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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学者扛着摄影机深入传统部落拍摄战争实况可谓特例，这样的观察是否完全客观、没有受欧洲的影响也还有争议。自1492年以降，欧洲势力开始扩张，征服许多非欧洲族群，欧洲政府占据新的领土之后，第一件事就是镇压传统战争。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自保，治理征服之地，另一方面也为了开化当地人，使他们接受文明的洗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人类学家和研究人员获得充裕的研究经费前往小型社群进行田野调查，但那时大抵只有新几内亚和南美洲仍可见到部落战争，其他太平洋岛屿、北美洲、大洋洲、非洲和欧亚大陆早就看不到这样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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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新几内亚和南美洲，最近人类学家也难有机会目睹传统战争。首先，该地政府不希望手无寸铁的外人因为调查研究遭到部落人民的攻击，而变成世人瞩目的焦点。其次，他们更不希望人类学家带着武器深入部落，阻止部落人民的战争。因此不管在新几内亚还是南美洲，旅行都有严格限制，除非官方认为当地安全才会开放让外人进入。然而，还是有学者和传教士得以溜进原始部落，看他们开战。最知名的研究者包括观察1961年达尼族战争的研究人员、1979年起在新几内亚西部针对法玉族进行研究的屈格勒家族，以及在委内瑞拉和巴西研究雅诺马莫印第安人的拿破仑·沙尼翁（Napoleon Chagnon）。虽然哈佛探险队来到巴里姆山谷之时，当地已有荷兰政府设立的巡逻站，但探险队仍可在荷兰政府管制之外的地区进行研究。尽管这些研究提供了不少第一手的观察数据，但有很多细节还是必须靠当地人补充。例如布鲁克豪瑟所记载的，哪些人在什么情况下受伤以及身体的哪个部位受伤则不一定是他本人亲眼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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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们对传统战争的认识，大多数都是通过参战者对西方国家的采访者的描述或欧洲人（政府官员、探险家、商人等）的观察。那些西方人都不是受过训练、为了博士论文搜集资料的科学家。例如，很多新几内亚人曾对我讲述他们参加传统战争的经验。然而，我造访新几内亚那么多次，不管是到澳大利亚政府控制的东部（即后来独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还是印度尼西亚治理的西部，我都不曾目睹新几内亚人刀戈相向。如果真发生战事，澳大利亚或印度尼西亚政府都不会允许我进入战区。即使我想去，也根本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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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描述传统战争的西方人大都不是专业学者，如传教士夫妻克劳斯与多丽丝·屈格勒（Klaus and Doris Kuegler）之女萨拜因·屈格勒（Sabine Kuegler）。萨拜因·屈格勒在她出版的畅销书《丛林之子》（Child of the Jungle）中描述她在6岁时看到法玉族的一支蒂格雷人与来访的瑟佛依迪族人（Sefoidi）发生冲突，拿着弓箭射向对方。箭从她身边飞掠而过，被箭射中的人则由族人驾着独木舟载走。西班牙教士胡安·克雷斯皮（Juan Crespi）也是，他是波托拉探险队的成员。这支探险队于1769~1770年踏上南加利福尼亚州东岸，是最先研究丘马什族的欧洲人。克雷斯皮也详细描述了丘马什人拿弓箭对射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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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来自欧洲的外界人士，不管是人类学家还是普通人，他们对传统战争的描述主要有一个问题，也就是观察本身会干扰到被观察的现象，也就是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以人类学研究而言，只要有外人在场，就会影响到那些不曾与外界接触的原始族群。此外，国家政府也以终结传统战争为首要目标。例如澳大利亚政府在20世纪进驻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一件事就是禁止部落战争和食人习俗。外人也可能用不同的方式制止当地人互相打斗。到法玉族地盘客居的克劳斯·屈格勒坚持当地人不可在他住的房子周围厮杀，要打的话，请到别的地方。为了自身的安全与平静，他们不得不离开。法玉族听从他的劝告，渐渐地不再打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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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欧洲人努力终止或减少部落战争的例子。然而，也有人认为欧洲人曾故意挑起部落战争。其实，只要外界人士踏入原始部落，就可能在无意间激发部落相斗。因此，我们听到外界人士描述他们的所见所闻，不管是否有战争，还是无法从他们的描述中得知真相。