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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方法就是岛民用来确保自己拥有可持续的食物来源。然而，要达到这一目的，还有一个先决条件是人口必须保持稳定，不能有所增长。弗思在1928年至1929年来岛上调研期间，计算出当时总人口为1278人。从1929年到1952年，人口年增长率为1.4％。尽管这个数字并不高，但如果从3000年前第一批移民来到这个岛屿开始计算，岛上人口肯定会过量。哪怕假设岛上的人口年增长率一直是1.4％，而最初的移民数就是独木舟所能容纳的25人，那么1000年后这个1.8平方英里的小岛将挤满2500万人，而到1929年将高达250万兆人。显然这是不可能，人口不可能按照这种速度无止境地增长。人类在此定居后，才过283年，岛上的人口就已经达到目前的规模，即1278人，其后岛上的人口数量又是如何保持不变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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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弗思发现有六种调节人口的方法在岛上仍被使用，还有一种已经绝迹。本书大多数读者都用过其中一至几种方法，如避孕或堕胎。我们可能是出于人口压力或家庭负担的考虑，但蒂科皮亚岛民明确地表示，他们节育的动机是为了避免岛上人口过多，超过家里田地能养活的程度。例如，蒂科皮亚的酋长每年都会举行一个仪式，宣扬岛上人口零增长的理念。有趣的是，在第一世界国家，也有一个以人口零增长命名的组织（不过后来已改名），并以此作为行动目标。在蒂科皮亚岛，若一对夫妇的长子到了适婚年龄，这对夫妻就不再生育；他们通常最多只生四个孩子，或者只生一男一女，要么就是一个儿子再加上一两个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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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蒂科皮亚传统的七种人口调节法中，最简单的避孕法就是性交中断法。另一个方法则是堕胎，在孕妇临产前挤压她的腹部或用热烫的石头放在其肚子上。弑婴也是方法之一，将婴儿活埋、扼死，或是让新生儿脸朝下窒息而死。穷人家那些排行小的儿子通常不结婚，这导致很多适婚女性找不到结婚对象，她们宁愿保持单身，也不会去做别人的姨太太。（“单身”在蒂科皮亚是指不生孩子，但可以有性生活，他们通过性交中断法避孕，万一失败就只好堕胎或弑婴。）此外，还有一个调节人口的方法是自杀。在1929年到1952年间，已知有7个人上吊自杀（六男一女）和12个女人投海自杀。送死要比蓄意自杀来得更普遍。在1929年到1952年间，有81个男人和3个女人坐船前往波涛汹涌的大海，再没有回来。岛上死亡的那些年轻未婚男子中，三分之一以上都死于海难。至于年轻人出海到底是有意自杀，还是莽撞行为的结果，动机因人而异。但考虑到饥荒期间，穷人家人口众多，嗷嗷待哺，那些排行小的儿子们用自杀来缓解压力不失为一种可能。1929年，弗思在蒂科皮亚岛做调研期间曾听说过有个叫做帕努库麻拉的人，是酋长的弟弟，在一次严重的旱灾和饥荒中，带着他的儿子出海去，他说与其在岛上慢慢饿死，还不如一下子被大海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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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种调节人口的方法在弗思到岛上调研之前已经消失，只存在于岛民的口头传统中。传说在17世纪或18世纪早期，蒂科皮亚岛巨大的咸水湾由于泥沙淤积，变成现在的咸水湖。这使得以前种类丰富的贝类和鱼类大量减少，而居住在附近的纳嘉·阿里奇族因此饥不果腹。这个部落为了取得更多的土地和海岸线，就对另一个部落纳嘉·拉文伽族发动进攻，并消灭了他们。一两代人之后，纳嘉·阿里奇族又对剩下的纳嘉·法埃阿族发起攻击，后者为避免坐以待毙，于是坐着独木舟逃向大海（这无疑是送死）。考古学家们在当地发现海湾萎缩的证据，以及村落遗址，这证实了口头历史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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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蒂科皮亚岛由于受到欧洲的影响，七种调节人口的方法日渐式微，渐渐消失。管辖所罗门群岛的英国殖民政府禁止出海和战争，而基督教传教士也反复宣扬不要堕胎、弑婴和自杀。其结果是蒂科皮亚岛上的人口由1929年的1278人上升至1753人。13个月内发生的两次飓风毁坏了岛上一半的庄稼，造成大面积饥荒。英属所罗门群岛的殖民政府不但马上将救济食品送到岛上，而且出于长远考虑，允许并鼓励岛民移居到所罗门群岛中人口较为稀少的岛屿，以此减轻蒂科皮亚岛的人口压力。今天，蒂科皮亚岛上的酋长将人口数控制在1115人以内，这一数字接近过去用弑婴、自杀等现在已不再接受的手段所维持的人口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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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科皮亚岛的可持续型经济起于何时？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根据帕特里克·科茨和道格拉斯·颜在岛上进行的考古研究发现，这种经济形态并非突然产生的，而是将近3000年来不断发展的结果。