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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也就是车祸第五天，即举办正式的道歉仪式。除了马洛，吉迪恩、雅金与其他员工乘坐公司的车一同前往低地人的部落。他们停好车，然后走进比利家后面的院子。比利的家人已在那里搭好棚子，并在上面盖了防水布，让比利家族的亲戚和朋友坐在里面。如有人过来吊唁，比利的伯父就告诉比利的家人挪动一下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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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由比利的伯父发言，向来吊唁的人致谢，并为比利的死表示哀悼。接下来，吉迪恩、雅金和公司员工轮流致哀。吉迪恩为我描述当时的场景：“我非常难过，一边说一边哭。我告诉比利的家人，我也有小孩，我可以想象丧子之痛如何锥心刺骨。我说，我曾想象今天被车撞死的是我儿子，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告诉他们，孩子的生命非常宝贵，我送的那些食物、金钱相比之下只是垃圾。”吉迪恩说，接着轮到比利的父亲佩蒂讲话。佩蒂热泪盈眶，承认他的孩子死于意外，而非我们的疏忽。他感谢我们来到这里，提到他的族人不会报复。接着，他把比利的相片举得高高的，说道：“我们会永远思念他。”他说话时，比利的母亲则静静地站在他后面。之后，比利的几个伯父、叔叔、舅舅再次重述比利父亲的意思：“我们愿意接受你们的道歉，日后一定不会寻仇。”吉迪恩说，在场的每一个人，包括他、比利的家人、亲友及公司员工，都哭成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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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吉迪恩和员工把食物递给比利的家人，说道：“在这样一个令人难过的时刻，希望这些食物能对你们有所帮助。”最后，比利的亲友和客人一起享用了一顿简单的甘薯餐（新几内亚的传统主食）和蔬菜。仪式结束时，双方握握手，互道珍重和再见。我问吉迪恩，他们是否只有握手，会拥抱对方吗？吉迪恩说，不会，他们完全按照道歉仪式的正式礼节进行，不会相拥而泣。然而，我很难想象美国或其他西方社会在类似的情形下，失去孩子的家人和肇事者双方可以坐下来谈话、一起落泪，甚至一同吃饭。一般而言，孩子死了，家人必然会请律师打官司，而肇事者也会请律师为其辩护，或请保险经纪人代为办理理赔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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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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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的父亲和亲戚都同意，马洛不是故意开车撞死比利。我问马洛和吉迪恩，万一马洛故意置比利于死地，或马洛被明确地认定为玩忽职守，事情又会如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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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洛和吉迪恩答道，就那种情况而言，还是可以利用相同的补偿过程来解决，然而最后的不确定因素会比较多，情况比较危险，赔偿金额也比较大。比利的亲友可能在补偿协商之前就采取报复行动，可能杀死马洛、他的家人或族人。如果比利的亲友愿意等待，而且马洛必须为比利的死负责，则赔偿金额将比现在高出很多倍，大约是5头猪加上1万基那（相当于3000美元）和更多的食物，包括香蕉、芋头、甘薯、西米、蔬菜和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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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想知道，如果马洛不是受雇于一家公司的司机，而是开自己的车，他服务的公司不介入的话会如何。马洛说，如此一来，赔偿协商就不会由他的同事雅金出面，而是他的伯父、叔叔或村子里的长老帮他去谈。赔偿金或食物也不会由公司出，而是马洛村子里的人，包括他的家人、族人和其他村民，但马洛在日后必须偿还这笔钱给所有先帮他付赔偿金的人，并报答长辈为他辛苦协商。万一马洛还没还完这笔钱就死了，他的家族则需代其偿还。尽管有些差异，但不论公司是否代为处理，协商过程大抵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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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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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事件可以了解，新几内亚传统社群如何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弥补损失。他们的做法和西方社会的司法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巴布亚新几内亚警方不会考虑到比利亲友的悲恸或是否有复仇之心，只会以危险驾驶起诉马洛。尽管比利的家人，包括目睹整个事件的比利的叔叔甘金普，并没责怪马洛，警方还是认定马洛驾驶超速。事后几个月，马洛一直待在自己的村子里，只有在警方传唤时才会离开村子。马洛担心年轻、冲动的低地人会来寻仇。马洛村子里的人也都提高警惕，准备在马洛遭受攻击时出面保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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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洛自初次接受警方审讯后，等了好几个月才接受了第二次审讯。警方责令他在等候审判期间，每两周就要进城向交通警察报到，马洛每次去报到都得等上半天或一整天。第二次接受审讯时，他的驾照就被警方拿走了。马洛本来在吉迪恩的公司当司机，驾照被扣后他的工作也就不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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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洛足足等了一年半才接受审判。