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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将这一问题归咎为人们利益冲突时产生的“理性行为”。也就是说，某些人认为损人利己没什么不对。科学家用“理性”一词来形容这种行为，正是因为它是正确推理的结果，虽然在道义上应受到谴责。这些行恶者知道自己不会被制裁，特别是在没有相关法律约束或法律执行力不够的情况下。这种人通常只有少数几个，深受巨大、确实和即时利益的驱使，工于心计，而蒙受损失的确是大众。获利者觉得很安全，因为将损失分摊到不计其数的大众头上，每个人只有一点，不足以形成向获利者清算的冲动。即便挑战成功，得到的好处并不多，而且也不确定。这类例子包括所谓的“不正当补贴”，即有些产业依靠政府巨款扶持，才具有经济价值。例如美国的渔业和制糖业，澳大利亚的棉花产业（政府承担棉花田的灌溉费用，对其进行间接补贴）等。所以为数不多的渔民和农民竭尽全力争取谋生的补贴，而损失方（所有的纳税人）却没有什么声音，因为这笔钱不过是他们上缴税款里的毛毛雨。在某些形态的民主体制下，一些拥有影响力的小团体特别会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来满足少数人的利益，如美国参议院内来自小州的参议员，或是以色列一些具有制衡力量的小教派，然而这在荷兰的国会系统中几乎不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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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恶行”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对我自己有利，对你和其他人都没好处”——换句话说就是“自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蒙大拿，大多数人钓的是鳟鱼，少数人喜欢钓梭子鱼，这是一种会吃其他鱼类的大鱼，并不是蒙大拿西部的本土物种。那些人为了钓梭子鱼就偷偷将梭子鱼放入蒙大拿西部的湖泊和河流，对当地的鳟鱼造成极大的威胁。这一事件的受益者自然是喜欢钓梭子鱼的人，而损害了大多数钓鳟鱼的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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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受害人更广、损失金钱更多的例子与蒙大拿矿产公司有关。在1971年之前，蒙大拿的那些矿产公司倒闭后一走了之，任由含铜、砷和酸性物质的废水渗入河流中，这是因为当时蒙大拿州政府并没有法律规定矿场关闭后矿产公司必须清理环境。虽然蒙大拿州在1971年通过了相关法律，但矿产公司发现他们只要把高价值的矿石挖掘出来，然后宣告破产，便可省掉清理环境所需的大笔费用。结果5亿美元的环境清理费用落在蒙大拿居民的头上。矿产公司的总裁知道如何钻法律空子，为公司省下一大笔钱，用来发奖金和高薪，而把清理环境的负担转嫁给社会。这类例子在商业界数不胜数，但也不像一些愤世嫉俗的人士所认为的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们会在下一章探讨企业在追逐利益的前提下，如何应对政府规定、法律和公共态度，以及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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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冲突产生的某种特定形式是广为人知的“公有地的悲剧”，这类问题与“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的逻辑”密切相关。设想这样一个情景：很多人都在利用共同拥有的资源，如渔民在公海捕鱼，牧羊人在公共牧场放牧，如果每个消费者都尽可能地利用资源，其后果是公共资源会因过度捕捞和过度放牧而减少或枯竭，到那个时候，所有人都一无所得。因此，为了共同利益，大家都应该有所节制，不过度利用资源。然而，如果没有有效的法律规定每个人所能支配的资源数额，那么所有人都会这么想：“要是我不去捕鱼或者不让我的羊吃草的话，其他人就会去做，因此我没有必要约束自己。”因此，正确的理性行为是在下一个消费者到来之前大肆使用，尽管其后果可能造成公有地的破坏，从而影响到每个消费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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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这种逻辑已使很多公共资源遭到过度利用或破坏，而其他受到保护的公共资源则可能再使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5万年来，在人类居住的海岛和大陆，许多重要的海洋鱼类由于过度捕捞几近消亡，一些大型动物（大型哺乳动物、鸟类和爬虫类）濒临灭绝。然而，也有很多地区的鱼类、森林和水资源得到良好的保护，如我在第一章所述的蒙大拿的鳟鱼和灌溉系统。