正如第二章所述，公元前900年，现代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拉皮塔人最早抵达蒂科皮亚岛。这些早期移民对岛上的环境产生巨大的冲击。从考古遗址挖掘出的木炭残渣显示他们曾焚林辟地，同时也尽情享受在岛上产子的海鸟，以及陆鸟、果蝠、鱼类、贝类和海龟。不到1000年，岛上的5种鸟类（阿博特海鹅、奥杜邦海鸥、鹬鸟、暗色冢雉和乌燕鸥）都惨遭灭绝，随后红脚海鹅也相继绝种。岛上的贝冢遗址揭示，在人类定居下来的头1000年，食果蝙蝠绝迹，鱼类和鸟类的骨骸减少了3倍，贝类减少10倍，巨大的蛤蜊和夜光蝾螺也濒临灭绝。（因为人类偏好捕捞大的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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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公元前100年，由于岛上原有的食物资源日益稀少或消失，蒂科皮亚岛的经济形态开始发生转变。在考古遗址中发现，在接下来的1000年里，木炭沉积物消失，本地原产杏仁树的残余物出现，这表明岛民们放弃刀耕火种的农业方式，转而在果园中种植坚果树。为了弥补鸟类和鱼类的大量减少，岛民开始集约化养猪，猪肉几乎占岛民蛋白质来源的一半。公元1200年，波利尼西亚人由东而来，他们独特的文化在拉皮塔人后裔占领的斐济、萨摩亚、东加，以及蒂科皮亚岛落地生根。在坑洞贮存发酵面包果的技术，就是波利尼西亚人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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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传说和考古发现，公元1600年左右，蒂科皮亚岛民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宰杀岛上所有的猪，而人体所需的蛋白质就从鱼、贝类和乌龟中取得。根据蒂科皮亚岛民所言，他们的祖先之所以做这个决定，是因为猪会破坏园地，将植物连根拱起，和人类争夺食物，因此养猪的经济效益不高（拿10磅的蔬菜喂猪才能生产出一磅的猪肉），最终变成专供酋长享用的珍肴。在放弃养猪的同一时期，蒂科皮亚岛的海湾变成了咸水湖。当19世纪第一批欧洲人开始来岛上定居时，蒂科皮亚岛的经济形态基本定型。因此，在20世纪殖民政府和基督教传教士的影响壮大之前，蒂科皮亚岛民已经在这个偏远的小岛自给自足生活了3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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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蒂科皮亚岛民可分为四个部落，每一个部落酋长都采取世袭制。蒂科皮亚的酋长要比新几内亚高地的非世袭的“大人”来得有权力。尽管如此，蒂科皮亚岛民的生存发展可用由下而上来形容，而非由上而下。蒂科皮亚岛面积很小，只需半天时间，你就可以沿着海岸走完一圈，因此每个岛民对全岛的情况都了如指掌。此外人口稀少，岛上所有的居民都相互认识。岛上每块地都有名称，归某个家族所有，每一户人家在岛上都有各自的土地。如果有一块园地当时无人使用，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暂时利用这块土地种植作物，无须征得地主的同意。所有人都能在岛上任何一个礁石区捕鱼，哪怕正对着某户人家的房屋也没有关系。如果飓风或干旱来袭，整个岛屿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虽然蒂科皮亚岛民各自属于不同部落，拥有的土地也不尽相同，但是所面临的危险和问题完全一致。蒂科皮亚岛地理位置孤绝，规模小，因此从一开始就采取集体制定决策的方式。社会人类学家弗思将其出版的第一本书命名为《我们，蒂科皮亚岛》，这是因为每当有岛民向他解释他们的社会时总是时不时来一句“我们蒂科皮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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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科皮亚岛上各个部落的酋长对土地和独木舟拥有支配权，负责分配资源。但是以波利尼西亚的标准来看，蒂科皮亚岛的阶级属于最不分明，酋长的权力也最小。酋长一家与普通岛民无异，也在自己的园地或果园耕种或栽植。正如弗思所言：在根本上，生产模式是一种固有的社会传统，酋长不过是主要代理人和诠释者。“酋长和普通岛民有着相同的价值观：被传说和神话强化了的血缘、仪式和道德等意识形态。酋长是这种传统的捍卫者，但他并非一个人行动。他的长辈、其他酋长、部落里的每个人，甚至是酋长的家人，也都会以同样的价值观来对他的行动提出建议或批评。”因此，蒂科皮亚岛的酋长很少采取由上而下的管理方式，这与我们下面要讨论的社会的领导人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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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德川幕府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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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成功的案例发生在与蒂科皮亚岛一样人口密集的孤岛社会，该岛很少进口重要的经济物资，长久以来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但两岛的相似点仅此而已。