在此之前，失业的马洛就像游魂一样在自己的村子里闲逛。马洛在开庭那天准时出现在法庭，结果负责审理此案的法官另有他案要审理，于是将马洛这个案子的出庭日期改在三个月后。到了开庭那天，法官又不能出庭，必须再延迟三个月。但三个月后，法官依然有事，必须再延期。就这样一拖再拖，第五次敲定好出庭日期时距离事发日期已有两年半之久。这次法官终于现身，开始审理，但检察官传唤的警察没来，法官于是撤销此案。马洛撞死比利的意外事件这才正式画上句号。由于出庭日期一拖再拖，最后又不了了之，你或许以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司法制度缺乏效率，但我有一位好友最近在芝加哥法院接受审判也有类似的遭遇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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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几内亚传统社群的补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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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从比利与马洛的故事一窥传统社群如何快速、和平地解决纷争，使双方得以和解并重修旧好。这种方式似乎简单而自然，对我们颇具吸引力，却与现代国家司法系统的目的有很大的区别。在新几内亚传统社群，没有司法体系、政府、中央集权制度，也没有政治领导人、官员和法官来行使决定权和动用武力的权利。国家在解决争端、行使正义的时候有自己的考虑，不一定会维护涉及争端的任何一方的利益。新几内亚传统社群的正义则要靠发生争端的双方及各自的支持者一起解决，如不能和平收场，就可能演变成血腥报复（见第三、四章），就此冤冤相报，甚至演变成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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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几内亚传统社群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补偿制度，与西方社会的纷争解决之道大相径庭，主要是因在新几内亚涉及争端的双方几乎都认识彼此，要么曾经有过往来，要么听过对方或其父亲的名字，至少也知道对方属于哪个氏族。比方说，你是新几内亚人，你养的猪跑到几公里外的森林里，结果被宰杀了。你或许不曾跟杀死猪的人接触过，但一定听过那人的名字，知道他是哪个氏族的人，那个氏族也有好几个人是你认识的。这是因为新几内亚传统社群人口不多，只有几十人到几百人。居民一般都在自己的地盘上行动，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为了通婚或拜访亲戚，才会到邻近的村落。因此，新几内亚传统社群的人几乎不曾遇见过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反之，西方社会动辄就有几百万人，我们每天都会碰到陌生人。我在十几岁时，暑假都待在蒙大拿的大洞盆地（Big Hole Basin）。那是个偏远的乡间，所有的居民都互相熟识，然而不时也会碰到陌生人，例如开车经过在此加油的人。此外，我们也常到外地工作、度假，或是跑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生活。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交往的圈子不知换过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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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西方社会的人发生争端，不管是车祸还是交易纠纷，双方都互不认识，以前没见过面，日后也不会再打交道。但在新几内亚传统社群，如发生任何争端，双方不但认识，以后还会再见面。如果是同村的人，更是一天到晚不知会碰到几回。就算对方住在几公里外的村子里，他仍住在你步行可及之处，你还是不想和他结下怨恨。这也就是为何新几内亚传统社群补偿制度的目的在于重修旧好。即使双方本来没有关系，也得和平解决，避免日后变成冤家。以我自己为例，我这一生曾与人发生三次纠纷，一次是和一个家具木工，一次是和一个游泳池承包商，还有一次则是和一个不动产经纪人。在纠纷发生之前，我不认识他们，在纠纷解决之后，我再也没跟他们有任何往来，也没有他们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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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几内亚人而言，要修补受损的人际关系，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了解、尊重彼此的感觉，让双方能平息怒气，恢复过去的关系。至于一方给另一方的赔偿金，这笔钱只是一种象征：象征甲方对乙方的歉意，甲方了解乙方的损失与痛苦。就比利与马洛的事件而言，比利的父亲要的是马洛及其雇主的道歉，并希望他们了解他的损失和悲伤。正如吉迪恩把赔偿金交给比利的父亲时所说的，孩子的生命很宝贵，相比之下那笔钱只是垃圾。吉迪恩这么说表示他也很难过，而且深知比利家人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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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几内亚传统社群而言，关系的修复比什么都重要，不像西方社会总是要确认哪一方有过失，并使其接受惩罚。我听闻我在果堤村的朋友说起他们和敌对的邻近部族如何达成和解，一开始实在觉得不可思议，但从修复关系的角度看终于恍然大悟。我在果堤村的朋友所在的部族多年来与邻近的4个部族互相仇视，常有互相入侵、杀戮的事件发生。我的朋友皮乌斯的父亲和哥哥就因此而丧生。由于处境危险，大多数果堤村村民不得不离开故乡，躲在盟友的村落，以免被追杀。33年后，果堤村的人才慢慢回到故乡。又过了3年，村民希望与敌对的部族达成和解，彻底解决双方纷争，果堤村村民于是送上几头猪和其他食物给宿敌作为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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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皮乌斯讲述此事时，完全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事情。