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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目前的数据保护机制还没有被公开废弃，所以我们不断地看到其衍生出新的怪物。其中之一名为“被遗忘权”，它是脱口秀节目里的常客。2014年5月，欧洲法院作为欧盟最高司法机关对这一权利做了首次确认：一家西班牙报纸在1998年对一块地产的强制拍卖进行了报道，报道称，地产拥有者对社会保险负有债务。之后，通过谷歌的搜索引擎也能找到这则报道的页面。那位当初被强制拍卖地产的西班牙人一方面要求报纸删除其报道页面，另一方面要求谷歌删除页面链接。欧洲法院后来判决，报纸的报道页面无须删除，因为其为合法发表；而谷歌必须删除报道页面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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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古怪的判决。它禁止了报道内容的页面链接，却不禁止报道内容本身。它只是使找到令人不快的报道内容变得困难。这个判决之后引起了一连串向谷歌发起的申请，这些申请要求谷歌删除令人不快的链接。由于欧洲法院和欧盟迟迟未对“被遗忘权”做出进一步的规定，到2014年7月，谷歌累计收到了91 000条关于删除链接的询问，它们都从自身的考虑出发，谷歌疲于应付。欧盟实际上将实现这个权利的任务丢给了加利福尼亚（谷歌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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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种种或许也和这项权利极难操作而且引发了严重的问题有关。该权利使每个人都可以随时决定应该删除哪些关于他的数据。这无疑是最大化的个人控制。只是，这种控制该如何实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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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结婚后将他们的照片放到了网上，但后来离婚了。现在男方要求将所有有关他的照片从博客中删掉，女方则要求保留照片。谁有道理？听谁的？如果是参加婚礼的亲友的集体照，又该如何处理？个人能否要求将照片删掉？如果想要不伤害他人自由表达的权利，这势难成行，那么对于不同权利的权衡比较又该依据怎样的标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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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杂志根据公开的数据发表了一篇关于某位企业家的批判性文章。要是企业家认为内容有误、所言不实，他是不是就有权要求将数据甚或连带那篇以数据为基础的文章删除？如果文章不带有批评性质，企业家是否还有权要求删除数据？如果在后一种情况中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以此类推，在前一种情况中答案是不是也应该也是肯定的？难怪“记者无国界”组织会警告说，“被遗忘权”势必“很难与言论自由以及信息自由权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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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之道是什么呢？答案是，目前还没有。这恰恰是微粒社会的实质：到处都是“解体”，却没有解决方法。然而方法正在慢慢形成，但只有那些将自己从两种神话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人才能看清。一方面，他要认识到数据不是什么坏东西；另一方面，他要知道隐私是复杂的，不能笼统地选择保护或戳穿。这里所涉及的是动态的过程。隐私有着极其细微的划分，它会随周围关系的改变而改变。海伦·尼森鲍姆为此创造出了“语境的完整性”这一概念。将数据（信息）提供给医生与在社交网络上找到该数据（信息）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于是，重要的不是去保护一个共同的隐私，而是管理好各种形式的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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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情况与此类似。数据既不是祸也不是福，而是一种新型原料，其特性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我们既无须保护数据不受人的侵犯，也无须保护人不受数据的伤害。数据保护已是一个过时的概念。数据应使我们的生活更丰富，因此我们必须像管理食物、能源或是垃圾一样去管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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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管理由此取代了数据保护。为此，出现了很多技术手段，它们有着吓人的名字，如差分隐私或是隐私设计。而接下来我想重点谈谈制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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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时，我们需要的是糖果和鞭子。糖果是指，即便没有个人对细节处理的同意，企业也被允许尝试开展某些涉及数据的创新性业务；而鞭子意为，如果企业滥用数据或是破坏了“语境的完整性”，将受到严厉的惩罚——为此企业必须至少部分地将其做法和程序公开，以接受中立机构的审查。此外必须保证的是，个人虽不一定能强迫企业交出个人数据，却能强迫企业交出所有能够证明其经营风格的数据。因为这正是数据的优点：它也精确地记录了公司做了些什么。或许拉斯韦加斯的赌场正是出于对起诉的害怕，才对自身的数据搜集行为进行了限制，这也证明赌场在系统地促进着赌瘾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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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奥马尔·泰内和美国的朱尔斯·博罗内茨基提出了另一个重要观点。到现在为止，公司和用户之间的不平衡性不仅存在于对数据的处理上，还存在于数据带来的收益上。马克·扎克伯格或是WhatsApp的创始人凭借数据赚了数十亿美元，而用户什么都没赚到。泰内和博罗内茨基建议，不仅应该将数据对用户公开，还要允许用户将数据交给其他的企业，实现物尽其用，获得更多的收益。为此，数据需要符合某种通用的规范，即具有可转移性。脸谱网和其他公司必须将数据与用户分享，因为这些数据是在互联网和用户的分工合作中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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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克·希尔斯在他的《意愿经济》一书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也希望改变这种力量对比关系：不再只是服务供应商，生产数据的客户同样可以占有数据。他们要能储存、经营自己的数据，要能听凭自己对企业的喜好决定将数据交给谁使用。而为了不让他们因此为难，希尔斯认为将会有服务于用户的中间商出现。不再是看也不看就同意，而是由用户向公司提出条件：如果你们想要和我做生意，你们必须把我的数据给我，你们只可以将我的数据与之前就商定好的公司分享，生意做完以后必须删除所有数据。