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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追求行为控制的国家可以设置卡路里税：对发生在超市里的每次购买行为，不仅可以征收增值税，还可以征收卡路里税，金额根据商品的卡路里目录表而定。理论上，甚至还可以将一些个人因素如定期的运动（根据健身房的会员卡或传感器的测量来证明）或是体重考虑在内。现在，我们已经对烟酒设置了消费税，微粒化的技术可以让这一税款的征收更加细化和优化。机动车税以及各项车行保险也可以依据行驶里程或是驾驶行为进行更细微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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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最后一个例子：电子助手和追踪设备在汽车上越是普及，将其用于安全目的的诱惑就越大。警方可以设置电子封锁区域，要么汽车在此范围内会被自动地降慢速度，要么汽车根本就进不去。人们还可以对场地入口进行非常微粒化的、标准可变的管制：如果遇到足球赛，则只有持有入场券的球迷才能进入；如果遇到学校活动，则只有学生及其亲属可以进入；如果遇到事故，就只有医生和护士可以进入。人们将因此获得“经过软件整理过的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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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类措施的畅想没有边界。重要的是看到这些想法中共性的东西：微粒社会正在越来越允许区别对待不同的事物，因为这些不同能够如此简单地被测得并记录下来。国家——也包括数字化的公司——将置身于定义“差异化的标准、正常与反常”并采取相应行动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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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粒化的国家及其获取、搜集到的数据一道前所未有地、更深地渗入了社会的枝节当中。而一种新的、技术上进步的、能够制衡国家的民众运动，即微粒化的抵抗，还未形成。为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契约——以及一种新的人，他们能将这种新技术在他们的世界观中、在他们的日常行动中，以及他们的希冀中加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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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粒社会：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模式 第五章 微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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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重塑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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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辱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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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库兹韦尔是一位能够引起恐慌的未来主义者。多年前他就预言人类会输给机器，他将这种情况称为“奇点”[1]（不要和本书提到的单体化混淆）。当机器可以利用自己的智慧不断地增强自己的能力，并且可以摆布人类的时候，奇点就到来了。根据库兹韦尔最新的预言，这种情况将在2029年出现。带着不可抑制的热情，库兹韦尔在一个又一个地方提醒着人们即将到来的人类智能被机器超越而显得愚蠢的情景。剩余时间库兹韦尔效力于谷歌公司，这使无论是公司，还是他本人都感到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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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兹韦尔对未来的超前预测并没有那么的不合理。2014年春，利物浦大学的两名研究学者和一台计算机揭开了一个著名的数学之谜——所谓的埃尔德什差异问题——的谜底。埃尔德什差异问题源于20世纪30年代，它围绕的问题是，随机的无穷数列中是否存在固定的、有规律的模型（相信我，你不会想深究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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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是，这个问题解决了。坏消息是，我们无法得知这个答案是否正确，我们也不知道它的意思。因为这个答案比3 000万个维基百科的词条还要长，只有计算机可以弄明白。想要理解计算机做出的论证，需要一大群数学家耗费多年进行计算。数学家史蒂夫·斯托加茨在数年前就预言说，距离电脑能够提供人类无法理解的答案的时代不远了。而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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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哲学问题：如果没有人可以对结果进行核实，更不用说理解这个解谜的过程，那么这个证明的结果还是有效的吗？谁将是数学领域的主宰者？谁将是思考领域的主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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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研究埃尔德什差异问题的以色列研究学者吉尔·卡莱给出了令人欣慰的说法：假如有另外一台计算机使用另外一种解决方法得到了和利物浦的计算机相似的结果，那么我们就应当接受这个论证。难道这个说法真的可以解决这个哲学问题吗？这难道不应该给我们提出警示吗？毕竟如果沿着这个思路，我们不只将计算本身，而且将对结果的检查也交给了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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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研究者已经在预测，不久以后计算机将会在所有可能的领域向我们提供我们无法理解的理论，这些领域包括：新的宇宙学、高度复杂的人类遗传学的解码、社会领域的数学理论。