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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成为倒金字塔形的另一个结果是，尽管老人仍对社会有用，如果人数众多，其用处将变得有限。假设伦内尔岛上有100个老人仍记得龙卷风来袭的情景，以及如何因应这样的灾难，当地社群就不会特别尊敬、重视那个80岁的老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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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老对男性与女性的冲击各有不同。第一世界的女性平均寿命比男性更长，也就代表女性成为寡妇要比男性变成鳏夫的可能性更大。例如，美国年老男性已婚比例占80%，其中鳏夫只占12%，相比之下，年老女性已婚的比例不到40%，其中一半是寡妇。会有这样的现象，一个原因是女性平均寿命比较长，另一个原因则是男女在结婚时，男性的年龄比女性大，而且鳏夫很可能再婚，娶年轻的新老婆，寡妇则很少和比自己年轻的男性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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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老人总是住在同一个地方，甚至自成年以后都住在同一间房子，和同一群人一起过日子。通常，他们有子女和媳妇或女婿住在附近，与社会的关系紧密，身边都是交往一辈子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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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现代的第一世界，老人很少有这样紧密的社会关系。在新居家庭的结构中，子女婚后则自立门户，不和新郎或新娘的父母同住。所谓空巢症候群应运而生。美国在20世纪初，男女结婚之时，其父亲或母亲通常已不在人世，因此他们的父母很少经历空巢期，即使出现空巢期，通常不到两年。现在的美国父母在子女成家、自立门户之后，至少需面对10年以上的空巢期，长达数十年者也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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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巢期盛行的美国社会中，很多老人很难住在老朋友的附近。美国每年迁居人口多达20%，因此不管是年迈的父母、他们的朋友或者双方一生都可能会搬很多次家。有些老人会跟自己的一个子女同住，如果子女搬家，也得跟着他们搬迁。有些老人可能选择住在朋友家附近，不一定和子女一起居住。还有些老人则远离朋友和子女一个人住。此外，也有不少人住在养老院，子女偶尔前来探望。正如本章开头那个斐济友人的指责：“你们美国人不顾自己年迈的父母，把老年人都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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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新居家庭结构、住处经常搬迁，造成现代老人在社会上被孤立的另一个因素就是从职场正式退休。这是19世纪末才出现的社会现象，在此之前人们就是一直工作，直到年老体衰身心不堪负荷。目前，在工业化国家，因各国制度不同，退休年龄从50~70岁（日本人较早退休，挪威人则比较晚）。此外，退休年龄也因职业而有所不同，如飞行员较早退休，大学教授则比较晚。现代工业社会把退休纳入正式政策可归因于三个趋势，一是平均寿命的增长，到了某个年龄，很多人便无法继续工作，只能退休。如果人们平均寿命不到50岁，就用不着强制其在60岁或70岁退休。二是经济生产力的增加，只要少数人工作，就有强大的生产力，供养大多数不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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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社会保险使老人在退休之后生活无虞。政府强制或支持的退休计划始于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俾斯麦通过立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工人养老金、健康和医疗保险制度及社会保险，以政府的力量照顾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接下来的几十年，这样的制度渐渐传到西欧、北欧和新西兰，美国也在1935年通过社会安全法案。然而，并非每个老人都欢迎这样的制度。很多人到了某个年龄（如65岁或60岁）即被迫退休，但他们仍希望继续工作，也还有工作能力，有人甚至正处于生产力的巅峰。当然，至少老人可以选择退休，利用政府福利制度颐养天年。但退休也带来新的问题，也就是多年的工作关系将被切断，可能过着孤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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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老人的居住和照顾问题，现代社会开始出现养老院这样专司照顾孤单老人的机构。虽然古时的修道院和修女院会收留孤苦无依的老人，全世界第一家公共养老院是在1740年奥地利于玛丽亚·特蕾莎（Maria Theresa）主政时成立。