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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远因牵涉战争为个人带来的利益。好战的人或战争首领受人敬畏，也因战绩获得威望，因此可拥有比较多的老婆，生出比较多的子女。根据人类学家沙尼翁的计算，雅诺马莫印第安人如曾在战场上杀过敌人，比起没杀过人的族人，老婆多2.5倍，子女则多3倍，社会地位也比较高。然而，并非所有的传统社群都像雅诺马莫人。有的社群战士的寿命比较短，如厄瓜多尔的瓦拉内印第安人比雅诺马莫人更凶猛好战，但可能在战场上死于敌人之手，因此不见得可以拥有更多老婆，该族能活到成年的孩子也比其他社群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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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谁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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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讨论过小型社群为何作战，接下来再来研究：他们作战的对象是谁？是否部落的人更多地会和说不同语言的部落发生战争，或者更可能与说同一种语言的人开战？他们会和有通商或通婚关系的部族作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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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现代国家的情况。著名的英国气象学家刘易斯·理查德森（Lewis Richardson）擅长用数学分析复杂的大气现象。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救护车上服务，帮忙运送伤兵。他太太有三个兄弟，其中两个皆死在战场上。战争带给他的痛苦，加上生于信奉贵格教派的家庭，使他心生转变研究方向的念头，开始利用数学研究战争，希望能从中得到宝贵的教训，知道如何避免战争。他把1820~1949年的所有战争列表，记录每一场战争的死亡人数，再根据这些数据制作5张表格，最后探究不同国家参战的时间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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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1949年，各国参战的次数差异很大，如法国和英国参与超过20场战争，瑞士只有一场，瑞典则没参与过任何一场战争。会有这样的差异和邻国的数目有关：接壤的邻国越多，越容易爆发战争。至于某一国与其邻国是否讲同一种语言或说不同的语言则似乎不是战争的变因。唯一的例外是，双方都说汉语的较少发生战争，而双方都说西班牙语的则较常发生战争。理查德森推测这是文化因素使然。这种论点很有意思，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理查德森在1960年出版的专著《致命争吵的统计数字》（Statistics of Deadly Quarr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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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森并没有统计贸易与战争的关联。相邻的国家不只特别容易发生战争，通常也是贸易伙伴。在我们的印象中，有贸易关系的现代国家更容易反目成仇、干戈相向。也许这是因为贸易关系常出现纠纷。世界史上最大的战争就是互为贸易伙伴的国家发动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两大攻击目标就是与之有进出口关系的美国和中国。同样，纳粹德国与苏联原本也是贸易伙伴，直到1941年6月22日，德军入侵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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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传统小型社群。有关这些小型社群在近代发生的战争，并没有明确的统计图表，如理查德森对现代国家战争的研究，我们不得不参看一些传闻。小型社群与邻近社群交战的次数甚至比现代国家多，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长途运输的工具，可把战士送到远方，如英国在19世纪把军队送到另一个半球的新西兰与当地的毛利人作战。至于小型社群与其邻近社群如果说一种语言或不同语言，对战争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大多数的传统战争都是讲同一种语言的邻近社群，因为他们住的地方很近，更可能说同一种语言。如第三章所述的达尼族之战，交战的双方都说达尼语。说同一种语言的社群交战之例多不胜数，包括恩加族、法玉族、佛尔族、希尼宏族（Hinihon）、因纽特人、迈鲁人、努尔族、雅诺马莫印第安人等。比较特别的一点是，努尔部落不但会互相交战，还会与丁卡族作战，但与丁卡族交战的次数较多。如果同是努尔部落，双方会手下留情，若与丁卡族作战则没有任何限制。例如努尔部落不会杀害另一个努尔部落的女人和儿童，也不会烧毁他们的草屋，只杀害他们的战士，偷走他们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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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贸易伙伴容易反目成仇，通婚的关系也是。