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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事情更加令我恐慌。我穿着笨重的登山靴、长袖衬衫和短裤。我们的船已经翻了，船底朝天，离我有几米远。我觉得登山靴很重，一直把我往下拉。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我要怎么做才不会沉下去？”我发现旁边有一个人紧抓着一个黄色救生圈。我也想抓那个救生圈，但另一个人把我推开。此时，浪头不小，我又吞进了一些海水。虽然我会游泳，但只能在游泳池游一小段。我想，我没办法在海里游很久或一直漂浮在海上。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攀附，我不禁被恐惧吞噬。虽然行李箱和汽油桶也在附近的海面上漂浮，但无法支撑我的重量，我们的船几乎整个没入海中，只剩船底浮在水面，说不定不久就会整个沉下去。我们离出发的那个小岛有好几公里远，另一个岛也一样遥远，放眼望去，看不到第二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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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利克游到我身边，抓着我的领子，把我拉到船边。接下来的半小时，他就站在翻过来的引擎上，靠着船尾，我在船尾左侧，马利克抓着我的脖子，免得我漂走。我伸出双臂，抱着平滑的船尾底部。偶尔，我伸出右手去抓引擎，然而如此一来，我的头就会很低，水不时会泼到我脸上。因此，我只能想办法把脚伸到船尾左侧的船舷上，才能让身体固定。由于船翻了，我的脚在船舷上，而船舷已泡在水中，我只有头可以露出水面。每次浪一打来，船上的木头或船舷脱落的部分就摩擦我的膝盖，让我疼痛不已。我问马利克，我能否用一只手解开鞋带，以摆脱登山鞋的束缚，不然我觉得要被这双笨重的鞋子拉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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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时看着迎面击来的海浪，努力撑住。有时，我的一只脚会从船舷上掉下来，使我一直旋转。还有几次，我两脚都掉下来了，眼看着就要漂走，于是努力游回来，或者马利克把我拉回来，让我再度用脚钩住船舷。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如何才能活下去。我知道，我一刻也不能松懈，不然就会葬身海底。每一次海浪扑向我，仿佛要把我带走，但我不敢有丝毫放松。每次漂走，我总是惊恐不已，拼命地游向木船。我还常常被水呛到，差点儿不能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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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利克站的位置似乎比较稳固，于是我渐渐从船的一侧移到船尾，试着用一只脚站在没入水中的引擎上，紧靠着马利克，面向船首。接着，我发现我可以用右手抓住与船身相连的木条，也许那是船舷的碎片，如此一来，我终于可以稳稳地抓着，头也能离水面比较远。可这样脚会很酸、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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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似乎还在原地，没离那两个看得到的小岛近一点儿。如果船沉了，我实在无法在海面上漂浮。我问马利克，船还能浮着，是不是因为船身底下有空气，如果空气流失，船就会下沉。马利克说，木船本身就可以漂浮，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抓紧，小心下一波浪涛的来袭，好好观察，以及等待（但我不知等待什么）。我问马利克，他还好吗？也许，我只是想从他的答案中得到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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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从木船下方漂了出来，有些因为有绳索绑着，一直在船首附近，包括我的三个行李箱。没绑好的行李就漂走了，包括我的红色帆布背包、绿色粗呢行李袋和马利克的行李。此时，我心中闪过一个念头：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活命，相比之下行李一点儿也不重要。但是我还是不由得开始盘算要如何解决旅途上的问题：如果我的护照丢了，可以重新申请，但是最近的美国大使馆在印度尼西亚首都，离这里有2500多公里。如果我所有的钱和旅行支票都泡烂了，的确会很麻烦。我不确定我是否已把支票号码抄下来放在行李里面。如果我们获救，我得去借一笔钱，才能飞到印度尼西亚首都办新的护照，但是我要去哪里借钱？