这样的机构有各种形态，还有其他名称，如退休之家、退休小区、老人院和养护中心。由于现代很多成年子女都必须外出工作，无法在白天照顾年老的父母，于是把他们送到养老院。老人住进养老院后也可结交新朋友，以发展新的社会关系。然而，有人进了养老院后，物质生活虽然不再缺乏，社会需求却未得到满足，如子女每年只来探望一次，甚至完全不闻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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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老人更加孤立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在社会上的用处不比以前。原因有三：一是现代社会识字率高、教育的普及和科技进展神速，我们现在以文字来储存知识，几乎人人识字，也不需要倚赖老人的记忆保存知识；二是所有的国家社群都支持教育体系，第一世界的学校都提供义务教育，老人不再是社群的老师；三是过去的科技进展如蜗牛前进，一个人在儿时学到的技能70年后依然有用。但是今天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每隔几年就有重大的进展，旧的技术很快就落伍了，因此一个老人70年前学的东西早就没有用了。以我自身的经验为例，我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上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计算乘法的4种方式：背诵九九表、在纸上进行直式乘法、用计算尺以及使用对数表。这4种方式我都非常精熟，但是这样的技能已经没用了。我儿子那一代的年轻人拿出袖珍型计算器，几秒就能得到正确答案。同样，我虽然会做真空管收音机，也会开手动挡汽车，但这些技能也都过时了。我这一代的人年轻时学的技能大都没用了，然而还有许多我们不曾学过的东西却已成为不可或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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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问题的因应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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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在现代西方社会，近百年来，老人的地位已有很大的转变。我们还在摸索如何解决因此而生的问题。从一方面来看，老人的寿命更长，健康状况也比以前的老人好，现代社会也更富足，可以给老人更好的照顾；从另一方面来看，老人的技能大都已经过时，不能再发挥作用，尽管身体比较健康，在社会上的处境则更加悲惨。大多数读者也许已经开始面对这样的问题，不知如何安置年老的父母，或是自己已经是老人。我们该怎么做？我将从我个人的观察提出几点建议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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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建议是，身为祖父母的老人可帮忙照顾孙子孙女，为子女减轻负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美国和欧洲正值生育年龄的妇女大都在家当家庭主妇，照顾自己的孩子。然而，近几十年，年轻妇女基于个人兴趣或经济因素纷纷投入职场，外出工作，孩子的照顾就成了很多年轻父母头痛的问题。虽然他们可以请保姆或是把孩子送到托儿所，但照顾幼儿的细致程度依然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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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祖父母就可以帮上很大的忙。他们有高度的责任心照顾自己的孙子孙女，自己也有养儿育女的经验，而且能够一对一专心地照顾孙子孙女，不会突然说要跳槽，愿意无酬帮忙，也不会抱怨薪水太低或没有奖金。我的朋友圈中很多已经当上祖父母，而且来自各个专业领域，如医生、律师、教授、企业家和工程师。他们经常照顾自己的孙子孙女，也很喜欢做这样的事，让他们的子女、女婿或儿媳可以外出工作而无后顾之忧。我的这些朋友正像昆族的老人，留在营地帮忙照顾小孩，让他们的子女外出狩猎或是捡拾果仁。这样的安排使祖父母、父母和孩子三方都能获益。但是现在夫妇常到了三十几岁或40岁出头才生孩子，祖父母也许已经将近80岁或更大，就很难有体力照顾幼儿一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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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建议则是关于科技与社会的快速转变。在这种趋势下，虽然老人的技能早就过时，但他们依然可以提供宝贵的经验给下一代。毕竟，今天的年轻人因应问题和变化的经验还是不足。我们的老人就像我在伦内尔岛遇见的那位80岁的老婆婆。她是恐怖龙卷风的幸存者，知道在灾后可以采集哪些果实果腹，以免饿死。同理，老人的记忆也有可取之处。我将举两个例子说明这一点。第一个例子是关于我的大学导师。他生于1902年，他在1956年告诉我，他亲身体验马车被汽车取代的感受。他说，他们当时都为这样的运输革命欢欣鼓舞，街道不再马粪遍地，变得更干净，同时也少了马蹄声，变得更安静。今天我们却常常把汽车和污染、噪声联想在一起，可见科技变革也会带来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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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例子则是我和我儿子乔舒亚在饭店的经历。