如基利所言：“很多社群会和有通婚关系的社群交战，也会和敌方的女人结婚。他们不但会袭击贸易伙伴，也会和敌人做生意。”这一点和国家社群类似：相邻的社群容易变成贸易伙伴，会通婚，也会交战。对小型社群而言，贸易和婚姻常会出现争端。所谓的贸易关系又可细分为三种：一种是出于双方自愿的公平交易，另一种是不对等的交易（强的一方强迫弱的一方以贱价出售物品），还有一种则是劫掠（一方强行抢夺对方的物品，不付出任何代价）。著名的掠夺者包括美国西南部的阿帕奇印第安人以及北非沙漠的图阿雷格人，但他们也会估量对方的实力，看他们是否有能力保护自己，如果对方一样强悍，还是会与之进行公平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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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队群或部落间的通婚，也和贸易一样，纠纷可能演变成战争。例如一个部落的人答应女儿长大后要嫁给另一个部落的人当老婆，对方也先付了聘礼，小女孩长大却毁婚了。此外，婚姻也像物品交易，如出现问题，也会引起纠纷，如女方与人通奸、遗弃配偶、离婚、拒绝做饭、不肯农作或拾柴，照理说女方应该归还聘礼，然而女方也可能有借口，如当初作为聘礼的猪已经吃掉了，或已用其他物品交易，因此无须赔偿。任何消费者、商家或进出口从业者读了这段应该都会联想到现代国家人们之间的交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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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与通婚的社群交战，通婚的双方将有忠诚抵触的问题，关系会变得很复杂。一个人的敌人可能是姻亲或血亲。战士对敌人发射弓箭或长矛时，会尽量不伤害到自己的亲戚。例如一个因纽特女人嫁到另一个部落，而自己的部落将对丈夫的部落发动攻击，娘家的人会事先警告她，要她小心。反之，如果她知道丈夫那边的人要攻击娘家部落，也许会先警告娘家的人，但她也可能站在丈夫那边，完全不管娘家人的死活。同样，如果佛尔人知道自己的族人将攻击妹妹夫家的村落，也可能事先警告她，之后期待妹夫给他一点儿好处。当然，他也可能从妹妹那里得知妹夫村子里的人要对自己的村落发动攻击，而向同村的人通风报信，事后村子里的人再用礼物答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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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珍珠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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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再回到复仇的主题。传统小型社群总是有仇必报，强调血债血偿，这就是他们发动战争最常见的原因。现代国家的人通常会忽视渴望复仇的力量。在人类的情感中，复仇之心也和爱、愤怒、悲伤、恐惧一样，也是正常的人类情绪，但我们的社会只允许并鼓励我们表达爱、愤怒、悲伤和恐惧，要我们忘却复仇的渴望。我们在社会教育的过程中知道复仇之心是野蛮、令人羞耻的，因此不允许私人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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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国人民不可能永远相安无事。社会和平是个人放弃复仇，将处罚权交给国家司法系统换来的。若非如此，我们将和大多数传统社群一样经常交战。我们如果受到委屈，则必须仰赖国家为我们主持公道。尽管如此，还是很难释怀。我有一个朋友，几十年前他的姐姐被抢匪杀害。虽然凶手已被逮捕、判刑、关入监牢，至今他仍愤恨难消，无法忘记当年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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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国家，个人毫无处罚凶手的权力，只能仰赖政府的司法制度伸张正义。虽然这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和平和安全，但个人也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我与新几内亚人交谈之后，才发现我们失去了什么。国家、宗教和道德不断灌输给我们：复仇是凶残、恶劣的行径，甚至最好不要有想要复仇的心思。然而，如果你的亲友被杀或被欺负，我们自然而然会产生强烈的复仇之心。于是，很多国家的政府设法给予被害人的家人补偿，让他们有向法官或陪审团陈述感受的机会，或是通过修复式正义的系统与犯人私下见面（见第二章），甚至让被害人的家属观看凶手被处决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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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与新几内亚人深入接触的读者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传统社群与我们有这么大的差异？为何他们如此热衷于复仇和杀戮？怎可大言不惭地讲述杀人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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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根据传统社群的人种学研究，在这样的社群之中，战争、谋杀、视邻人为妖魔都是常态，而非例外。