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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木材除了供应本国外，其他都输出海外，然而其用处值得关注。出口的木材有一半不是原木或成品，而是变成碎木，其中大部分销往日本供造纸使用，其数量之大占日本纸张原料来源的四分之一。然而日本付给澳大利亚的碎木价格已跌至每吨7美元，日本卖出的纸张成品却是每吨1000美元。因此，从木材上获得绝大部分利润的是日本，而非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在出口碎木的同时，进口的林产品几乎是出口的3倍，其中多半为纸张和纸板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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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澳大利亚的林产品贸易具有双重讽刺意味。一方面，澳大利亚是第一世界国家中森林面积最少的，但仍在继续砍伐林木，出口到日本。日本也属于第一世界国家，森林覆盖率却是世界最高（74％），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其次，澳大利亚林产品贸易实际上是低价出口原料，那些进口原料的国家把它们变成昂贵和高附加值的成品后，再卖给澳大利亚。想不到这种不对称的贸易关系会发生在两个第一世界国家之间。一般而言，经济落后、尚未工业化的第三世界殖民地在与第一世界国家交易的过程中由于不够老道，会受到他们的剥削，把原料低价卖给第一世界国家。后者将其制成高附加值的成品后，高价销往第三世界殖民地。（日本出口到澳大利亚的产品主要为汽车、电子通讯设备、电脑设备，而澳大利亚出口到日本的产品主要是煤炭等矿产。）也就是说，澳大利亚大肆挥霍宝贵的资源，却只赚了一些蝇头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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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是否继续砍伐老龄木森林这一主题在澳大利亚掀起极其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在砍伐最厉害的塔斯马尼亚州，争论之风也最盛。塔斯马尼亚蓝桉高达305英尺，是世界上除加州红木以外最高的树木之一，当前砍伐的速度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还是地方政府，主要政党均赞成继续砍伐塔斯马尼亚的老龄木森林。下列事实也许能提供一种解释：1995年澳大利亚国家党宣布极力支持塔斯马尼亚的森林砍伐，而人们知道国家党收到的数额最高的三笔赞助金均来自伐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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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砍伐老龄木森林外，澳大利亚也培育人工林，既有本土树种也有外来树种。如上文所述，澳大利亚土壤养分低下、降雨量少且无规律，因此树木生长缓慢。在13个竞争激烈的主要人工林培育国中，澳大利亚是成本最高、获利最少的国家。即使是蓝桉这种澳大利亚境内最具经济价值的树种，它在其他种植国（巴西、智利、葡萄牙、南非、西班牙和越南）生长的速度比在澳大利亚更快，带来的经济利益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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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海洋鱼类资源的捕捞情况与森林砍伐问题相似。最初抵达此地的欧洲殖民者看到高耸的林木和繁密的草地，高估了土地的粮食生产潜能。用生态学家的专业术语来说，就是土地现有大量的作物，但生产力却很低。澳大利亚海洋也如此。由于土壤贫瘠，随水流带入海洋的养分也就很少，造成海洋生产力低下。沿岸水域也没有像南美洲西岸洪堡海流那样的富含养分的涌升流。澳大利亚海洋生物种群的生长率低，很容易便被捕捞殆尽。例如近20年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大肆捕捞罗非鱼，在短期内给两国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不幸的是，科学家经过仔细研究之后，发现罗非鱼生长缓慢，直到40岁以后才开始繁殖，而被捕捞食用的通常是100岁的鱼。因此，随着成鱼被捕光以后，这种鱼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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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海洋鱼类过度捕捞的问题由来已久：就像淘金热一样，渔民们大肆捕捞同一种鱼，直至其灭绝，然后又开始捕捞另一种鱼，使它也在短时间内濒临消亡。一种新的鱼类出现后，海洋生物学家能够研究出在可持续发展前提下的最大捕捞率。但通常在科学家的研究结果面世之前，那种鱼类几乎已被捕捞殆尽。澳大利亚遭到过度捕捞的鱼类除罗非鱼外，还有七星斑、东方宝石鱼、埃克斯茅斯草虾、黑缘灰鲛、南方黑鲔和赤梢鱼等。澳大利亚海洋鱼类可持续经营做得好的只有西澳大利亚石龙虾，它也是澳大利亚目前最具出口价值的海产品。