我们将在本章后面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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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方式是从考古学的记录仔细研究传统族群与外界接触前遗留下的战争证据。如此一来，就可完全去除外来观察者的影响。然而由于战争的实况并非通过直接观察而得，也没有当地人的报告作为佐证，要正确解读事实并不容易，只能从考古学的证据推论，因此还是会有很多事实无法确知。关于部落战争最明确的证据莫过于一堆被草草掩埋的人骨，骨头出现断裂的痕迹或武器造成的凹痕，如箭头嵌入骨头或被利斧砍到，头骨有剥割头皮留下的长割痕，或因被斩首（猎人头），头骨仅和头两节脊椎骨相连。例如约阿希姆·瓦尔（Joachim Wahl）与汉斯·柯尼希（Hans König）在德国西南部的塔尔海姆研究了34具骸骨，经过辨识发现这些是18个成人（9男、7女，另有两人的性别无法辨认）和16个儿童的遗骸。这些是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被堆在一起胡乱掩埋的，没被好好安葬，也没有常见的陪葬品。其中18个头骨右后方有被砍的凹痕，分析敌人拿着6种不同的斧头，以右手持斧，向他们的脑袋后方猛砍。受害者从儿童到60岁左右的老人都有。显然有五六户家庭惨遭屠杀，而敌人的数目远远超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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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考古学证据包括武器、铠甲、盾牌和堡垒等防御工具。有些武器（如矛和弓箭）可能用于狩猎或杀人，不一定是战争所用的武器，战斧和大型弹弓发射器才能作为战争的证据。同样，铠甲和盾牌也只用于战争，不会用来狩猎。有不少现存于世的传统族群依然会使用这样的武器作战，包括新几内亚人、澳大利亚原住民和因纽特人。所以，在考古遗址发现的铠甲和盾牌也可视为过去战争的证据。此外，战争的遗迹还包括防御工事，如城墙、护城河、城门和可投射武器的塔楼，以防敌人从城墙攀爬上来。例如在19世纪初期，欧洲人开始在新西兰殖民时，发现新西兰的原住民毛利人各部落都会修筑叫“帕”（pa）的堡垒。这些堡垒本来用于部落之间的战争，后来则用来抵御欧洲人。目前考古学家已在新西兰挖掘出1000个左右的“帕”，经年代鉴定，建造于欧洲人来到之前，但和欧洲人看到的“帕”类似。显然，在欧洲人踏上新西兰的土地之前，毛利人早就开始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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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发现有些古代遗址建造在山顶、悬崖顶端或面向悬崖之地，看来是为了防御敌人入侵，才会选在这样的地点。如阿纳萨兹印第安人在弗德台和美国西南各地的聚落有的甚至盖在一二千米高的岩架上，必须利用梯子出入，生活必需品（如水和食物）都得费尽千辛万苦才能送到那么高的地方。但欧洲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印第安人就有安全的藏身之处。由于早在欧洲人来到美国西南部的几个世纪前已出现这样的遗址，显然这是为了对抗其他印第安部族的入侵。如果这些考古学证据还不够，我们还可看看原始族群在上更新世留下的壁画，他们刻画敌对的部族拿着弓箭、盾牌、矛或棍棒等武器，互相厮杀以及有人被矛刺死的惨状。之后，大约在公元800年，玛雅人也在波南帕克留下精美的壁画，栩栩如生地呈现战争和囚犯被行刑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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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小型社群（最小如队群，大如酋邦和最早的国家）的传统战争而言，我们的资源来源主要有三类，除了现代人的亲眼观察、考古学证据，还有艺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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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战争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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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古今，战争皆有多种形态。传统部落社群也会运用现代国家的基本战争策略。（当然，部落不可能打空战，而海战也需要特别的战船，直到公元前3000年国家政府出现之后，才有海战的历史记录。）最常见的一种策略就是正式对阵战，也就是交战双方各自结集庞大的人马正面交锋。我们一想到现代国家战争，就会立即联想到这种策略，最有名的例子如斯大林格勒会战、盖茨堡之役与滑铁卢战役。除了战争规模和武器有别，这样的战争其实和前一章所述达尼族在1961年6月7日、8月2日和8月6日的战争很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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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常见的战争策略是突袭。一小撮战士侵入敌人领土，在夜色、地形或树丛的掩护下悄悄前进，趁机偷袭、攻击，暗杀几个敌人或破坏其居所、设施之后随即撤退，无意歼灭全部的敌军或是永久占领他们的土地。这或许是传统战争最常见的类型，而且有许多记录，如努尔人偷袭丁卡族或雅诺马莫印第安人互相偷袭。前一章所述达尼族在1961年5月10日、5月26日、5月29日、6月8日、6月15日、7月5日、7月28日发生的战事都是偷袭。