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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更极端的想法，最极端的是那些聚集在一个恶名下的思想家们：所谓的“以物为导向的本体论”。这些人试着完全忽略人与物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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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论——这是对事物本质和真实情况的原始概念。以物为导向的本体论的思想家们认为，人和物之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所有的一切都在做同样的事情：相互连接，相互作用。有的做得多一些（人），有的做得少一些（砖石），但是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因此一位以物为导向的本体论思想家把所有的物和人统称为“机器”——并不是因为一切都变成了技术性的，而是因为所有的存在都是“动态行动的，将输入的信息变成输出的信息”。所有的一切都在运动，不管是细菌、知识还是人。本体论思想家称之为：平面化的本体论。这是一个人不在其中占据高位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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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来讲，一直以来主观都是被强调的，因为只有它被赋予了思考、感知、计算的能力。“与之相对的，在技术文化里，主观存在于一个物的世界中。”这个世界被加入了机器人和计算机。拉图尔也给出了相似的表述：“人和物交换特性，相互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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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涂了？当然。这种世界观和我们平常的理解是完全矛盾的。按照我们平常的理解，人无疑是最重要的参考点，他的本质和其他所有的存在者是有明显区别的。我们“正常的”感知无法理解平面化的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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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愿意维护这种观点，尤其是它的极端表现会使现在的哲学陷入深渊。但是我认为，上述这三种观点此时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是有合理原因的。它造成了一种很多人在这个混乱的社会中都能感受到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人们好像失去了祖先传下来的“世界之王”的位置——恰好是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由人类和他的作品控制的文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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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类的梦想就是控制世界。很长时间以来，这看起来都是可行的——虽然会付出很大代价，无论是人还是生态。现在这个梦想虽然没有变成噩梦，但是物可以像人控制物一样控制人的感觉却越来越强烈。这就像我们自己建的房子变得陌生了一样，好像我们要被驱逐出世界的中心、被挤到边缘地带了。就这样，我们成了自己导演的戏剧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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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页设计师阿丽克西斯·劳埃德的博客里，我找到了对这种感觉最好的表述：“我们和电脑如此亲密，以至我们把它理解为主观的东西，把它理解为有感知能力并能做出决定的行动者……在一个我们的声音只是复杂网络中的许多信号之一的世界里，我们不再把它看作工具、服务器、抑或不可见的统治者，而开始将其视为有力量的行动者。而我们不再处于这个网络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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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网络由很多行动者组成——企业、人、群体、市场、机器——并不是所有的参与者都是人，但是它们能够像我们一样感知和行动。我们在这个网络中是十分灵活的。我们有时候在这里，有时候在那里，我们没有固定的位置。有时候我们也会同时在很多地方，因为我们可以让机器替我们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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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该将“分散”和“离散”混淆。“离散”这种状态当然也是存在的，但是“分散”和“离散”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3]如果我们终止了“离散”状态，那么我们就赢得了自己，我们就会集中起来；如果我们终止了“分散”状态，那么我们就失去了自己，我们就会失去部分的自己。随着社交网络、聊天、手机应用程序以及类似东西数量的增长，我们正在形成我们特别渴望拥有的自我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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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我们自己的所有这些形象是非常辛苦的，但也是令人满足的，就像来自魏玛的媒体哲学家克里斯托夫·恩格曼所写的那样：“数字化越普及，数字力量所能影响的领域就越多，这样一来，个人面对的与数字化及个人数字身份有关的挑战就越多。”通过分散的思考和分散的行动这一理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因为我们是分散的，这些网络才能将我们创造出来，使我们只能生存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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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所有的人类形象都有两面，在现在这个关于人类形象的设想中，危险的和令人欣慰的方面同样是紧密相连的。危险的一面是，我们在一个后人类世界里再也不能够确定，某一追求的确是我们真正想要的。或许我们会像在拉斯韦加斯的赌客一样迷失自我，再也无法认清我们的初衷是什么。与之相对，对某些人来说，人和世界之间的障碍消失这个想法是令人欣慰的。重视生态和精神的思想者们早就指出，我们对自然和环境的敬畏太少了。对技术转变的认识和对精神转变和新的意识的要求就这样相遇了：如果人想要维持这个世界，必须放弃自己的特殊地位。但是人的分散需要全新的敏感性和能力，我们正在培养这样的敏感性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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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幻肢痛又称肢幻觉痛，是指患者感到被切断的肢体仍然存在，且在该处发生疼痛。