这个岛上的人口比蒂科皮亚岛多100000倍，拥有势力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是第一世界的工业经济大国，社会等级分明、贫富悬殊，位居最高层的是有钱有势的精英贵族，在“由上而下”解决生态环境危机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个案例就是1868年以前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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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运用科学方法来管理森林时来已久，但很少为欧洲人和美国人所知。许多森林专家认为今日广为人知的森林管理技术最先是在16世纪的德国发展形成，随后在18、19世纪传到欧洲的其他地方。其结果是，欧洲的森林总面积虽在9000年前不断减少，但从19世纪开始渐渐增加。1959年我第一次去德国时以为会看到一个人口稠密、都市化程度高的工业国家，但实际上我见到的却是一大片繁盛茂密、整齐规划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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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德国在同一时期独自发展出“由上而下”的森林管理方式。让人惊讶的是，两个国家都是人口稠密、都市化程度高的工业国。日本是第一世界中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按国土总面积来算，每平方英里将近有1000人。按耕地面积来算，每平方英里高达5000人。尽管人口众多，日本80％的国土都为人口稀少的山区（参见图20），而大部分人口和农业都集中在仅占国土面积五分之一的平原。日本的森林保护和管理相当有效，虽然会砍伐一些树木，但森林总面积仍处于增长状态。由于森林覆盖面积大，日本经常自称为“绿岛”。虽然日本的森林看上去像是原生林，其实大部分森林在300年前已被砍伐殆尽，其后就像德国和蒂科皮亚岛那样，人工种植次生林，并进行整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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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森林政策是因环境问题和人口危机应运而生的，但环境问题和人口危机又是由于和平和繁荣才产生的。自公元1467年起，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在长达150年的时间里，日本内战不断，诸藩大名竞相争夺统治权。1590年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1615年德川家康讨伐大阪城，杀死丰臣全家，而秀吉之子秀赖的自杀则标志着日本战国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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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603年，德川家康已被天皇赐封为“征夷大将军”，成为诸侯之首，在江户（现在的东京）设立幕府，统揽大权。而留在京都的天皇仅仅是日本的象征而已，无任何实权。幕府将军的领地占全国土地的四分之一，剩下的四分之三由250位大名拥有，但幕府将军对大名控制非常严厉。此外，军权由将军独揽，大名之间不能互相争斗，甚至连他们的婚姻、修城或是将财产传给儿子都必须经过将军的同意。从1603年到1867年，日本进入德川幕府时代，这段时期日本社会安定，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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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与繁荣刺激了日本人口的增长，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战国时代结束后的一百年里，由于以下几个因素相互作用，导致日本人口翻倍：社会安乐、没有像欧洲那样遭到传染病的袭击（由于日本的闭关锁国，详见下文）、两种新作物的引进提高了农业产量（马铃薯和番薯）、湿地改良、防洪以及灌溉稻产量的增加等。随着人口激增，城市不断扩大，到1720年江户成为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单位，加上社会安定、免除关税、修建道路和改善沿海运输，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导致日本的兴隆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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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期，日本对外贸易几乎被切断。葡萄牙探险家本着贸易和征服的目的绕过非洲，于1498年抵达印度，1512年来到摩鹿加，1514年到中国，然后于1543年登陆日本。最初来到日本的欧洲人只是两个遭遇海难的船员，但洋枪从此引进日本。