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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粒社会：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模式 微粒化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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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年纪尚轻，却已经有了一段悠长而错综复杂的历史。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即互联网带给人们的兴奋感最强的时期，约翰·佩里·巴洛在他的《赛博空间独立宣言》中强势地对国家机器喊道：“工业世界的政府们，你们这些困倦臃肿、肉与钢的庞然大物们，我来自虚拟空间，新的精神家园。我以未来之名劳烦你们这些明日黄花，别来打扰我们。你们在我们这儿不受欢迎。在我们的地盘，你们没有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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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开始赞美这个自由的、不受审查的、由非实体的位与字节组成的世界的优点，人们在这里相聚，“不用害怕被噤声或被强求一致”，没有对种族、宗教和地位的尊崇。而后他以向往的语句结束：希望这个我们创造出的世界，“比那个政府们建立起来的世界，更加人性、更加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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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预言并不是完全错误的。人们的确在这个虚拟的空间相聚，他们找到了新的交流途径，偶尔种族和宗教在这里也确实变得不再重要。但是恐惧没有退去。政府也并未让网络中的人们自由自在。完全相反，政府才是数字化最大的受益者。工业社会的老东家也是微粒社会的新东家。这些“困倦臃肿、肉与钢的庞然大物们”养得肥肥的，清醒地在虚拟空间里四处游弋，张着血盆大口吞食着数据。它们找到了一种新的食物来源，以满足它们对民众信息的饥渴。虚拟空间降格成了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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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化的空间里，各个国家无理地要求着过度的特权，以民主管理的名义派出了许多间谍。对这种推测的最后一丝怀疑也随着爱德华·斯诺登揭露美国、英国以及众多其他国家的特工组织正在广泛地监视着所有的数字化交流而不复存在。最大的数据丑闻以及对隐私最严重的侵犯至少不是出自公司（即使它们当中的许多也令人恶心），而是来自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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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这个简单的真相，对许多人来说非常困难。比如在2014年夏天过世的《法兰克福汇报》的主编弗兰克·施尔玛赫，他就一再地作为对国家忠心耿耿的保守派而出头，将责任推给数据公司。他在一篇文章中列出了特工组织的一些不当行为，之后说了这么一句话：“强调特工组织的特殊制度权力的确很重要，同等重要的，是认识到它们自身也只是全球化和集中化的监控市场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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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国家的罪行就变成了市场的过失：好像是马克·扎克伯格而不是奥巴马领导着美国国家安全局；而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肯定也乐于撤回他的特工，但是市场将恶行强加给了他。数字化的侦查就这样被权势者高明的道歉所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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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将国家视作微粒社会的核心危害至关重要。在与国家权力打交道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传统问题，如今披着最新的技术外衣再次出现：比如美国国家安全局对全地区的监视就是一种典型的对民众进行窃听和控制的尝试，它从根本上说并不新颖，只是采用了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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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们在此利用了大型数据公司如谷歌或脸谱网的基础设施，并和这些公司一起成长为数据工业社会中的复杂怪胎。无须深入了解数据公司，你也能看出其与国家机器的巨大差异：谷歌的员工不会在午夜3点去敲嫌疑人的房门，押走他或者未经审判就将其关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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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核心问题在于，只有政府才能有效地保护民众免于监视的伤害，但政府对此的关注度有限。这种盛行的双重标准也在欧盟于2012年公布的针对数据保护改革和协调的建议中体现出来。建议对于加强数据保护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但同时国家被视作例外。与预防、调查、说明和惩戒犯罪行为稍微沾边的机构，都和“国家安全”工作一样被略过不提。令人惊奇的还有，欧盟数据保护机构以及欧盟委员会不必遵守数据法，而它们却将其加之于所有其他人。此外，建议中的欧盟数据保护机构不受宪法约束，并且可以施行并无合法依据的惩罚。联邦宪法法院法官约翰内斯·马辛分析称，这或许会取代德国数据保护法的建议，“基本法里的基本权利……不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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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将这些举措和明显的数据渗透计划联系在一起看。