石龙虾的发展情况由海洋管理协会独立评审（将在第十五章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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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淡水鱼类与海洋鱼类一样，由于流入河流中的土壤养分稀少，导致鱼类生产力低下。同样，与海洋鱼类相似的是目前淡水鱼数量虽然看上去很多，但面临着生产力低下的问题。例如澳大利亚数量最多的淡水鱼类为墨累鳕鱼，长至3英尺，生活在墨累—达令流域。这种鱼味美价高，以前曾被大肆捕捞，然后由大卡车运往市场，由此导致现在墨累鳕鱼的数量大幅度减少，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落得同样命运的还有罗非鱼，这也是一种生长缓慢，但被过度捕捞的鱼类。此外，因引进鲤鱼导致河水变浊，也对这些鱼类造成破坏性的影响。还有20世纪30年代大肆兴建水坝，使河水温度下降，干扰了鱼类生殖（因为水库排放出来的水太冷，不适合鱼类产卵）；同时也不再有定期洪水来更新河流内的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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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澳大利亚淡水鱼类带来的经济利益微乎其微。例如南澳大利亚州每年淡水鱼类只有45万美元的收入，而目前兼职从事捕鱼业的约有30人。在墨累—达令河，除了对墨累鳕鱼和金鲈鱼进行可持续管理外，同时也可以考虑其他具有经济价值的鱼类，以获得更大的利润；但不知对墨累—达令河的鱼类已经造成的生态破坏是否还能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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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淡水问题，澳大利亚是淡水资源最匮乏的大陆，仅有的淡水大多提供给人口集中地区，用于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即使是墨累—达令河这条国内最大的河流，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水被汲取利用，有些年份甚至全部汲取用光。目前澳大利亚还未被利用的淡水资源主要分布在偏远的北方，距离人口集中地区和农业区相对遥远。随着澳大利亚人口不断增加，未被利用的淡水又越来越少，有些地区可能会被迫斥巨资进行海水淡化。目前在袋鼠岛已有一家海水淡化厂，不久在艾尔半岛可能也会有一家这样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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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澳大利亚为了更好地利用河流资源，曾展开过几项大型工程，可惜均以失败告终。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曾计划在墨累河兴建几十个水闸，用以通航，其中半数由美国陆军工程兵团负责建造，但这项大型工程最终流产。墨累河至今仍无法让货船航行，而造好的水闸却破坏了墨累鳕鱼的生存环境。至于最铺张浪费的工程，奥德河项目可算一个。澳大利亚政府在地处偏远、人口稀少的西北部建造了一个水坝，用以灌溉农田，种植大麦、玉米、棉花、藏红花、黄豆和小麦。结果却只有一小块地长出棉花，过了十年就什么也种不出来了。现在那里只种植甘蔗和甜瓜，而带来的经济效益远不及水坝工程的巨额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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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水量不足和取用不易之外，澳大利亚水资源还面临水质问题。有毒物质、农药和盐分从河流上游流到下游的城市用水区和农业灌溉区。我在前面举过例子，向阿德莱德供应自来水的墨累河中含有盐分和农药，而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的棉花地由于使用农药，使得下游的无农药小麦和有机牛肉的生产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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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本土动物物种比其他大陆来得少，因此极其容易受到有害外来物种有意或无意地侵犯，如果这些本土物种尚未演化出防御机制，那么其数量就会减少，甚至灭绝。其中远近皆知的例子就是上文提到的兔子，它们将澳大利亚一半的牧草啃噬一光，抢夺了牛羊的饲料。此外，狐狸对本土的哺乳动物也进行大肆捕食。还有几千种杂草改变了栖息地环境、缩小了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破坏了牧草质量，有时还会使牲畜中毒。另外，墨累—达令河也因为出现鲤鱼的缘故，水质变得越来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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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简单提一下引进外来物种造成的恐怖事件。