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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将国家视作微粒社会的核心危害至关重要。在与国家权力打交道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传统问题，如今披着最新的技术外衣再次出现：比如美国国家安全局对全地区的监视就是一种典型的对民众进行窃听和控制的尝试，它从根本上说并不新颖，只是采用了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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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们在此利用了大型数据公司如谷歌或脸谱网的基础设施，并和这些公司一起成长为数据工业社会中的复杂怪胎。无须深入了解数据公司，你也能看出其与国家机器的巨大差异：谷歌的员工不会在午夜3点去敲嫌疑人的房门，押走他或者未经审判就将其关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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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核心问题在于，只有政府才能有效地保护民众免于监视的伤害，但政府对此的关注度有限。这种盛行的双重标准也在欧盟于2012年公布的针对数据保护改革和协调的建议中体现出来。建议对于加强数据保护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但同时国家被视作例外。与预防、调查、说明和惩戒犯罪行为稍微沾边的机构，都和“国家安全”工作一样被略过不提。令人惊奇的还有，欧盟数据保护机构以及欧盟委员会不必遵守数据法，而它们却将其加之于所有其他人。此外，建议中的欧盟数据保护机构不受宪法约束，并且可以施行并无合法依据的惩罚。联邦宪法法院法官约翰内斯·马辛分析称，这或许会取代德国数据保护法的建议，“基本法里的基本权利……不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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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将这些举措和明显的数据渗透计划联系在一起看。欧盟正在建造两个巨大的个人数据存储器，即全欧范围的警方数据库以及出入境管理系统，这二者都不受数据保护规定的限制。智能预警系统如INDECT的开发也在推进当中，这套系统将公共摄像头、社交网络、互联网上发表的内容和许多其他来源的信息搜集到一起，对之进行分析，如果发现对公共安全的威胁，它将自动发出警报。此外，许多国家也在致力于其他侦查系统的开发，例如Mautbrücken，其能获取汽车牌照、车主和其他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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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使国家的扩张成为必要。自工业革命以来，国家就进入了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这一发展趋势通常和民众争取权利的激烈斗争相伴。微粒社会中复杂性的增长也可能导致国家机器的继续增强，以及新的、激烈的民众抵抗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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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新可能性的痴迷并非偶然。计算机从一开始就是“政府机器”，英国社会学家乔·艾格这样写道。和官僚体制一样，计算机也是“广泛存在的、适用于所有目的的‘机器’，用一套代码就可以控制”。计算机服务于行政机构，但也用于“生产”民众：通过数据的提取我们才成为我们。从各式各样的表格中，我们学习了数十年来那些我们用以形容自身的各种范畴：性别、职业、收入、宗教（而不是家庭、民族、出身）。数据库、民意调查、统计数字、生物统计的特征——没有数据就没有国家，没有民众，没有税收，也没有社会。如果获取数据的技术以及由此而来的数据本身发生了变化，数据的网眼更细密了，将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也将成为另外的我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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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效果我在之前已经谈到：民众会被重新解析。突然之间，差别对待不同群体变得可实现甚至具有诱惑性。这既完全地服务于公正的目的，却也伤害着一直以来我们对于平等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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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粒化的国家还拥有更多的选择：区别对待不同的事物，开辟新的微粒化的收入来源。比如一个人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能够通过他的所有活动进行追踪并由此对之征税，从经过电子化升级的汽车记录的实际行驶里程，到接入智能网络的住宅统计的碳排放量，再到根据电子票统计出的火车和飞机行程对环境造成的负担。随着传感技术和联网应用的增加，“生态足迹”也变得可以测量——也可以对此征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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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追求行为控制的国家可以设置卡路里税：对发生在超市里的每次购买行为，不仅可以征收增值税，还可以征收卡路里税，金额根据商品的卡路里目录表而定。理论上，甚至还可以将一些个人因素如定期的运动（根据健身房的会员卡或传感器的测量来证明）或是体重考虑在内。现在，我们已经对烟酒设置了消费税，微粒化的技术可以让这一税款的征收更加细化和优化。机动车税以及各项车行保险也可以依据行驶里程或是驾驶行为进行更细微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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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最后一个例子：电子助手和追踪设备在汽车上越是普及，将其用于安全目的的诱惑就越大。警方可以设置电子封锁区域，要么汽车在此范围内会被自动地降慢速度，要么汽车根本就进不去。人们还可以对场地入口进行非常微粒化的、标准可变的管制：如果遇到足球赛，则只有持有入场券的球迷才能进入；如果遇到学校活动，则只有学生及其亲属可以进入；如果遇到事故，就只有医生和护士可以进入。