六年后，天主教传教士的到来给日本带来更大的影响，有数十万民众信奉基督教，其中还包括一些大名。由于耶稣会和方济各会明争暗斗，民间流言四起，传闻将日本变为基督教国家只是欧洲人准备吞并日本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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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9年，丰臣秀吉镇压了26名日本最早的基督徒。其后信奉基督教的大名有的向官员贿赂，有的暗杀官员。因此，德川家康认为欧洲人和基督教威胁到幕府和日本的稳定。（回顾历史，欧洲人在中国和印度等国都是先打着通商和传教的幌子，然后再进行军事侵略。因此德川家康的欧洲威胁论的确有远见。）1614年，德川家康颁布禁教令，开始屠杀传教士和那些拒绝脱离基督教的信徒。1635年，幕府政府变本加厉，施行锁国政策，禁止日本国民离开本土，也不允许日本船离开日本海域。四年后，更是把所有滞留在日本的葡萄牙人全部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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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日本开始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闭关自守，只同中国、朝鲜和荷兰保持着有限的贸易来往（因为荷兰人声明决不传教）。但荷兰人的活动范围仅仅限制在一个叫长崎的小岛。其他贸易地点还包括位于日本和朝鲜之间的对马岛（用来和朝鲜通商）、南面的琉球（包括冲绳），以及北面虾夷人集聚的北海道（当时还不算日本的一部分）。除此以外，日本甚至没有与任何一个国家维持外交关系，连中国也没有。自1590年代起，丰臣秀吉两度出征朝鲜，皆战败而归，此后再没有向外发动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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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闭关自守的两个世纪中，日本基本上能够自给自足，特别是自产的粮食、木材和大多数金属足以应付一时之需。进口物资大多为糖、香料、人参、药材、水银、每年160吨昂贵的木材、中国生丝、鹿皮等用以制造皮革的动物毛皮（因为日本国内牛数量有限）和用来制造火药的铅与硝石。而随着日本国内自产生丝和糖产量的提高，相关物资的进口量逐年下降，由于火枪被禁止使用，因此火药原料的进口也少了。这种自给自足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舰队逼迫日本打开国门，要求准许美国捕鲸船和商船在日本港口停靠，以便补给燃料和食物。面对西方人的坚船利炮，德川幕府显然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保护日本。1868年，幕府统治被推翻。从此，日本自一个半封建社会迅速转变为现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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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7世纪的和平与繁荣导致人口过分膨胀，木材需求提高（几乎所有木材都是国产的），从而出现滥伐森林现象，导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19世纪晚期之前，日本大多数的建筑都为木质结构，而不是用石头、砖块、水泥、泥土和瓦片。木质建筑是日本的传统，一部分因为日本人对木头的偏好，也可能是由于日本早期森林面积广阔，于是给人取之不尽的假象。社会安定繁荣，随着城市和乡村人口激增，建筑木材需求量加大。自1570年左右起，丰臣秀吉和其后的德川家康，还有许多大名竞相建造大型城池和庙宇，以此展现雄伟壮观的气势。单单为了德川家康修筑的三大城池就砍伐了10平方英里的森林。在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和他儿子德川秀忠统治时期，日本总共兴建了200多个城镇。德川家康死后，建造城镇所需的木材甚至比贵族大兴土木所用的还要多，这是因为城里的房屋鳞次栉比，都是木质结构，用茅草覆顶，冬日用火炉取暖时，很容易引发大片火灾。最大的一次火灾是1657年的明历大火2，半个江户城都毁于一炬，死者多达十万人。重建江户所需的大部分木材都由海船运过来，而打造海船又需要大量的木材。同时丰臣秀吉远征朝鲜，也需要大量的木材造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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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木材并非是日本人滥伐森林的惟一动机。木头也可用于做燃料，除了取暖和烹煮外，制盐、烧制砖瓦和陶器等工业也需要大量薪柴。木头还被制成木炭用来打铁。另外，人口增加，需要更多的粮食，所以更多的林地被清理出来作为农田。农民们施用“绿肥”（叶子、树皮和树枝），也以草秣（灌木和青草）来喂养牛马，不管是绿肥还是草秣均取自于森林。每英亩农田需要5至10英亩的森林提供绿肥。在1615年战国时代结束以前，大名和将军都以草秣喂战马，削竹子制武器，大量利用森林资源。拥有森林的大名每年必须向幕府将军进贡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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