我最重要的东西（护照、钱、支票和鸟类观察笔记）都在那个黄色小背包里。我本来一直把那个背包抱在怀里，现在那背包已不知去向。如果背包找不回来，也许我可以靠着记忆重建那些鸟类数据。然后，我又觉得荒谬，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命，想那么多又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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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悲惨时刻，海景却美得震慑人心。我们头顶上是无云蔚蓝的天空，可爱的热带岛屿在远方，鸟儿在海面上飞翔。在我努力求生之际，我仍不免被鸟类吸引，试着指认：噢，那是小凤头燕鸥，还是凤头燕鸥，也许是更小的一种燕鸥或绿蓑鹭。然而，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不知道自己能否活下去。我在想，万一我死了，我的母亲和未婚妻会多伤心。我想象母亲接到这样的电报：“很遗憾通知您这个消息：您的儿子贾雷德昨日在太平洋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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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曾对自己说，如果我这次大难不死，我就不再为琐碎的事心烦，我也将用不同的心态来面对人生。我本来对生养孩子一事犹豫不决，现在决意要养育下一代。如果这次能活下来，以后我是否还会回到新几内亚？新几内亚的生活危机四伏，不但常发生船难、坠机，如果在偏远的山林受伤或生病，很可能终身残疾。为了研究鸟类，冒这么多危险，到底值不值得？我想，如果我侥幸活下来，或许永远不会再回到新几内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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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着思索，要怎么做才能活下来？我想起我的行李箱里面有两张折叠式塑料充气床垫和两个充气枕头，如果充满了气，应该可以充当救生工具。我请马利克去跟船首的人说。我从口袋掏出行李箱的钥匙，交给马利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人去帮我开行李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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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的人，除了我和马利克，其他4名乘客和3名船夫现在都在船首，有的紧抱船壳，有的坐在上面。来自塞兰岛的那名乘客潜到船壳下方，寻找有用的东西，结果找到了3个救生圈，于是把这些救生圈交给船首的那些人。没有人帮我和马利克。来自安汶岛的那个人在哭，不断地说：“我不会游泳，我们就快死了！”爪哇人念念有词地在祷告。中国渔民说，太阳下山之后，如果下起雨来或是波浪汹涌，漂浮在海上的我们恐怕凶多吉少。他又说：“老天爷，救救我们吧！”马利克说，如果我们不能在一个小时之内或是太阳下山前获救，那就没希望了，因为我们将随着洋流漂到离陆地更远的地方，我们无法在海上漂浮一整晚。我还没想到太阳下山之后的危险。我只知道我们白天已在海上漂流了一个小时，全身湿透，冷得发抖，拼命抱着船壳，已快精疲力竭。如果要在黑夜的海上漂流12个小时，不知会是什么样的酷刑？但那3名船夫和塞兰人似乎一点儿也不紧张，有一个在唱歌，其他人偶尔跳到海中，在船身附近游泳。塞兰人坐在船壳上，吃榴梿。那几名乘客带了好几个榴梿上船，硕大的果实在船身附近漂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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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留意附近有没有船只经过。除了几艘航向新几内亚本岛的船，看不到其他船。5点半，离日落还有一个小时，我们看到3艘小船从本岛驶来。虽然那几艘船有可能经过我们，但现在还距离很远。我们船上的一名乘客把衬衫绑在木棍上，站在船壳上不断挥舞，希望能引起那几艘小船的注意。塞兰人要我脱下身上的蓝衬衫。马利克也把我的衬衫绑在棍子上站起来挥舞。我们每一个人都大叫：“Tolong!（救命）”然而，那几艘船离我们很远，恐怕听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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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站在船尾翻过来的引擎上，至少脚有个稳固的地方可以站立，马利克则和其他7个人站在平滑的船壳前方，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抓握。但我知道，我不可能一整晚都站在引擎上，我的脚已快撑不住了。我对着马利克叫喊，问他我是否可以和他们一起坐在船壳上。