欧盟正在建造两个巨大的个人数据存储器，即全欧范围的警方数据库以及出入境管理系统，这二者都不受数据保护规定的限制。智能预警系统如INDECT的开发也在推进当中，这套系统将公共摄像头、社交网络、互联网上发表的内容和许多其他来源的信息搜集到一起，对之进行分析，如果发现对公共安全的威胁，它将自动发出警报。此外，许多国家也在致力于其他侦查系统的开发，例如Mautbrücken，其能获取汽车牌照、车主和其他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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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使国家的扩张成为必要。自工业革命以来，国家就进入了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这一发展趋势通常和民众争取权利的激烈斗争相伴。微粒社会中复杂性的增长也可能导致国家机器的继续增强，以及新的、激烈的民众抵抗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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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新可能性的痴迷并非偶然。计算机从一开始就是“政府机器”，英国社会学家乔·艾格这样写道。和官僚体制一样，计算机也是“广泛存在的、适用于所有目的的‘机器’，用一套代码就可以控制”。计算机服务于行政机构，但也用于“生产”民众：通过数据的提取我们才成为我们。从各式各样的表格中，我们学习了数十年来那些我们用以形容自身的各种范畴：性别、职业、收入、宗教（而不是家庭、民族、出身）。数据库、民意调查、统计数字、生物统计的特征——没有数据就没有国家，没有民众，没有税收，也没有社会。如果获取数据的技术以及由此而来的数据本身发生了变化，数据的网眼更细密了，将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也将成为另外的我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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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效果我在之前已经谈到：民众会被重新解析。突然之间，差别对待不同群体变得可实现甚至具有诱惑性。这既完全地服务于公正的目的，却也伤害着一直以来我们对于平等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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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粒化的国家还拥有更多的选择：区别对待不同的事物，开辟新的微粒化的收入来源。比如一个人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能够通过他的所有活动进行追踪并由此对之征税，从经过电子化升级的汽车记录的实际行驶里程，到接入智能网络的住宅统计的碳排放量，再到根据电子票统计出的火车和飞机行程对环境造成的负担。随着传感技术和联网应用的增加，“生态足迹”也变得可以测量——也可以对此征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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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追求行为控制的国家可以设置卡路里税：对发生在超市里的每次购买行为，不仅可以征收增值税，还可以征收卡路里税，金额根据商品的卡路里目录表而定。理论上，甚至还可以将一些个人因素如定期的运动（根据健身房的会员卡或传感器的测量来证明）或是体重考虑在内。现在，我们已经对烟酒设置了消费税，微粒化的技术可以让这一税款的征收更加细化和优化。机动车税以及各项车行保险也可以依据行驶里程或是驾驶行为进行更细微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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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最后一个例子：电子助手和追踪设备在汽车上越是普及，将其用于安全目的的诱惑就越大。警方可以设置电子封锁区域，要么汽车在此范围内会被自动地降慢速度，要么汽车根本就进不去。人们还可以对场地入口进行非常微粒化的、标准可变的管制：如果遇到足球赛，则只有持有入场券的球迷才能进入；如果遇到学校活动，则只有学生及其亲属可以进入；如果遇到事故，就只有医生和护士可以进入。人们将因此获得“经过软件整理过的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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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类措施的畅想没有边界。重要的是看到这些想法中共性的东西：微粒社会正在越来越允许区别对待不同的事物，因为这些不同能够如此简单地被测得并记录下来。国家——也包括数字化的公司——将置身于定义“差异化的标准、正常与反常”并采取相应行动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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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粒化的国家及其获取、搜集到的数据一道前所未有地、更深地渗入了社会的枝节当中。而一种新的、技术上进步的、能够制衡国家的民众运动，即微粒化的抵抗，还未形成。为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契约——以及一种新的人，他们能将这种新技术在他们的世界观中、在他们的日常行动中，以及他们的希冀中加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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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粒社会：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模式 第五章 微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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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重塑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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