对他们而言，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而现代国家的人民从小被灌输复仇和战争是邪恶的，但有朝一日发现自己的国家宣战了，不得不上战场与敌人决一死战。等到我方与敌人签订和平条约又突然必须退出战场。由于仇恨的心态不可能一下子就一笔勾销，人们心中不免充满矛盾。我有很多欧洲朋友和我一样生于20世纪30年代，包括德国人、波兰人、俄罗斯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英国人、荷兰人、犹太人，我们从小就知道哪些国家的人做了令人发指的事，也恨他们。这都是当年的经验使然，尽管那已是65年前的往事，他们也知道仇恨的情绪是不好的，要以德报怨，但是很多人仍无法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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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国家社群成长的我们不断受到道德、宗教与法律的洗礼。《圣经》“十诫”中的第六诫就是“汝不可杀人”，不但不可杀害自己的同胞，也不能杀其他国家的人。国家却在人们18岁成年之后，要他们接受军事训练，给他们枪支，要他们忘记不可杀人的戒律，奋勇杀敌。难怪现代国家的士兵无法拿起枪射击敌人。在战场上杀红眼的士兵通常会饱受创伤后应激障碍之苦（例如曾到伊拉克或阿富汗服役的美军，有1/3都出现这样的症状）。他们从战场回来后往往不会说起自己杀敌有多神勇，他们会经常做噩梦，除非碰到其他退伍军人，否则很少谈起战场上的经历。我有不少朋友、亲戚都曾参与过战争，但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对我描述自己如何杀敌。反之，我的新几内亚友人提到战争则是无所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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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传统新几内亚人从儿时开始就看到战士外出打仗和作战归来，他们经常看到死尸和负伤的亲友，一天到晚听亲友或村子里的人讲述作战的事，如奋勇杀敌是人生最大的成就。他们听到打胜仗的战士骄傲地述说自己的战绩。那些战士就是令人崇拜的英雄。上述达尼族威里希曼的小男孩才6岁大就会拿起矛攻击濒死的阿苏克——巴雷克人，也会在父亲的指导下拿弓箭射向同龄的维达亚男孩（见第三章）。对于杀敌，新几内亚人一向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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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年纪的美国人应该都记得日本在1941年偷袭珍珠港海军基地这一事件。他们对敌人的仇恨与渴望复仇之心正像传统社群的人。生于20世纪30年代或更早的美国人应该都对当时仇日情绪高涨记忆犹新。（想想巴丹死亡行军[7]和山打根死亡行军[8]、南京大屠杀等令人切齿的事件。）尽管大多数美国人都没亲眼见过日本士兵，亲友也没被日军杀死，心中还是满溢仇日的情绪。当时，数以万计的美国人志愿到战场上，带着刺刀和火焰喷射器与日军面对面交锋。战绩辉煌的士兵回国后获颁英勇勋章，不幸丧生者则成为为国捐躯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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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珍珠港事件发生还不到4年，国家就叫我们停止仇恨和杀戮，忘了珍珠港。很多美国人一直无法忘却这样的伤痛，特别是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者或是有亲友战死的人。当然，对现今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并未亲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仇日的歇斯底里。但是对热衷杀敌的威里希曼人来说，战争就是生活中的一环。我们虽然不该有渴望复仇之心，但还是无法假装这种情绪不存在。即使无法复仇，我们也必须了解这种情绪，深入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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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平方英里≈ 2.5899平方千米。——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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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巴丹死亡行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于菲律宾巴丹半岛击败美菲联军后，强迫美军战俘徒步行军至俘虏营集中，沿途死者颇众。——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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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山打根死亡行军：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联军的2500名战俘送到山打根集中营，并强迫他们穿越沙巴原始森林，等盟军收复沙巴，几乎全数已成亡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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