1100多年；还有许多社会持续了数千年。这些成功的故事也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给我们带来希望和启发。我们可以从这些成功的案例中总结出解决环境问题的两大相对的策略：“由下而上”和“由上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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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主要源于研究太平洋群岛的考古学家帕特里克·科茨，他发现岛屿的面积与生活在该岛屿上的人类社会的命运休戚相关。例如人类在小小的蒂科皮亚岛（1.8平方英里）已经生活了3000多年，而中等面积的曼加伊亚岛（27平方英里）由于滥伐森林，最终沦为和复活节岛相似的命运。生活在三大群岛之一汤加群岛（288平方英里）上的人类社会已经繁衍发展了3200多年。为何小岛和大岛最后都可以解决环境问题，而中型岛屿却无能为力呢？科茨认为，这是由于小岛和大岛各自成功地采取不同的环境管理方式，但这两种策略在中型岛屿均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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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小岛上的小型社会采取“由下而上”的环境管理方式。由于岛屿很小，居民们熟悉岛上的每一寸土地，彼此间唇齿相依、休戚与共。每个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保护环境是一件大家获利的事情。因此由下而上的环境管理方式是指所有人携手合作，一起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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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在生活或工作的地方，大部分人都经历过这种“由下而上”的管理模式。例如我在洛杉矶的家，同一街区每个家庭都参加业主协会，共同维持社区的安全、和谐与美好。每年我们都选举协会理事，在年会上讨论各项规章，每一个业主每年缴纳会费用于公共维护，例如路口的花木维护，要求每位业主不要随意砍伐树木，审核新的建设方案，以确保不让丑陋或特大体型的建筑破坏街区景观；另外就那些会影响整个社区的问题对政府官员进行游说。另一个例子是我在第一章提及的居住在蒙大拿比特鲁谷汉密尔顿附近的居民联合起来共同成立泰勒野生生物保护区，这一行为虽然不能解决美国或世界的生态环境问题，但大大提升了汉密尔顿地区的土地价值和生活方式，使其成为钓鱼和狩猎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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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由上而下”策略则完全相反，适用于中央集权的大型社会，如波利尼西亚的汤加群岛。汤加群岛幅员广阔，农民们不可能熟悉整个群岛，哪怕是对其中一个大岛屿都不可能做到了如指掌。在群岛某处发生的问题，最终可能会影响到居住在另一端的农民的生活，而他对此却毫不知情。就算他知道这件事，也有可能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相反，如果问题发生在本地（如滥伐森林），他也可能坐视不救，认为其他地方还有很多树木。实际上，他并不知道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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