现代国家战争也可见以步兵、战舰或飞机进行突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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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突袭类似的军事行动则是埋伏，在传统战争中也很常见。入侵者选择躲在一处，待敌人过来的时候，出其不意，予以痛击。如前述达尼族在1961年4月27日、5月10日、6月4日、6月10日、7月12日和7月28日发生的战事。埋伏也是现代战争常用的策略，利用雷达或破解敌军密码侦测出敌人的行动，在敌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埋伏、狙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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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部落也会摆设鸿门宴，设局谋杀敌人，如雅诺马莫印第安人和新几内亚的部落都曾邀请邻近的部落来参加宴会，等客人放下武器，大吃大喝，再痛下毒手。现代人也许会觉得奇怪，为什么雅诺马莫人已经听过这样的事件仍会落入死亡陷阱。也许是因为传统部落常常一起饮宴进而结盟，加上主人热情邀约，客人于是不怀疑他。现代国家政府极少使用这种手段，唯一的例子是南非布尔人的首领皮耶·雷提夫（Piet Retief）率领100个族人在1838年2月6日接受祖鲁国王丁冈（Dingane）的邀请，前去赴宴。这些布尔人进入国王的帐篷后，即全数遭到屠杀。然而这个事件可算是例外，因为祖鲁人乃南非原住民班图人的一支，19世纪初原始社会瓦解，部落联盟兴起，出现近百个酋邦，战乱不断，后来才统一，建立祖鲁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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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倾向通过外交促成自己的利益，而不会利用如此无耻的欺骗手段。即使希特勒和日本要对苏联和美国发动攻击，也会公开宣战，但现代国家对待叛徒则另当别论。如法国将军查尔斯·勒克莱尔（Charles Leclerc）曾在1802年6月7日邀请在海地建立独立政权的领导人杜桑–卢维图尔（Toussaint- Louverture）前来参加宴会，却趁机将他逮捕，关进监狱，翌年卢维图尔死于狱中。在现代国家，帮派分子、毒枭、恐怖集团也会用同样的手段杀害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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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仅见于传统社群的战争类型是和平聚会擦枪走火，在不可收拾之下演变成战争。这比请君入瓮的鸿门宴更为常见，如邻近的两个部族因为祭典共聚一堂，完全没有厮杀的企图，然而在双方的阵营中，也许某两个人有宿怨，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终于克制不了，开始动手，双方亲戚也加入战局。我有一个美国友人曾受邀参加法玉族的聚会。在场几十人，有几个人不时口出恶言，一副气冲冲的样子，先是用斧头猛砍地面，最后甚至斧头相向。传统社群平时很少碰面，偶尔在祭典时相遇，如碰到仇家就常会发生这种流血冲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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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恩怨演变成战争的事件在现代国家非常罕见，但也有这样的实例，如1969年6~7月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的足球战争。萨尔瓦多经济比较发达、人口众多，因此地狭人稠，耕地不足，很多萨尔瓦多人为了工作机会移民洪都拉斯，但他们赖以为生的土地后来被洪都拉斯政府没收，只好返回萨尔瓦多，引发政治与社会动乱。1970年，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为了争夺1970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参赛资格，必须以三战两胜的方式决定赢家。6月8日第一场在洪都拉斯举行，东道主队以1∶ 0获胜，但洪都拉斯球迷殴打萨尔瓦多球迷引起骚乱。6月15日，第二场在萨尔瓦多举行，情况更糟，东道主萨尔瓦多因主场优势以3∶ 0重创洪都拉斯，但萨尔瓦多球迷不仅殴打对方，还侮辱洪都拉斯国旗和国歌。6月26日，萨尔瓦多在墨西哥市的延长赛中以3∶ 2险胜洪都拉斯，两国即宣告断交。7月14日，萨尔瓦多军队入侵洪都拉斯，并出动空军轰炸。这场足球战争历时100个小时，2000余人丧生，是为世界杯足球史上最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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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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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部落战争的死亡率有多高？是否可与现代国家战争的死亡率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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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历史学家皆会搜集、统计每场现代战争的伤亡资料，如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伤亡人数。