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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份清单的人，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这样的印象：智能革命将首先使市民阶层享有特权。未来前景明朗的职业看重对感性的教育，这种教育正在那些拥有更高待遇的市区——柏林的夏洛腾堡区和汉堡的布兰肯内泽区——展开。精英市民的感性将得到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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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成为治疗医师、教师或者艺术家呢？会有足够多的职位吗？或者我们必须要发明全新的、复杂的服务性职业，让人类换取报酬和面包吗？如果是，又将是什么样的新职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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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一直是把双刃剑。它会毁灭一些工作岗位，同时也能提高生产效率，使得商品更便宜，所有人的福祉也将因此增加。另外，它会使投资转向生产效率更高的行业中去，在那些行业中会产生要求更高的教育训练水平的新工作岗位。因此，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就是：我们能够在“教育对抗技术”的赛跑中获胜吗？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但是在未来就不敢保证了。可以想象，计算机很快就会挤压有创造力的、受过教育的、感性的和友善的人类的职业空间，那时人类就会输掉这场与技术对抗的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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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已经有一种经验性的证据表明，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加拿大经济学家保罗·博德里正在论证，自2000年以来，对高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正在下降。原本对于认知性有高要求的任务需求量应该随着高科技行业的发展而上升，但是博德里和同事们从数据中解读出来的情况是，在2000年这一年出现了一个时间节点：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提升并没有与技术进步相伴而来。虽然从中提取出深远的结论还为时尚早，数据量还不够充分，而且其他的相关解释还须进行核查，但是答案关系着我们是否还能保持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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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一种社会分裂正在显现：在有人道主义倾向的和感性的人类建立起对抗机器的堡垒的同时，出现了一个由专家组成的新阶层，他们与机器结成联盟，实现真正的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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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粒社会：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模式 与机器共同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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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2月，当时的世界象棋冠军与一台计算机进行了第一次人机象棋比赛。为应对来自超级电脑“深蓝”的挑战，当时史上评价最高的象棋选手加里·卡斯帕罗夫接受了这样的评语：“这次比赛是整个人类种族的一场防御战。计算机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们无处不在，但是存在一条计算机不能逾越的边界——它们不应当在人类的创造性领域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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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卡斯帕罗夫就震惊了人类，在那次比赛中他输掉了首个回合。不过无论如何他还是咬牙坚持，并最终以令人信服的4∶2的比分赢得了这次较量。但是一年以后，他以2.5∶3.5的比分输掉了整场比赛。在最后一个回合的较量中，他甚至遭受了职业生涯中最快的失败。机器因此羞辱了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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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经常被谈及，但是象棋比赛的后续进展如何却很少被关注。有一段时间，象棋比赛是人类和机器分开进行的，但是纯粹的计算机象棋让人感到无聊：一方面计算机常常无法理解象棋的精妙，另一方面在对弈的过程中它们缺乏感情。而且机器被很快证实并非是最好的象棋玩家。受益于它们的数据库，计算机可能知道所有曾经对弈过的赛局，它们可能提前分析了好多步，它们可能会打败世界冠军——但是它们并非是不可战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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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和机器谁更厉害的问题，现在有了非常清楚的答案，那就是：不是两者中的任何一方，而是两者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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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象棋中，这种人机联合被称作自由式国际象棋。人类与机器结盟，象棋水平达到了史上最高。自由式国际象棋界的一位大师名字叫Ibermax或者Intagrand。其后隐藏着安森·威廉姆斯，一位来自伦敦的、拥有非洲加勒比血统的、瘦削的、笃信宗教的工程师和程序员，他虽然热衷于电脑跑车游戏，技艺高超，而且不看乐谱就可以弹奏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最难的钢琴曲，但是在国际象棋领域充其量是一个中等棋手。如果没有他的计算机，没准他经过努力有可能在当地的象棋俱乐部称雄，但是有了计算机，如虎添翼，他可以与世界象棋精英争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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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式国际象棋竞赛中，威廉姆斯几乎不看木质棋盘，而是从一台电脑前迅速移动到另一台电脑前，这些电脑中同时运行着不同的计算机程序。威廉姆斯的艺术在于，他极为清楚每一个程序的优点和弱点，并且知道在哪种位置上程序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或者什么时候在某个位置通过冒险“出击”可能使对手面临全新的问题。