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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研究者们发现，现在只要很少的数据就能重新将湮灭于大众的个体找出来。即使没有4条数据而只有2条地址数据，他们也能够确定超过一半的参与者的身份。因此，数据搜集者能够如此轻易地拥有数据从而窥探我们的隐私领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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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的每一个决策都是随机做出的话，那他将是完全不可识别的，同时也是不可预测的。一个顽皮的孩子每时每刻的行动都不确定，人们无法预计他接下来会干什么。一个不合群的人也可能这样，因为他绝不会考虑周围人对他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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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组成我们生活的因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观察者可以通过其中很少的一部分推断出剩余部分。比如脸谱网可以通过公开的点“赞”数量以88%的准确率判断一个用户的性取向，而且有75%的把握推测用户是否购买过毒品。这种点击行为会像心理学中的一种标准测试一样，以相同的精确度甚至将基本的性格特点比如性取向等暴露出来。脸谱网不久前向一位用户推送了一条关于医生的广告，这位医生是专门给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做“出柜”辅导的——脸谱网之所以向这位用户推送这条广告，是有原因的，这位用户甚至压根儿就没有向任何人谈到过他计划好的“出柜”——是他的为数不多的、看起来与此并不相关的点击把他暴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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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通常所说的数据量问题。只要4条数据就足以识别某个人，而不多的点“赞”数量也足以推测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大数据并不总是必要的，小数据往往就足够了，甚至仅仅一个有特点的点击就够了。一所名校的某个被认为聪明的学生通过某个匿名网络发布了一个炸弹警报，以此阻止一场考试。人们很快就抓住了他，因为他是在嫌疑时间段内唯一一个使用过这个网络的人。在这个案例中，人们只用到了1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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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总是存在于某种情景中，但仅仅是数据量上的某种限制并不能产生影响。德国当前的数据保护法也存在这样的误区：它所要求的是将数据量减少到最低限度，而且强调的是个人数据和非个人数据之间的区别。但是这种区别在很多个人信息可以通过匿名的、非个人化的信息被推断出来的时代是无效的。数据不是决定性的，把数据转化成知识才是决定性的。而且现在很少量的数据就可以转化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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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在试图将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现在微粒化的数字化技术教会了我们一个更好的方法。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约翰·伯伦认为：“我们曾一直认为，个体是不可预测的。”现在我们断定：正是我们的独特性使得我们可以被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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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启蒙运动以来，即过去不到250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自由”的名义下标榜我们自己独有的不可预测性。我们曾经可以随时变成另外的样子。我们可以，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我们一直将自由用于确定一个特定的生活计划，而不是不断地改变自己。只要我们的运动场还只是一个单独的小空间，我们就会沉醉于这种不可预测的幻觉中。但这只是低度解析的一种效果，运动场被划分得越是细密，我们被预测的程度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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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国基社盟是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党的简称，是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党的姊妹党，只在拜仁州活动，目前为德国执政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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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粒社会：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模式 从最大限度地利用到最大限度地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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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是相当愚笨的。知识的分配正在发生改变——而且这种改变的发生早于我们自身的改变。以前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自己，虽然这种认知并不总是确切的而且常常是扭曲的，但是每个人都能纠正，从而更好地形成对于自身生活的认识。这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不会变，但是那种对于我们很是了解的陌生者也在急剧增多。而且从各种角度来看，陌生者的认知会更加精确，因为他们不会受到情绪的干扰。在美国，对于这种灰色控制革命有这样一个简洁的称呼：OPI——关于他人生活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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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那些很了解我们的陌生者，我们却知之甚少。我们将变得透明，但是这种透明的制造者却一直模糊不清。这种不对称将迫使我们进入一种全新的状态。我们是谁，我们如何受到注意，我们将得到哪些机会，又将失去哪些机会——这些将越来越多地取决于一个覆盖全网的数据中心和机构。我们的生活将变得去中心化，而且由许多不同的计算节点分散地评估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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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将现代社会，即从18世纪到20世纪末的这段时期，描绘成惩戒社会。人们在其生命过程中从一个惩戒机构转移到另一个，从学校到军队再到工厂。无论在哪儿，人们都会受到监视，行为被严格控制，而且常常被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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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紧接着福柯之后的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已经在大声宣告“控制社会”的到来，这种对于民众的纪律化控制不是建立在机构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对活动的身体、情绪和资本流动的持续不断的监视的基础之上。不再有针对民众某种特定行为的规定，对民众而言，除了某些限制之外，一切都是允许的。民众将不再受到强迫，而是会被改变；他们的情绪将不再受到压制，而是会被操控；他们将不会被利用，而是被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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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感觉、资金流动将会被轻柔地、几乎令人察觉不到而且非常微粒化地操控，并且通过精妙的、不断数字化的激励系统引向人的愿望、企业的利润以及政治的利益集中的地方。影响我们生活的将不再是守则规定，而是由观察、监视、预测、评价、引诱和劝告所组成的一个多面的复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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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虽然是散乱的，威力却不会减弱。控制革新者的初衷就是掌控未来，他们意图从我们的行为模式中预测我们下一步将要做什么，并对我们施加影响。商人想要知道这种模式，从而让我们更多地去购买商品；警察想要了解这种模式，从而控制我们；政治家想要了解这种模式，从而将我们引向他们的政治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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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早就有某些地方，在那里，控制社会已经成为现实，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地方像那里一样。这些地方很容易被忽视，因为它们只是被视作为那些愚蠢的人准备的娱乐机构。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在那里学到很多关于新的控制机制的知识。我们下面要谈到的就是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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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粒社会：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模式 在机器世界欲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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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场就是控制革命的实验室，在其中，微粒化效应和控制效果的交叉重叠比任何地方都更突出：人的可预测性、对人的持续监视、对人的行为的预测以及人与机器的紧密合作，在那里得以充分展现。而我们的欲望如何为这种控制提供支持也将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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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果出现在拉斯韦加斯、澳门或者太阳城[1]的某家赌场，第一时间就会被发现。赌场的摄像头会观察每一位赌客及其每一个动作，它们会观察赌客的面部并自动识别他们的情绪状态。它们将分析赌客的流动以及一天中赌客的空间分布。每个人拿的是常客卡还是优惠卡（大多数顾客拿的是优惠卡），都将被识别出来而且通过无线传感器在整个赌场内被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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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卡在那些数字化赌博机[2]上也用作支付工具，因此赌场的计算机知道哪位赌客在何时在哪一台设备上下注、他投入了多少钱、他待了多久、他损失了多少（长期来看所有的赌客都会输钱，机器就是这样被编程的）、他玩得是快还是慢、他偏爱哪台机器、他是否接近自己的信贷极值等更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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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些数据，计算机程序将会计算出个体的赌博特征，这些计算机程序将按照赌博频繁性、投入资金多少，以及在赌场中其他方面的消费来评价每一个赌客。这些程序还会实时记录赌场内的情况。比如一个名为“微型监视器”的系统会在其可视范围内，在一个小型的手持式屏幕上向赌场工作人员展示所有赌客的情绪状态。这些屏幕上显示的黄色面孔，其表情会根据手气而变化：耷拉下来的嘴角意味着赌客急需优惠餐券或者免费饮料等形式的鼓励以保持情绪的稳定。这个系统的制造者称赞它将首先减轻赌场工作人员的负担：“他们不必再察言观色了，机器会替他们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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