——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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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延展心灵论”是由安迪·克拉克和戴维·查尔默斯提出的概念，主要认为认知过程并不仅仅发生大脑中，认知结构与认知过程还会扩展到外部世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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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散”对应的德文原文是“Verteilung”，而“离散”对应的德文原文是“Zerstreuung”，两者的差异作者已在文中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至于像目前这样的译法是否合适，恳请读者指正。——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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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粒社会：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模式 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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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年左右，美因茨的金匠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了活版印刷术，这是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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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与人们普遍认为的活字印刷术带来了很多好处的想法完全相悖。普遍的想法是：活字印刷术使得知识的传播成为可能，人们开始阅读和受到教育，书籍为科学的普及铺平了道路，并有利于打破教会的垄断。最后启蒙运动开始了，并将人类从他们“咎由自取的不成熟”中解放出来。这是人类夏天的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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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起来不错，但是有些太悦耳了。首先，活字印刷术把社会推入了一场巨大的危机之中，并且强迫它重新描述基础概念和人类形象。这同时解释了为什么古腾堡的发明在今天又重新重要了起来：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场新的媒体灾难，所以短暂地回顾一下历史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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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古腾堡发明的活字的帮助，中世纪的社会明显可以产出更多的观点、更多的宗教见解、更多的矛盾、更多的争论、更多的分歧，这些已经超出了当时社会的承受能力。书籍、论战性的小册子、传单、论文、讽刺作品组成的洪流滚滚而来，到达了一个无法估量的地步。在50年的时间里，有30 000本书被印刷了1 000万次——这些书被投入了这样一个社会：在那之前，这里仅有少量的手抄作品，整个社会依赖于一套约定俗成的标准。在这个社会中也有过争论、分歧和多样性，但是在规模和深度上，这些争论和印刷革命之后充斥整个社会的意见分歧的浪潮是根本无法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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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基础架构没有做好迎接这些新的改变的准备工作。社会学家们提到交流和意义供应的“过剩”，当时每个人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过剩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信息和新的知识太多了，对所有人提出了苛求；二是出现了一种新的信息形式——突然间所有之前沉默的人都发出了声音，由教会和贵族组成的等级制度陷入了困境。所有人都可以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是因为他可以使用一台廉价的印刷机。此外，所有的一切突然变得可以比较了：人们只需要将书放在一起。人们可以相信哪一本书？可以驳倒哪些？依据哪些标准？有了这些不知疲倦的权衡，不久，一个概念变成了现实——“批判”。从此以后，为了得到一个有意义的评定，每个人都必须“批判地”追问所有的意见。社会被这种批判淹没了，被由此产生的战争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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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几百年之后，过剩的问题才被解决。新的机构，例如议院、大学、宗教团体出现了，但更重要的是，人的形象有了改变。人现在被要求在过剩的思想里掌握主动权。批判是主动权的一部分，还要有一定的复原力，目的是使人能够忍受社会持续的不稳定，并且在喧闹躁动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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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我稳定的一种形式我们已经了解了，那就是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因为我一直在思考克服过剩的问题，所以我保证了自己的存在。这是一种聪明的形式：把问题作为解决方法的基础。第二种自我稳定的形式是理性主义：它将思考称为“理性”，从此以后要求每个人都要成熟起来，也就是负起责任，在混乱的观念里进行理性的选择。人类改变了对自己的解释：从此以后，人类会在批判的洪流中不断成长，成为主动思考的、自由的存在。印刷术革命诞生了一种新型人类，这种新型人类知道如何应对这样的改变，因为他本身就充满了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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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我们正在经历另外一场媒体革命。我们再次需要一种新的人类形象。社会学家迪尔克·贝克尔理智地写道：“就像活字印刷术要求一个修订版的人类一样，计算机也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也会被过剩的交流纠缠，这一次参与其中的不仅是所有人，还有机器。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交流过剩。它使用隐藏的算法进行那些我们无法理解的论证，不断给出可以决定我们生活的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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