他说：“可以。”但我要从船尾走到前方，就得走过圆弧状湿滑的船壳。我从引擎下来，站在船壳上，然后往前走。我一下子就掉到海里，只能赶紧游回来，从船首爬上去，在中国渔民的后面找了个地方跨坐在上面。由于我的手没有可以紧抓的地方，脚也没有可以站立的地方，船壳摇晃，我就得调整身体的位置。我被甩到海里好几次，然后再游回来。海水虽然温暖，但我从海里爬上来，坐在船壳上，由于全身湿透，风一吹就冷得直打哆嗦。没想到我在热带低地还会遭逢失温。要是我全身干燥，说不定还会觉得热，但我全身湿透，所以很怕冷。坐在船壳上，头不会被水泼到，脚也不会酸，的确比较舒服。我想，这样应该能多撑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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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夕阳即将西沉，有两名船夫说他们要去求救，于是拿了两个救生圈，游向我们出发的小岛。此时，我们还不知道远方那三艘小船会不会靠近我们，能否看到我们或听到我们的呼救声。坐在船壳上的人都指着太阳，担心不久天就要黑了。在这漆黑的海面上，谁看得到我们？接着，我们又看到一艘汽艇，但离我们还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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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有艘小船的帆影越来越大，似乎向着我们驶来。那艘船上的人应该看到我们了。那船在离我们300米左右的地方停住，把帆降下来。船上只有一个人，他用桨划向我们。那船真的很小，船长只有3米左右，船身吃水很深，出水高度只有15厘米。小船一靠近我们，不会游泳的安汶人和爪哇人立刻跳上去。看来，这艘船不能再多载一个人，船夫就开走了。不久，第二艘小船也接近我们，一样在离我们300米的地方把帆降下。这艘船要比前一艘大，船上有两个人，用桨划向我们。这时我们终于有机会可以讨论。一开始，船上的那两个人说，由于船吃水已经很深，他们只能载两三个人，但他们最后还是答应载4个人，留下一个人。我们一致同意让我们船上的最后一名船夫留下来，船上还有一个救生圈也留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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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踏上第二艘小船时，马利克问我，我的护照在哪里。我说，我放在黄色小背包中，也许还在船壳下方。于是会潜水的那个塞兰人潜到船壳底下，帮我把黄色背包找出来交给我。我们坐上第二艘船，渐渐驶离那艘翻覆的船。这艘船坐了6个人：两名船夫坐在前面，后面依序是中国渔民、我、马利克和塞兰人。我一直看手表。我很惊讶，这表在海水中浸了那么久还能走。这时是6点15分，再过15分钟，太阳就下山了。我们被困在那艘翻覆的船上长达两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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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天就黑了。船夫把我们载到最近的一个岛上。当初，我们就是从那个岛出发的。由于船身吃水太深，水一直泼进来，我后面的一个人不停地帮忙舀水。我虽然担心这艘小船也会翻覆，但现在看来还算安全。我就像无动于衷的旁观者，没有如释重负之感，也没因获救而激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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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船前进时，我们听到左边的海面上传来叫声。我猜，可能是先前带着救生圈去求救的那两名船夫。我们船上一个懂印度尼西亚语的人说，那叫声来自第一艘小船上的三个人（船夫、安汶人和爪哇人）。他们的船因进水太多，就要沉了。然而，我们的船一样吃水太深，不能再多救一个人。我们船上有人对着那三个人大叫，但我们的船夫还是不停地往前划，把那艘船上的三个人交给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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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们才回到那个岛屿，也许一个小时。岸边风浪不小，沙滩上有个火堆。我们不明白为何有人会在那里生火。我听到我们船上那个中国渔民和船夫用印度尼西亚语在交谈，一直提到“empat pulu ribu”（4万）。那个中国渔民从他带的一个小袋子里掏出钱来交给船夫。我猜，那名船夫累了，想把我们放在沙滩上的火堆旁，就要走人。但中国渔民给了他4万印度尼西亚卢比，要他把我们载到码头。