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计算一个国家在一个世纪中因战争造成的死亡率，如20世纪的德国。至于现代部落社群战争死亡率的计算与估量，目前已有数十项研究。人类学家劳伦斯·基利（Lawrence Keeley）、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迈克尔·威尔森（Michael Wilson）和马丁·穆勒（Martin Muller）曾分别针对23~32个传统社群进行研究，发现各社群间的差异颇大。与战争相关的死亡率每年平均可达1%（即以100人组成的社群而言，平均每年有一人死于战争），达尼族、苏丹丁卡族和北美两个印第安社群则更高。安达曼岛人、马来西亚塞芒族则很低，每年约在0.02% 以下。这样的差异主要和这些部族的生计方式有关，根据兰厄姆、威尔森和穆勒的分析，务农的社群若发生战争，死亡率几乎是狩猎——采集族群的4倍。另一个衡量战争冲击性的方式则是计算总死亡率与战争死亡率的比例，如厄瓜多尔瓦拉内印第安人因战争造成的死亡率占总死亡率的56%，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6个传统部落则只有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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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传统小型社群与战争相关的死亡率，基利提出国家社群的10项数值来做比较，其中之一是瑞典，这个国家在20世纪没参与过任何战争，因此与战争相关的死亡率为0，其他9项数值则突显现代战争的可怕。以长达一个世纪的期间而论（包括战争与和平之时），在现代战争中死亡人数最多的莫过于20世纪的德国与俄国，死亡率分别为每年0.16% 和0.15%（即每1万人中，每年分别有16人和15人死于战争）。这就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灾祸。相比之下，法国在19世纪因战争造成的死亡率则比较低，只有0.07%，包括拿破仑战争和拿破仑大军从俄罗斯大撤退。至于20世纪的日本死于战争的人口，美军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造成的死亡人数，加上日本其他大城市遭到传统炮弹的轰炸、枪击，还包括死于饥荒、自杀与溺亡者，以及日军“二战”中在海外战死的几万士兵，还有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侵略中国、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总计20世纪的日本因战争造成的死亡率每年只有0.03%，仍比德国和俄国低。从长期来看，战争造成的国家死亡率最高为每年0.25%，即阿兹特克帝国亡于侵略者西班牙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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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再来比较这些战争在传统小型社群及人口庞大的国家社群造成的死亡率（一样是比较在一长段时间之内，包括战争与和平之时，估算战争平均在每年造成的死亡率）。我们可以发现，在20世纪的现代国家中，战争造成死亡率最高者（即德国与俄国）只有传统小型社群平均值的1/3，更是达尼族的1/6。以战争造成的死亡率而言，现代国家的平均值大约只有传统社群的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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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或许会和我一样，起先对这样的数值惊异不已。以时间平均值来看，现代国家的壕沟战以及机关枪、汽油弹、原子弹、炮弹、鱼雷等武器造成的死亡人数，竟然远远比不上传统小型社群用矛、弓箭或棍棒互相攻击。如果我们仔细比较传统社群和现代国家战争的差异，就可恍然大悟。首先，现代国家的战争都是断断续续的，并非无时无刻不在交战，而传统部落则经年累月都在作战。以20世纪的德国为例，交战时间只有10年（1914~1918年以及1939~ 1945年），剩下的90年则无人死于战争。反之，达尼族则每年、每月都有战争。其次，除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大规模征兵，国家战争造成的伤亡都是18~40岁的男性，而且只派专业军人上战场打仗。此外，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空军大轰炸，普通民众不会因战争而面临生命危险。反之，传统社群如发生战事，男女老少则无人可以幸免。再次，国家战争的士兵如投降或被敌军捕获通常可以保住一命，若是在传统部落战争中落入敌方之手，则无活命的可能。最后，传统战争常出现大屠杀，被围捕的一方可能全部惨遭杀害，如达尼族在20世纪30年代末、1952年、1962年6月和9月及1966年6月4日发生的大屠杀事件。现代国家的战胜国通常会让战俘活命，有的战俘会被遣送回国，有的则被迫当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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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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