这样的一纸数据合同是“理想化甚或乌托邦式的”，希尔斯写道，但这样的乌托邦会使寻找可能方案的目光更加敏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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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这样的建议都带着可能的隐患和许多尚未解答的问题，但总体上它们勾勒出了一幅数据保护和隐私在更高程度上被解析的新图像。这些想法有没有实现的机会？这取决于社会压力有多大。人们注意到，相关的辩论已经在远离大众的专家中展开了。在海盗党经历了迅速而狼狈的失败之后，已不再有社会运动以此为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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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意味着要么这个话题太过复杂，要么还没有火烧眉毛，要么微粒社会还没有产生出合适的集体抗议形式——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就意味着抵抗的“制度”已经被这种新的“解析—解体”渗透乃至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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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粒社会：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模式 从鬼脸到幽灵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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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抵抗都是由个人发起的。亚当·哈维想出了一个最具创意的防御措施：在他的网站“CV Dazzle”上，他介绍了能够误导人脸自动识别程序的发型和妆容。遗憾的是，这些发型和妆容对大部分人来说还是难了点。有一种发型包含了至少三种颜色，还有一缕以深蓝色为主、又长又密、一直垂到下巴的头发，此外脸颊上还要补上一条又粗又黑的黑线。其他还有垂在脸前的某种由头发编成的网格，或是卷成蜗牛壳状、盘在鼻子周围的发髻。哈维将这些作品称为鬼脸。无疑，这样的方法不是很实际，这或许也和哈维是个艺术家有关，他并不太在意常规。他更想做的是用他的行动，让人们注意到无时无处不在的监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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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CV Dazzle”的原则是最受欢迎的掩护方法之一：通过错误或是偶然的信息进行误导。让自己隐身的一种可行的方法是，制造尽量多的数据——无关紧要的数据。我们中的更多人或许是从电影《偷天游戏》中的小偷那里得知这种方法的。在影片的结尾，穿西服戴礼帽、打扮不俗的小偷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偷走了一幅珍贵的画作。他之所以能逃脱，是因为（小心剧透）他雇了上百个和他装扮得一模一样的人进入博物馆——警方在一众嫌疑人中生生错过了真正的作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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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小程序TrackMeNot的工作原理也是类似的。它会自动不定期地向搜索引擎如谷歌发送随机提问。它的目标不是使数据量最小化，而是相反，它要使数据膨胀起来，而将用户真正的提问隐藏在由“幽灵提问”制造的问题云中，以此掩盖用户的数据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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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使用连锁超市或百货商店顾客卡的消费者也采取了类似的处理方法。他们互相交换卡片，由此形成了一张复杂的、覆盖全德的交换网，在这个网络中顾客们互相寄送卡片。这样一来，他们一边能享受卡片带来的好处——低廉的价格，同时又能通过别人的购买行为模糊自己的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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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的一个策略则寄望于阻断某些数据流。从尽可能少地使用数据服务的劝告，到同样被安装在浏览器中阻断所谓“tracking cookies”（网站经营者或在网站插入广告的第三方公司放置在用户电脑中的小文本文件）的附加程序如Ghostery和DoNotTrackMe，都属此类。流行的还有遍及全球的网络反监控软件Tor-Netzwerk，它可以使电子邮件往来和上网时产生的连接数据匿名化。然而，即便是这样的软件也有了已被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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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而隐秘地进行着的还有日常生活中许许多多的阴谋破坏行为。有一段时间，伦敦证券交易所门前的GPS信号每天都会忽然消失约10分钟。车内的自动导航系统会失灵，证券所里的交易商们则会担心他们金融交易的时间戳，因为其运行全赖GPS系统。调查表明，阻断信号的或许是一位邮车司机，他想以此获得10分钟摆脱雇主监控的时间。这些GPS干扰发射器（大部分都是非法的）只要几欧元便可买到，却通常可以阻断几百米范围内的信号，大概已被大部分的邮车司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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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卡车司机也采取过类似的做法，他们在行驶途中也会受到不间断的监控——卡车司机追寻自由的梦想，受到了强大的数据中心以分钟为间隔的监视。然而抵抗的精神一直蠢蠢欲动：一些司机将系统“黑掉”，在上面玩起扑克。他们称其为“玩弄系统”，即戏耍强权。在未来，将会有更多这样对付系统的把戏——以及“系统”强有力的对策。监视者与被监视者之间的军备竞赛，早就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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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小而松散的团队如Cypherpunks或Anonymous则有另外的抵抗形式。它们使网页瘫痪（比如在万事达卡和维萨禁止了对维基解密的支付以后，它们的网页就被弄瘫痪了），攻击伊朗和津巴布韦的政府网站，或是以抗议占领为名、用自动提问淹没网页的方式封锁法兰克福的城市官网。这类事情会使我们认识到，黑客们无疑已经存在于数据世界当中，并且不在少数。而另一方面，这样的举动几乎只能通过媒体的放大器作用才能为我们所感知。就其自身而言，它们能起到的作用相对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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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而广泛的抗议形式，微粒社会至今还未发展出来，不过这或许不难想见。一个对数据量需求极大的物流商，如果在圣诞期间碰上顾客大量撤单，那么他将不得不承受压力（据说已经有在线贸易商在以这种方式互相斗争了）。搜索引擎的服务器对数据进行的处理是可疑且不透明的，搜索器会完成这些工作。哪怕只有一个反对社交网络的集体抗议日，都能引发巨大的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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