在这些令人高兴的结果背后，有三种方式能用来保护公共资源，使其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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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明显的解决方法是政府等外在力量的介入，不管是否由消费者邀请而来，强制实行资源配额，如日本幕府时代的将军和大名、安第斯山区的印加皇帝、16世纪德国的君主和富有的地主对伐木的掌控等。然而，这一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并不实际（如广阔的海域），很可能造成管理和管制费用过高。第二种解决方法是资源私有化，也就是说把资源分配给每个人，分配到资源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势必谨慎管理。在日本幕府时代，有一些村子自身拥有的森林就是采取这种管理办法。但是，有些资源无法分割（如迁徙的动物和鱼类）；再者，拥有这些资源的个体不比政府的海岸警卫队或警察，很难凭个人力量赶走入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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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公有地悲剧的最后一个方法，就是让每个消费者了解公有地的利益，让他们自行设计、遵守并执行一套谨慎的资源配额制度。如果下列条件全部达到，这一方法则可能行得通：消费者来自同质性群体；彼此间相互信任、沟通；希望共享未来，将资源传给后人；有能力且准许进行自我组织和自我管制；资源的界定和所有消费者都定义明确。第一章所讨论的蒙大拿用水灌溉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这些权利已被写入法律条文，但大多数牧场主还是遵照他们选举出来的水资源管理委员的分配，不再上法院解决争端。关于同质性群体谨慎管理资源、希望把资源留给后代的例子有第九章讨论的蒂科皮亚岛民、新几内亚高地居民和种姓制度下的印度人等规模较小的社会群体，此外还有冰岛人（参见第六章）和幕府时代的日本等大型社会群体。这些岛国受孤立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一致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整个群体必须依靠岛上的资源生存下去，他们知道若管理不当，不可能用下面这句话来做借口：“这不是我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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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行为引发的利益冲突还包括短视近利的主要消费者与着眼于长期利益的社会整体之间的矛盾。例如当前的跨国伐木企业大量砍伐热带雨林，他们通常和一个国家签订短期租约，然后在租期内将林木砍伐殆尽，接着转向另一个国家。伐木企业支付租金后，为了利益最大化，当然是林木砍伐得越快越好，然后弃种植林木的条约于不顾，转战下一个阵地。马来半岛大部分低地森林、婆罗洲、所罗门群岛、苏门答腊的森林已经相继被毁，如今菲律宾的森林正在遭到破坏；而不久的将来，新几内亚、亚马逊和刚果盆地的森林也将不保。对此，获利的是伐木企业，而给当地人带来的则是灾难。他们不但失去森林资源，还必须承受土壤侵蚀和溪流沉积物增加的后果。对森林所属国而言，不仅失去了生物多样性，而且动摇了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如果伐木企业拥有一片林地的所有权，那么就不会有短期租约带来的利益冲突，这些企业希望能够一直开采林木，自然会对林地进行长期规划。20世纪20年代，中国农民面临类似的困境。当时军阀分为两种，一种是占山为王的“坐寇”，掠夺一番后至少会给农民留下足够的资源供他们下次再来搜刮；而“流寇”则更加恶劣，到处流窜，随机扫荡，就像上文所述的那些签订短期租约的伐木公司，将一个地区洗劫一空以后，再转往另一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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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理性行为产生的利益冲突是当权的决策者与社会其他人之间发生的利益冲突。由于这些当权者不必替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图谋私利，无视其行为是否会伤害到他人。这种恶行以多米尼加独裁者楚吉洛和海地当权者为代表。然而在今天的美国，这类人也越来越多，他们住在由栅栏围起来的房屋内（参见图36），自顾自喝着瓶装矿泉水。例如安然公司的主管挪用公司财产，中饱私囊，伤害了所有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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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以来，自私的国王、酋长和政客无论有作为还是无作为，通常都是引起社会崩溃的罪魁祸首，其中包括本书讨论过的马雅国王、格陵兰的维京首领以及现代卢旺达的执政者。