人们将因此获得“经过软件整理过的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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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类措施的畅想没有边界。重要的是看到这些想法中共性的东西：微粒社会正在越来越允许区别对待不同的事物，因为这些不同能够如此简单地被测得并记录下来。国家——也包括数字化的公司——将置身于定义“差异化的标准、正常与反常”并采取相应行动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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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粒化的国家及其获取、搜集到的数据一道前所未有地、更深地渗入了社会的枝节当中。而一种新的、技术上进步的、能够制衡国家的民众运动，即微粒化的抵抗，还未形成。为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契约——以及一种新的人，他们能将这种新技术在他们的世界观中、在他们的日常行动中，以及他们的希冀中加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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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粒社会：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模式 第五章 微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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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重塑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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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辱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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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库兹韦尔是一位能够引起恐慌的未来主义者。多年前他就预言人类会输给机器，他将这种情况称为“奇点”[1]（不要和本书提到的单体化混淆）。当机器可以利用自己的智慧不断地增强自己的能力，并且可以摆布人类的时候，奇点就到来了。根据库兹韦尔最新的预言，这种情况将在2029年出现。带着不可抑制的热情，库兹韦尔在一个又一个地方提醒着人们即将到来的人类智能被机器超越而显得愚蠢的情景。剩余时间库兹韦尔效力于谷歌公司，这使无论是公司，还是他本人都感到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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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兹韦尔对未来的超前预测并没有那么的不合理。2014年春，利物浦大学的两名研究学者和一台计算机揭开了一个著名的数学之谜——所谓的埃尔德什差异问题——的谜底。埃尔德什差异问题源于20世纪30年代，它围绕的问题是，随机的无穷数列中是否存在固定的、有规律的模型（相信我，你不会想深究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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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是，这个问题解决了。坏消息是，我们无法得知这个答案是否正确，我们也不知道它的意思。因为这个答案比3 000万个维基百科的词条还要长，只有计算机可以弄明白。想要理解计算机做出的论证，需要一大群数学家耗费多年进行计算。数学家史蒂夫·斯托加茨在数年前就预言说，距离电脑能够提供人类无法理解的答案的时代不远了。而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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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哲学问题：如果没有人可以对结果进行核实，更不用说理解这个解谜的过程，那么这个证明的结果还是有效的吗？谁将是数学领域的主宰者？谁将是思考领域的主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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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研究埃尔德什差异问题的以色列研究学者吉尔·卡莱给出了令人欣慰的说法：假如有另外一台计算机使用另外一种解决方法得到了和利物浦的计算机相似的结果，那么我们就应当接受这个论证。难道这个说法真的可以解决这个哲学问题吗？这难道不应该给我们提出警示吗？毕竟如果沿着这个思路，我们不只将计算本身，而且将对结果的检查也交给了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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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研究者已经在预测，不久以后计算机将会在所有可能的领域向我们提供我们无法理解的理论，这些领域包括：新的宇宙学、高度复杂的人类遗传学的解码、社会领域的数学理论。一位经济学家提出：“科学将变得深不可测，因此会越来越像宗教或者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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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回到雷·库兹韦尔。此人很有幽默感。在他的一本书中有一幅漫画，这幅漫画揭示了微粒社会中人类的困境。在这幅画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个狭小的房间里有一个人，他大汗淋漓地坐在一张书桌前，在一本便笺上不断地写着一个又一个句子“只有人可以下棋”“只有人可以进行脸部识别”“只有人可以理解语言”“只有人可以开车”……然后不断地把这些句子划掉。套用到埃尔德什差异问题的论证上，这句话也可以是：“只有人可以进行数学论证并对论证进行验证”。这个人就住在人类的独特性已经丧失的房间中。这个使人受辱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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