有一天我和乔舒亚在饭店吃晚餐，结识了一个86岁的老先生。他为我和我那22岁的儿子描述1943年11月20日，他和战友在西南太平洋的塔拉瓦环礁涉水登陆海滩与日军决战的情景。这场战斗非常惨烈，不到三天，在不足半平方英里的战场上，总计有1115名美军壮烈牺牲，日军总数有4601人，除了19人，其他都战死了。我第一次听闻战场归来的老兵讲述自己的故事，我希望乔舒亚永远不必经历这种恐怖。如果他那一代的年轻人能从老人口中听到世界大战的情景，应该能从中得到宝贵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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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建议则是了解老人的长处和短处，并善加利用他们的才能。随着年纪渐增，人不免会丧失一些能力，如抱负、竞争力、体力、耐力、专注力和思考能力。因此，像破解DNA结构这类问题最好留给40岁以下的年轻学者。反之，随着年龄增长，一个人的经验、对人的了解以及人际关系、整合跨领域问题的能力则会增强，也更能放下自我去帮助别人。所以，物种起源、生物地理的分布、比较历史等研究工作最好交给40岁以上的学者。这种转变使得年纪大的人选择监督、管理、顾问、教学、拟定策略和统筹方面的工作。例如，我有一些农民朋友到了八十几岁已很少骑马或开曳引机，而是花更多的时间思考农场的经营策略；我的律师朋友上了年纪后也较少上法庭打官司，而更多地指导年轻律师；一些医生朋友也是，他们因为年纪大了，很少做耗时、复杂的手术，工作目标变成训练年轻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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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该利用老人的长处，看他们喜欢做什么事，而非强迫他们像年轻人一样每周工作60个小时，或是到了某个年龄就强制他们退休。反过来说，老人也应该好好思索自身的转变，想办法发挥自己的能力。有两位作曲家就值得我们学习（见图40、图41）。这两位在年纪大的时候都很诚实地说出自己能做什么，以及不能做什么。为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的歌剧写脚本的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曾描述他和施特劳斯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那时施特劳斯已经67岁。“在我们见面的第一个小时，施特劳斯就坦白告诉我，作曲家到了70岁，便不再拥有神妙的灵感。因此，他已经写不出《蒂尔的恶作剧》（Till Eulenspiegel）和《死与净化》（Tod und Verklärung）那样的交响诗（施特劳斯二三十岁的杰作）。他已经没有鲜活的创造力。”但施特劳斯解释说，有些情景和文字还是会触动他的心弦，让他想用音乐表达出来，音乐主题甚至已在他心中萦绕。为女高音和管弦乐写的《最后四首歌》（Four Last Songs）就是他在84岁完成的作品。这是施特劳斯最后的作品，也是经典之作。他以乐曲营造出秋日萧瑟的气氛，让人感觉死亡的脚步近了，管弦乐褪尽铅华，摒除世俗与官能的况味，呈现真挚的情感，并加上他在58年前写的一些乐曲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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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作曲家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e Verdi）54岁写出《 唐·卡洛》（Don Carlos）、58岁创作《阿依达》（Aida）之后即打算结束自己的创作生涯。然而他的出版商还是说服了他继续写，在74岁创作《奥泰罗》（Otello）、80岁完成《福斯塔夫》（Falstaff）。这两部晚年作品也是他最伟大的作品，风格简约、微妙，与早年的作品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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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如何为老年人开创更美好的生活一直是我们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过去很多人类社群善待老年人，让他们发挥长处，都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当然也能找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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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之前的世界：我们能从传统社会学到什么？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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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新几内亚高地巴里姆山谷的达尼族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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