他还能从对手的棋步中推断出其是否相信某种特定的象棋程序，然后利用对手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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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7年于西班牙本尼多姆举办的自由式国际象棋竞赛中，威廉姆斯曾战胜过一位国际象棋大师，他通过在一个毫无希望的位置上疯狂快速地走出一系列由计算机计算出的棋步，使得对手完全失去招架之力。在经过多达111步的高强度较量后，那位大师精疲力竭地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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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秀的自由式国际象棋选手好像具有超自然的天赋，他们能够认识到什么时候应该信任计算机，什么时候应该信任自己。他们异常清楚地知道计算机的弱点，同时也清楚自己的弱点。正是因此，即使是比较差的象棋选手也能在自由式国际象棋比赛中表现出色：他们谦虚却不自负，他们知道自己并不一直比计算机更了解象棋，只是有时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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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自由式国际象棋选手就是这样以某种方式克服了加里·卡斯帕罗夫描绘的矛盾：比赛中的关键不再是人与机器的对战，而是两者的共生。一些人因此将这种比赛称为“半人马象棋”[1]，这是根据希腊神话中一个人与马混合的半人半马怪物命名的。自由式国际象棋选手在回答人与机器谁有优势的问题时会视情况而定。其中的艺术在于发现哪一方应该在哪种情况下掌握领导权——是人还是数字化智能。这是未来所有领域都将面临的问题，而且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学习自由式国际象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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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应该树立不再与机器对抗而是与其合作的观念。这适用于医学、法律、科学领域或者工厂。在个体生活中，我们早就理解了这一点，没有人会反对自己的智能手机；而在社会层面，我们仍然将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描述成对立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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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立之所以发生在我们身上，原因在于我们经常认为机器会在某一天取代我们。这当然不符合实情。机器最多会顶替一些职位或者工作流程，但是它们不能取代人类——与人类相比，它们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而这对于理解微粒社会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对于我们人类而言，机器永远都是外来物种，是异类，这样它们才能作为可爱的机器人或者无害的屏幕出现。因为对于我们而言，它们的优势建立在完全不一样的能力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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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不知疲倦，而且能够在任何时间通过一款新的、更好的软件得到升级。这虽然好，但不是决定性的。更重要的是，智能机器不必与我们大脑所负载的一切竞争。它们没有意识、感觉和愿望，也没有希望和渴望，只是使用符号，使用数字和信号。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对它们而言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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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计算机只能做一件事情——运算，但是人类生活中可以数字化的东西多得令人吃惊。比如象棋是由具有某些特定值的坐标组成的坐标网络，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视频是不同色彩强度值和使其转变成其他色彩的指令；歌曲是不同频率的波谱；潜在的恋爱对象是各种参数间的相关性和发生概率；声音对于“社会测尺”而言就是利用音高所计算的讲话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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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人类必须一直从所有事物中感知到意义，这是费力的，同时这会急剧地拖慢我们的生活节奏——但会使我们的生活有价值。一朵花对于一台计算机而言就是色彩值、像素大小；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它要么意味着对上一次生日的回忆，要么是哀悼某个喜欢花的已故的女朋友，要么是某个博物馆的一幅图片，要么是春天草地的香味，或者让人想到普罗旺斯厨房桌上那朵枯萎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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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知道计算机会在哪些方面超过我们。严格来看，计算机不过是利用1和0的差异在工作。但是在计算机代码之上，重要的是区分不同的状态。意大利女哲学家埃莱娜·埃斯波西托曾写道：“机器只是在利用这样的差异。”因此，它们具有“意想不到的解析能力和解构思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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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与人类的这种根本差异，可以通过谷歌搜索引擎直观地看到。谷歌搜索引擎具有一种“记忆”功能并且可以“记起”所有的网页，可以说，比我们曾经所能做到的好得多。但事实是：机器根本没有记住任何东西。我们以为它们要认识甚至理解那些网页，要顾及这些网页的上下文和存在用途。但是谷歌搜索引擎是通过大约200种变量最终计算出搜索结果的，而这些结果和某个网页的内容几乎一点关系都没有，关键的是链接、点击量和其他更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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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只是没有被与我们相关的内容拖累，它才可以如此迅速。它之所以“记得”那么好，是因为它忘记了很多或者说根本就不知道。谷歌最大的优势就是忘记的能力，而我们人类最大的优势就是不会忘记的能力。因此我们拥有历史或者某个故事，而计算机拥有的是计算路径（可能还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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