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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种即智能革命。智能机器的大规模使用将导致知识、技术和经济机会的重新分配——这种重新分配不仅仅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也发生在人与机器之间。而从中受益的，主要是那些懂得如何与智能机器交流与合作的人。对于其他人来说，这关系到他们的工作和生存。因为机器越智能，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就将越严重（参见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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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种即控制革命。微粒化过程将会使社会中的我们被重新分类、评价和比较——甚至被看透。因为与精细解析的数据相比，我们的生活还是相当粗糙的，这将使对我们的行为做出精确的预测成为可能。我们将不再像在现代世界中那样被最大限度地利用，而是被最大限度地解析。这会引发一个关于公正的根本性问题，并使民主原则面临受损的危险（参见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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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这三种革命中显露出来的这场新型的“解析—解体”，会在数字化进程中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已经有非常多的作品探讨了数字化技术的社会影响，有的从网络化的重要视角出发，有的从数据量的视角出发（比如《大数据时代》这本书），还有的从失控和控制妄想的角度出发，还有的作品认为借助数字化技术我们所有人都将变得越来越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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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视角都很重要而且相互关联，但是根据我的观察，所有这些探讨都没有涉及数字化发展进程的核心，而是聚焦于新的粒度引发的种种现象。新的粒度才是根本性的事物，所有的其他现象都是由其衍生而来。对此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化的菲利克斯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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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菲利克斯几乎没有被网络化，他带来的数据量用一个USB（通用串行总线）硬盘就可以轻松容纳，而且他没有失控，正相反，他自身的控制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而他是否因此在总体上看起来“更聪明”，还需要验证。但毫无疑问的是，他是数字化社会中的一员，原因很简单——他的生活已经被高度解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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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克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晨都会有一次明显的血糖值升高，而血糖值变动曲线会在每周二变得特别陡峭而达到峰值。他的双亲对此感到非常的惊异，因为每天的早餐都是一样的，但在周末却根本看不到血糖值有明显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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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她们发现，这是因为菲利克斯现在转到了学前班，他害怕上课，尤其害怕周二那天上课的一位老师。恐惧可以使血糖值升高。这一结果是通过数据提取和分析得出的。仅仅依靠一张纸上的记录做标准分析，医生不会发现有什么问题，而菲利克斯每周二还是会陷入呆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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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克斯因此被卷入了差异革命。如果我们想象还有另外一个菲利克斯——数字化的菲利克斯2号，那么这种差异性的爆发就很容易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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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假设数字化的菲利克斯2号生活在柏林，而且像他的美国病友一样在4岁的时候患上了幼儿糖尿病。他的父母像薇薇娜和诺玛一样测量他的各项数据，而且使用的是同样的仪器和同样的程序算法，进行同样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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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同样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病症。数字化的菲利克斯2号可能会因害怕周五下午的足球训练而被记录下在这一天出现了血糖值升高，也可能是在其他时间因为完全不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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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我们将两份病历重叠对比，或许它们之间的差异会大到我们很难说这是相同的疾病。科研人员早已开始仔细观察这种效应：他们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患上了“罕见的疾病”，即每个病人被检测得越精确，他们之间以及他们的病症之间的差异就会越突出——那种与他人罹患了同样疾病的幻觉就会破碎得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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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罕见的疾病，还有罕见的身体。每个人身体的独特性都可以如此详细地被掌握，这会使与其他机体的对比越发困难，或者说这种比较越来越不能说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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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数字化的菲利克斯1号和数字化的菲利克斯2号（还可以有其他数不清的、同样被精确检测的患儿）计算出一个平均值是没有意义的。即使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个平均值，它也不会向我们透露关于每一个菲利克斯的更多的信息。平均值，这个现代的计量单位，不会使我们更加机智，反而会使我们更加愚蠢。“平均值已死”，经济学家泰勒·科文在一篇有关于此的文章中这样说。数字化的菲利克斯们埋葬了平均值。至今为止的特例——那种被精确阐明的个体——会成为新的标准，而当前的标准将变得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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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界已经注意到差异性的爆发这个重大问题。心脏病学家、遗传学家埃里克·特普尔认为：“现代医学的整个分类系统都必须要重写了。”作为对当前医疗方法——仅仅根据两类糖尿病就确诊个体的患病类别，或者仅仅根据正在发生癌变的器官就确定癌症类别——的替代，未来的医学将会是一种“个性的科学”。未来的医学将采用全新的检测方法、认知及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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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什么是“个性的科学”？按照我们目前的标准，“个性的科学”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科学并非建立在个体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群体、普遍的规律以及平均值之上。这种新的科学会是什么样，目前完全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它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它将同时包括智能革命和控制革命，因为只有借助灵巧的机器智能我们才能深入了解菲利克斯，也因此可以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控制他的身体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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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欢迎来到微粒社会！在微粒社会中，将会有很多事物——虽然不是所有——与我们所熟悉的社会中的不同，甚至变得面目全非，比如医学或者法律。而肯定会有所不同的是我们对自身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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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新型的“解析—解体”也就不难理解了，它描绘了一个双重的进程：一方面是对我们人以及我们身边发生的所有现象的数字化高度解析；另一方面是制度的解体，这些制度是在粗粒化的世界中发展起来的，现在却因为没法跟得上形势而显得碍手碍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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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制度包括法律、科学及科学方法、性别划分、我们当前的民主制度、福利国家制度以及其他制度，它们是解决社会问题和其他问题的固定方法，当问题改变时，它们也得跟着改变。它们将解体并得到重构。这类重构在历史上一直是必要的，目前它们正在很多领域同时发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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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新型的“解析—解体”的第二个方面我将在本书第二部分加以阐述。在此我将专注于以下两个关键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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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是超负荷的制度。许多以前我们曾经依赖的东西，正在数字化时代支离破碎：一部分法律制度、数据保护制度、教育体系，还有看起来理所当然的制度，比如被视作经济能力证明的国民生产总值。由此带来的后果将是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参见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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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是我们将迫切需要一种对人的新的认知。我们将不仅被迫改变我们的制度，还要改变对自我的认知。由于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将越发模糊，我认为，我们倾向于放弃将自己理解为理性的人，而将自己塑造成不可揣度的、玩世不恭的、易受干扰且会干扰他人的人。我们将从“理性人”变成“微粒人”——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变，随着这个转变的发生，我们将会在这个数字和程序算法的世界里发展出一种新的人性形态（参见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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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化的菲利克斯案例中，“解析—解体”的第二重含义——制度的解体和我们对自身认知的解体——涉及的主要是医生们。在疾病与康复问题上，迄今为止医生都是不可置疑的权威，面对相对少量的可用数据，他们主要依赖于以往的病例。而他们即将面对的，是由病人搜集的海量的细节性信息，这些信息往往比医生曾经所能获取的所有东西都更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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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与病人间的权力分配正在发生变化，医学专家的地位正在崩塌，他们将被迫与瓦解他们权威的数字化机器共事。因此，虽然他们绝不会显得多余，但是他们的角色会被彻底改变——解体并且不得不被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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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人们可以用一幅大大简化的图景描绘微粒社会：此前的社会好像由无数的台球组成，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慢慢学会将其构建成一个可以负重的结构。现在这些台球逐渐地由微小的铅丸替代，这将急剧地改变社会的集聚状态和静力学结构，同时迫使我们找寻新的路径，以便在这些细小的微粒中建构一种稳定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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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是接下来数十年我们的任务。而要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只能转变自己的思路，因为来自群体和粗粒化时代的陈旧答案，将不再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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