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在她的《愚蠢进行曲》一书中分析了历史上许多著名的灾难性决策，从古希腊的木马屠城记，到文艺复兴时期罗马教廷的独裁激起了新教的兴起，再到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决定采取无限制潜水艇战（引发美国宣战），以及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也同样引发美国宣战。正如塔奇曼所说的：“引起政治愚行的首要力量就是权力欲，也就是塔西佗所说的‘所有热情中最罪业深重的一种’。”在这种权力欲的支配下，复活节岛的酋长和马雅国王要求人民为他们竖立比对手更大的石像和石碑，因此他们才会一而再地加快砍伐森林的速度，而不是去保护它们。他们被困在竞争的恶性循环中，如果哪位酋长或国王为了保护森林，而只竖立一个小石像或石碑，就会被人嘲笑，甚至地位不保。这就是攀比短期内的名声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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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统治阶级不大可能因为与大众的利益发生冲突而拒绝解决已经觉察的问题，因为他们很难从自己行为的后果中脱身出来。我们将在最后一章看到大多数具有强烈环境意识的荷兰人（既有政客也有大众）醒悟到他们生活在低于海平面的地方，与海水只隔着一条拦海大堤。因此，如果政客们不好好进行土地规划，那么他们的个人安危也会受到影响。同样，在新几内亚高地，大人和其他人一样也住在茅屋里，也要一起捡拾柴薪和木头，因此具有高度的动机为社会解决问题，确保森林可持续经营（参见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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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灾难性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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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几页提到的例子说明的是社会之所以不去解决已经察觉的问题，是因为某些人能从这些问题中获利。与理性行为相反的是，不愿意去解决已经察觉的问题也有可能归咎于“非理性行为”，即对每一个人都有害的行为。当个体心中的价值观出现冲突时，常常会产生这种非理性行为：如果一件坏事有利于我们紧紧依附的价值观，那么我们可能会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巴巴拉·塔奇曼以“一错到底”、“木头脑瓜”、“拒绝从负面信号下结论”、“智力停顿或迟钝”来形容这种普遍的人类特征。心理学家们则用“沉没成本效应”来描述相关特征：如果我们已经为一个政策（或股票）投入了很多，因此不愿意轻易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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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价值观往往深入人心，因而可能成为灾难性行为的诱因。例如复活节岛上大规模砍伐树木多半是出于宗教的缘故：巨大的石像是岛民膜拜的对象，因此他们不惜砍伐树木用来运输和竖立起那些石像。与此同时，9000英里外，在另一个半球上，维京人正在格陵兰岛上追求基督教的宗教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加上对欧洲人身份的认同，以及保守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紧密相连、互帮互助，共同生存了几百年。这些良好的特性（在很长一段时间获得成功）同时也阻碍他们对生活方式进行变革，向因纽特人学习生存技能。要不是这样，维京人可能在格陵兰岛生存得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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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还有很多世俗的例子，表明我们深深信仰的价值观也有可能不合时宜。在澳大利亚的英国人继承了养羊、生产羊毛、高估土地价值、对英国的身份认同等传统，最后在偏远（除新西兰外）的地方建立起一个第一世界的民主国家。直到现在，澳大利亚人才渐渐承认他们尊崇的价值观也有不好的一面。现代的蒙大拿之所以不愿解决矿业、林业和畜牧业造成的问题，是因为这三大产业曾是蒙大拿的经济支柱，代表蒙大拿的拓荒精神和特性。蒙大拿的拓荒者们崇尚个人自由和自给自足，因此不愿意接受政府的计划和对个人权利的限制。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决心不重蹈资本主义的覆辙，将环境问题视为只有资本主义才会犯的错误，结果导致中国陷入严重的环境问题中。卢旺达人视大家庭为理想的生活形态，这在儿童死亡率高的年代当然是不二的选择，但也导致了今日人口泛滥的局面。我认为正是早期的价值观使得当今第一世界的国家们对环境问题采取对抗的态度，而对于这些价值观，他们没有再重新检视。“统治者或政策制定者死守他们最初的理念”。