一位经济学家提出：“科学将变得深不可测，因此会越来越像宗教或者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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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回到雷·库兹韦尔。此人很有幽默感。在他的一本书中有一幅漫画，这幅漫画揭示了微粒社会中人类的困境。在这幅画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个狭小的房间里有一个人，他大汗淋漓地坐在一张书桌前，在一本便笺上不断地写着一个又一个句子“只有人可以下棋”“只有人可以进行脸部识别”“只有人可以理解语言”“只有人可以开车”……然后不断地把这些句子划掉。套用到埃尔德什差异问题的论证上，这句话也可以是：“只有人可以进行数学论证并对论证进行验证”。这个人就住在人类的独特性已经丧失的房间中。这个使人受辱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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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能革命的推进过程中，这种令人受辱的现象已经成为日常。但是在这之后隐藏着一个令人震惊的讽刺。人们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所谓的“人类世”，也就是人类成为地球上最主要的影响因素的时代：塑造环境的不再是自然，而主要是人类。但是人类按照自己的需求对自然塑造得越多，人类的独特性受到的局限也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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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种矛盾的说法：只有我们人类可以创造出违背这些说法——那些以“只有我们人……”为开头的句子——的机器。假如人类没有对这些说法赋予特殊的价值，那么这种情况也不会继续糟糕下去。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暗含讽刺地说道：每一位心理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在他一生中的某个时刻都会写下“那个句子”的某个版本。“那个句子”始终是这样开头的：“人类是唯一……的动物。”人类创作出了无数个“那个句子”的变种，在百科全书中随处可见：“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只有人是天生受苦的”（《约伯记》），“人是万事万物的目的”（托马斯·阿奎纳）。人类自我意识的历史就是驳斥“那个句子”各个版本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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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种驳斥的速度明显加快了。我们几乎每个月都会抛弃一些人们一直以来相信的、关于人类独特性的信条。甚至那些我们特意发明的、用来把我们和机器区分开的技术，也难逃这种处境。比如说，全自动区分计算机和人类的图灵测试最近就经历了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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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灵测试是指我们在一些网页上需要辨认并输入的斜的、变形的、经常是很难看清楚的数字和字母。验证码会阻止软件强行打开网页或者发送垃圾邮件，因为这些软件是不能辨认验证码的，理论上只有人类可以辨认验证码。2014年春，谷歌宣称机器能够以99%的准确率辨认这些变形的验证码，这个准确率比人还要高。同时，谷歌的计算机工程师提出：人类在输入验证码的时候会体现出各种特点，例如相对而言需要更长的时间，这样一来，人类和机器仍然是可以被明显地区分开来的。这应该让我们放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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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领地越来越多地受制于技术变迁，但是我们真的愿意让快速发展的技术进步决定能够把我们标明为人类的特性吗？我们陷入了这样的困境，因为“那个句子”最受欢迎的版本是与我们的思想和理性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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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50年前开始的启蒙运动以来，我们就习惯了将那些盛赞我们认知能力的“那个句子”的续篇当作是合理的。人类是唯一能够预先计划、能够周全地权衡、能够为自己制定新目标、理性的……生物。伊曼努尔·康德称赞这种自我形象为“理性的”，但是笛卡儿却对现代人说出了更具持久影响力的名言：“我思故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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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思考，不是“我在感觉”，或者“我在经历”，或者“我在追求”，或者“我在体会”，甚至不是“我认为，所以我存在”。我们将自己解释为有大脑的、拥有心肺器官的高等智能动物。就像神经学科学家奥利弗·萨克斯所说的那样，我们是一个装配有躯体的计算机。人类的自我形象已经集中到脑部了，而现在那里的职能也越来越多地失去了。谁曾想到，计算机在学会简单的甚至婴儿都能完成的动作之前，竟然学会了逻辑思考，并且发展出了复杂的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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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集中在大脑上的自我美化让我们在与那些以大脑为中心的计算机的竞争中变得特别脆弱。到目前为止，我们往往使用一个计谋摆脱所处的困境。信息学家道格拉斯·霍夫斯塔特在他的畅销书《哥德尔、埃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中描述了这个计谋：“只要一项脑力劳动被编程，人类就会停止将其视作‘真正的思考’的必要部分。”当电脑开始打败国际象棋世界冠军时，象棋就被降级成为纯粹的计算问题了。霍夫斯塔特自己就是那些首先宣称“天啊，我还以为象棋和思考是相关的，现在我明白了，这是不对的”人们当中的一个。一旦电脑学会了更高级的数学，那么数学就将从人类思考的巅峰被降格为一项机械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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