有些水牛、骆驼、驴子、山羊或马在野外放养时，践踏草地、啃噬嫩叶，严重破坏了栖息地生态。澳大利亚不像其他温带国家，没有寒冷的冬天，因此几百种昆虫来到澳大利亚后如同进入天堂，很容易繁衍生息。特别是绿头苍蝇、螨和蜱对当地的牲畜和牧场带来严重的危害，而毛毛虫和果蝇又会给作物造成威胁。1935年，澳大利亚引进蔗蟾以对付甘蔗的病虫害，不料病虫害没能去除，蔗蟾反而扩散开来，占领了100000平方英里的土地。蔗蟾寿命长达20年，而且一只母蔗蟾每年就可下30000个蛋。更为恐怖的是，蔗蟾有毒，澳大利亚所有的本土动物都不能以它为食。在控制害虫这一问题上，引进蔗蟾是最大的错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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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于澳大利亚是个岛国，四面环海，因此严重依赖于国际海运，很多有害的海洋物种跟随压舱水排水或干压舱带进来，有的依附在船身，有的混杂在进口水产品之中。这些有害物种包括水母、螃蟹、有毒的沟鞭藻、贝类和寄生虫。还有日本海星，会危及澳大利亚南部特有的一种鱼类。这些有害物种给澳大利亚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政府每年斥巨资进行动物控制，如花费几亿美元对付兔子，6亿美元对付牲畜身上的苍蝇和虱子，2亿美元对付牧草里的螨虫，25亿美元对付其他的有害动物，还有30多亿美元用于清除杂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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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希望和变化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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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环境极其脆弱，许多方面都遭到破坏，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过去造成的破坏中，有些已无法弥补，比如土地退化和本土物种的灭绝（近代澳大利亚灭绝的物种相对要比其他大陆来得多），其中大部分破坏行为至今仍在继续，甚至变本加厉，如塔斯马尼亚老龄木的砍伐。有些破坏由于年代久远，已经很难挽救，例如盐碱化的地下水已经流了几百年。过去的一些破坏是由文化态度和政府政策造成的，如今积习难改。就政策造成的阻碍而言，像水政策变革的最大阻碍便是来自“用水执照”（凭此执照能获得灌溉用水）。购买了执照的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拥有了水，而实际上每年分配到的用水量不及用水执照上面规定的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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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持悲观态度或过度谨慎的人来说，这些与澳大利亚相关的种种事实，让他们担心该国的生活水平是否会因为环境的不断恶化而降低。这完全有可能发生在未来的澳大利亚。它也许会落入和复活节岛同样的命运，人口凋零，政治崩溃；也有可能像目前的政客或商界领袖所设想的消费率和人口增长率不断提高。然而，后一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第一种预测比较切合实际，也适用于其他第一世界国家，只不过澳大利亚可能会早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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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目前澳大利亚还有希望的迹象。农民们转变他们的态度，开始进行反思，此外还有私人倡导以及政府的大力改革。这些行动均围绕着一个主题，即社会应该做出定夺，哪些是适合社会生存的核心价值，而哪些又是必须放弃的。在探讨格陵兰的维京社会（第八章）时我们已经接触到这一主题，在接下来的第十四和十六章中，我将会对此作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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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当我第一次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许多土地拥有者被人批评破坏土地、不为后代着想，或是损害到别人利益时，他们对此做出的反应是：“这是我的土地，我高兴怎样就怎样。”虽然现在我们还能看到这种态度，但已经少了很多，也不大被公众所接受。一直以来，澳大利亚政府在执行会对土地造成破坏的政策（如要求土地清理）和有害环境的工程计划（如兴建墨累河水坝和奥德河水坝计划）时，并没有遭遇到什么阻力。一直到几十年前，澳大利亚人民才开始像欧洲、北美等地的居民那样，对环境问题的争议日渐增多。目前澳大利亚的公众舆论对于土地清理、河流发展和老龄木砍伐的抨击尤其猛烈。在我写这一段的时候，正好听到南澳大利亚州政府（尽管违背了选举时的承诺）决定征收一笔新税，筹集三亿美元用以挽救墨累河；而西澳大利亚州政府将逐渐放弃砍伐老龄木；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与该州农民达成协议，计划利用4.06亿美元来使环境资源管理更有效率，同时停止大规模的土地清理；传统上最保守的昆士兰州也宣布将与联邦政府合作，在2006年之前终止大规模地清理成熟灌木林地的活动。