塔奇曼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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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在决定是否摒弃一些与有悖于生存的核心价值时，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而到什么时刻，一个人又会视个人生命于不顾呢？现代世界，有数百万人面临这样一个抉择，为了活命，是出卖亲朋好友，屈服于独裁者的淫威之下？还是背井离乡，流亡海外？国家和社会有时也会面临类似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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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决定都含有赌博的成分，因为一个人经常无法确定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是否会带来毁灭，而摒弃这些价值观又能否带来生存的希望。格陵兰的维京人以基督徒农民自居，实际上他们也决定情愿为基督教献身，也不愿像因纽特人那样活着。最后，维京人输了这场赌博。当五个东欧小国面对气势汹汹的俄国军队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于1939年不战而降，而芬兰在1939年到1940年间，浴血奋战，最终保全了国家的独立。匈牙利人在1956年打了败仗，失去了国家的独立。谁能说哪个国家的选择最明智呢？谁又能预言只有芬兰才会在这场赌博中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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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一个社会而言，成败的关键在于知道哪些核心价值观应该继续尊崇，而哪些随着时代的变化应该摒弃，并寻找新的价值观。在过去的60年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放弃了他们长期信奉的、对国家形象至关重要的一些价值，转而信奉其他的价值观。英国和法国放弃了他们几个世纪以来独霸世界的地位，日本放弃了军事传统，俄罗斯放弃了长期以来的共产主义实验，而美国也在坚定地远离一些过去的价值观（虽然并不完全），如合法的种族歧视、合法的对同性恋的憎恶、轻视女性和性压抑等。现在，澳大利亚正在重新评估是否将自己的国家定位为英国人的农业社会。成功属于那些有勇气作出困难抉择的社会和个体，同时也需要运气才会赢得赌博。今日，对于环境问题，整个世界面临类似的抉择，我会在最后一章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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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其他非理性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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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值观冲突之下，有些社会可能会做出非理性的行为，会设法去解决或不去解决问题。在问题尚未引起重视前，普遍的非理性动机包括大众通常会厌恶第一个察觉问题、抱怨问题的人，例如塔斯马尼亚的绿党最先抗议将狐狸引进本地。如果抗议者上一次发出的是个错误警报，那么大众就会轻视后来的警报。就像《伊索寓言》里牧童屡次空喊“狼来了”，等狼真正来的时候，没有人再相信他。这时大众会推卸责任，说这是别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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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非理性地拒绝解决已经察觉的问题通常是由个人短期和长期目的的冲突造成的。卢旺达和海地的农民，以及当今世界还有几十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为明天的食物忧愁。生活在热带暗礁地区的穷苦渔民为了养活自己的孩子，不惜用炸药和氰化物来捕捉珊瑚礁鱼（殊不知偶然也会炸掉暗礁），显而易见，他们正在摧毁将来的生计。政府也是如此，经常短视近利，只看得到眼前的问题，只有当大灾难即将爆发时，他们才会去关注。例如我有一个朋友和本届政府关系密切，2000年全国大选后他去华盛顿拜访，发现新任的政府官员大谈所谓的“90天焦点”，也就是只讨论未来90天内可能发生的大麻烦。对于这种非理性地着眼于短期利益的行为，经济学家们理性地把它称之为把未来利益“打折”。可能会有人争辩道，今天用掉资源要好过留到明天再用，理由是今天利用资源得到的收益可用来投资，利息累积起来将十分可观，所以今日利用资源创造的价值要高于明天利用资源创造的价值。如果是这样的话，恶果将由我们的后代来承担，而他们在今天既没有投票权，也不能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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