后来，马利克跟我解释，那名船夫说：“你们有4个人，你不给我4万卢比（约20美元），我就把你们送回那艘翻覆的船，把你们丢在那里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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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们听到一艘汽艇从漆黑的海面上驶来，慢慢接近我们。我们的船停泊在靠近火堆的浅水处。接着，我跟着马利克、中国渔民和塞兰人下船，爬上汽艇。原来那艘汽艇是那个中国渔民家族的船，出海捕鱼时遇见那两个带着救生圈游泳求救的船夫。他们救了两个人，在海面上搜救时，找到了我们那艘已经翻覆的船，还把看得到的行李都打捞起来（我的行李都在，但马利克的已经不见了）。我们就坐着那艘汽艇慢慢驶向新几内亚本岛。我们告诉开船的人，我们听到坐第一艘小船的三个人在海中呼救。然而，当我们到达他们呼救的那个地方时，汽艇继续往前开，并没有在那一带巡回搜救。马利克后来跟我说，开汽艇的人认为那三个人或许已经上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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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半小时后，汽艇终于抵达本岛。我上身赤裸，抖个不停。我们上岸的时间约是晚上10点，有一群人在码头等我们。想必，船难的消息早已传开。我注意到那群人中有个身材矮小的老婆婆，从外貌看来像是爪哇人。除了电影中的演员，我这一生从未看过有人表情如此激动。她似乎陷入悲伤与恐惧，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不久，她从人群中走向我们，问我们一些问题。原来她儿子就是坐第一艘小船的那个爪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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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在一间小客栈休息，把行李中的东西拿出来风干。我的望远镜、录音机、测高计、睡袋都毁了，只有衣服洗干净、晾干后还可以穿。马利克则一无所有。尽管我们因船夫驾驶不当而发生船难，差点儿送命，但在当地，我们根本拿他们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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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6点左右，我爬上附近一间房子的屋顶，看多久后太阳会下山。在接近赤道之地，由于太阳笔直下沉，黄昏的余光消失得比较快。6点15分，也就是我们前一晚获救的时间，太阳即将掉到地平线下。6点30分，天色已经很暗，到了6点40分，已是一片漆黑，如果这个时间我们还在海面上，其他经过的船只也看不到我们。我们能及时获救真是福大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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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之后，我从屋顶下来，内心充满愤慨和疑问。我失去了宝贵的装备，甚至差点儿送命。我的未婚妻、父母、妹妹和朋友差点儿就失去了我。我的膝盖因为擦撞到船舷而受伤、结痂。这一切都是那三名鲁莽的年轻船夫害的。在浪头很高、海水容易泼进船内的情况下，他们仍不肯放慢一点儿或停下来。我们一再地要求他们，但他们根本不当回事儿。其中有两名船夫带着救生圈就游走了，不曾道歉，对他们造成的痛苦和损失没有一点儿悔意。这些浑蛋！我们差点儿就死在他们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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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想法一直在我脑中翻滚。我从屋顶下去后，在一楼遇见一个人。我们聊起来，我于是告诉他，我为何要去屋顶，以及前一天发生的事。没想到，他前一天也从那个岛要坐船来本岛。他看过我们坐的那艘船。那三名年轻船夫把船开到岸边，准备搭载客人。他发现船的引擎很大，也注意到那三名年轻船夫的轻率自大。由于他有不少搭船的经验，他认为搭那艘船太危险，宁愿等下一艘驶向本岛的大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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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话让我心头为之一震，原来我并不是非搭那艘船不可！没有人强迫我搭那艘船。我会碰上这样的事，我自己也有责任。我本可以避免这次灾祸。与其责怪船夫愚蠢，不如说我自己愚蠢。那男人正是因为神经质，意识到可能会发生危险，所以宁可等下一艘大船，也就躲开大祸。从今以后，我也宁可做一个神经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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