上述这些方案在40年前根本无法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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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征兆包括选民整体态度的转变，致使政府政策发生变化。另一个希望的迹象特别体现在农民态度的转变上，他们意识到过去的农耕方式不能可持续经营，到时候留给后代的土地必然是面目全非。这一前景让澳大利亚农民感到痛苦（就像第一章里的蒙大拿农民那样），因为他们发自内心地热爱农耕这种生活方式，而不是出于微薄的收入才留在土地上。上文提到的牧羊人比尔·麦金多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测绘地图，然后用挖土机和炸药摧毁农场里的兔子巢穴。麦金多斯的家族从1879年起就拥有这片农场。他给我看了两张照片，拍的是同一座山丘，一张摄于1937年，另一张摄于1999年。两相对照，很明显地表现出1937年那张因为过度放牧，山上植被稀疏；而后来那张的山丘已是郁郁葱葱。比尔·麦金多斯为了使农场可持续经营，将放牧率控制在低于政府规定的放牧率，并考虑将羊种改为羊毛较少的肉羊（因为它们比较容易放养，而且需要的牧地面积也较小）。此外，为了解决杂草问题，以及羊群对牧草挑肥拣瘦，他采用“细胞放牧法”，促使羊群在一块牧场内将鲜美的和不那么鲜美的牧草都吃光后再转向下一块牧场。令我吃惊的是，麦金多斯为了降低成本，竟连一个全职员工都没有雇。他带着望远镜和收音机，骑着摩托车，与一只牧羊犬一起放养着几千头羊。与此同时，他知道农场自身很难长久维持下去，因此也经营小旅馆来增加商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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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同行的压力，再加上近年来政策的转变，放牧率渐渐下降，牧场的状况也得到改善。在南澳大利亚州的内陆地区，政府将适合放牧的土地出租给农民，其租约达42年，每14年由放牧委员会审核土地的状况：如果植被的生长情况没有得到改善，那么许可的放牧率就会再次降低；如果土地经营得不够理想，那么租约就会被解除。靠近海岸的土地，通常是农民的自有地或永久租地，因此政府无法直接控制，但还是可以通过两种方法进行间接控制。根据法律，地主或租户必须承担对土地的“照顾责任”，以防土地退化。首先是当地的农民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监督土地退化情况，依靠同行压力促使大家配合。其次，如果农民的管理委员会没有成效的话，土壤管理员能够进行干预。麦金多斯跟我讲起过四个例子，关于当地的委员会和土壤管理员如何命令农民降低放牧率，如果有人不遵守的话，土地就会被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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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墨累河附近一个叫卡柏瑞姆站的地方参观的时候，遇见了许多为环境问题奔波呼吁的私人倡导者，这个地方以前是农场，面积将近1000平方英里。最早在1851年就开始租给农民放牧，其后所有的环境问题都一一显现出来：滥伐森林、狐狸、土地清理、过度灌溉、过度放牧、兔子、土壤盐碱化、杂草横生以及风蚀等。1993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芝加哥动物学会共同买下这块土地。虽然后者的总部设在美国，但澳大利亚人对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倡导深深吸引了他们。买下土地后的几年里，澳大利亚政府采取由上而下的控制手段，将命令传达给地方的志愿者，然而结果越来越不尽人意。到1998年，改由私人的澳大利亚景观保护信托委员会执行管理任务，该机构动员当地400名志愿者进行由下而上的社区管理方式。该组织的基金主要来自澳大利亚最大的慈善机构帕特基金会，该基金会非常关注于挽救澳大利亚的农田退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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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景观保护信托委员会的管理之下，卡柏瑞姆的地方志愿者纷纷致力于他们感兴趣的计划行动。这种通过私人倡导完成的任务要大大多于在政府有限的基金条件下完成的任务。在卡柏瑞姆受过培训的志愿者也把他们所学到的技能应用到其他环境保护计划中。在这些计划中，我看到有的志愿者在照顾一种濒临灭绝的袋鼠，努力增加它们的数量；另一个志愿者正在对付狐狸，狐狸是本地危害最大的外来物种。还有一些志愿者的任务是处理无处不在的兔子问题、控制墨累河中的鲤鱼、无农药栽培柑橘、让湖泊重返生机、使过度放牧的土地再次布满植被、种植和销售本地的野花和野生植物以改善土壤侵蚀问题等。这些志愿者的想象力和热忱让人深深感动。私人倡导的环境保护计划在澳大利亚有几万个。像帕特基金会名下的帕特农地保护计划下就有一个照料土地计划，目的在于帮助想要把良好的土地传给下一代的15000个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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