我想，我应该是听错了。我问他：“你们补偿对方吗？但他们杀了你的父亲、哥哥和其他亲戚，为什么不是由他们来补偿你们？”皮乌斯说，他们的目的不是向对方索取补偿。今天不是乙方杀了甲方的人，之后给甲方几头猪，怨恨就能一笔勾销。他们希望的是双方能建立和平的关系，和睦相处，他们才能无忧无虑地在果堤村生活，毕竟，对方有些族人以前也被果堤村村民杀害，又得让出土地给果堤村村民居住。经过谈判，双方终于满意，愿意不计前嫌，果堤村的人终于可以回故乡自由自在地生活，不必害怕遭到仇家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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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久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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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几内亚传统社群比西方社会更注重社会关系网络，人际关系也比较长久，因此如果发生争端，不只是当事人，当事人的亲友、部族都会受到牵连。这是我们西方人很难理解的。在我们的想法里，一个部族的猪跑到另一个部族的菜园，把菜园弄得乱七八糟，应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在新几内亚高地，这样的事却可能触发战争。新几内亚人从出生开始，就跟当地人建立了长久、重要的关系，大家互相扶持，每个人都对社群的其他人负有责任。现代西方人当然也有长久的人际关系，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常会出现变化。我们的社会对个人表现的重视远超过群体关系。因此，在新几内亚，如发生纠纷，涉及补偿的不只是当事人，如马洛和比利的父母，还包括双方的亲友——比利的族人以及马洛的同事、亲友。要是双方互相仇视，为了复仇，前者可能杀害后者。替马洛付赔偿金的是他的雇主，如果马洛没有受雇，他的亲友则必须帮忙筹措赔偿金。同样，如果一对新几内亚夫妻打算离婚，双方亲友都会受到影响。由于丈夫的亲戚当初帮忙出了娶亲的钱，既然要离婚，就得从妻子的亲友那边把钱要回来。若是当初结婚有部族结盟、交好的因素在内，离婚当然会对部族的关系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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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群注重社会网络，而现代国家社会则比较注重个人。我们不只允许个人上进、求胜、为了成就自己而不惜牺牲别人，甚至鼓励这种做法。我们进行商业交易的目的则是为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不管对方的感受，即使对方蒙受损失，我们也不在乎。美国孩子玩游戏常常是为了争输赢。相反，新几内亚传统社群的孩子玩游戏则常需要合作，无关输赢。例如人类学家简·卡特·古德尔（Jane Carter Goodale）就曾观察新不列颠岛高隆族的一群孩子玩游戏。有人给这群孩子一大串香蕉，每个孩子都可拿到一根。这群孩子没去抢那根最大的香蕉，每个人拿到香蕉之后，就把香蕉切成两半，一半自己吃，另一半给另一个人吃。每个人从别人那里拿到半根之后，再切开，也就是变成1/4根香蕉，一样自己吃一半，另一半给别人吃。切到第5轮的时候，香蕉变成一丁点儿（即1/32），一样自己吃一小口，再把另一小口给别人。孩子就从这样的游戏中学会分享，而不是设法占别人的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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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从另一个例子看新几内亚传统社群对团体的注重远超过个人。我认识一个新几内亚年轻人，他叫马富克。马富克只有十几岁，非常勤劳，而且有奋发向上的精神，于是我请他为我工作，做了好几个月。我付他薪水的时候，问他会如何处理这笔钱。他说，他想去买台缝纫机，帮别人修补衣服。他会向他们收取修补费，然后把赚的钱存起来。积少成多，他必然可以出头。然而，马富克的亲戚得知他打算这么做之后都非常生气，指责他自私自利。马富克认识来找他修补衣服的每个人，不是亲戚就是邻居，他怎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向他们收钱？那些亲友都认为马富克帮他们修补衣服应该是免费的，等到他有需要，他们自然会伸出援手，比方说他需要钱娶老婆的时候。同样，在非洲加蓬挖金矿的矿工因金子和钱财不与嫉妒他们的亲友分享，当地巫师就说他们是带来伊波拉出血热的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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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教士带着年幼的孩子在新几内亚住上一段时间后，把孩子送回澳大利亚或美国就读寄宿制学校，那些孩子总是难以适应。我听那些孩子说，他们认为最难适应的莫过于西方自私自利的个人生活方式。他们从新几内亚的孩子身上学到互助合作的精神，然而回到西方之后，常常要和其他孩子争输赢，不管是在学业上还是在游戏上，样样都要争第一，这种行为让他们感到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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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国家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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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国家社群在解决争端方面有什么差异？在新几内亚的传统村落，调解也许是个不错的解决之道，如比利与马洛的事件，然而对于其他社群来说，这种方式未必需要，也可能效果不佳。人类社群形形色色，从没有中央权威或司法制度的小型社群到酋邦乃至国家。在酋邦，很多争端都是由酋长出面解决。如果是比较原始的国家，个人仍会用自己的方式寻求正义，如果是较为成熟的国家则通过权威的司法机关来解决。接着，我们就来看看五种规模不同的非国家社群如何和平解决争端，最小的比新几内亚的村落还小，最大的则是已有中央政府雏形的大型社群（见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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