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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语者听到一个字词,只需与仅有的字词库比较,找出那个字词。但双语者首先必须把脑中的两个字词库分开,听到一个字词的时候必须立刻判定出自哪个字词库,然后依据该字词库的规则来解读那个字词的意思。例如,会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人都知道“burro”这个单词,但它在西班牙语中意思是“驴子”,在意大利语中则为“奶油”。每个双语者在说话的时候,都必须依据对话当时使用的语言来决定使用哪一种语言的词汇。说多种语言的人就像北欧商店的店员,每几分钟就得依据不同语言转换语言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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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多语者的脑部执行控制,我就想到自己的经历。我于1979年到印度尼西亚进行调查研究时开始学印度尼西亚语。在此之前,我已在德国、秘鲁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各待过一段时间,因此会讲德语、西班牙语、巴布亚皮钦语,当然还有我的母语英语。这些语言我都分得一清二楚,绝不会混淆。我也学了俄语。由于我不曾在俄罗斯待过,因此没有长时间说俄语的经验。我和我的印度尼西亚朋友开始交谈后不久,我就发现我要用印度尼西亚语说某一个字,不知怎么却用俄语说了。印度尼西亚语和俄语完全不同,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或巴布亚皮钦语时则分得一清二楚,完全没有这样的问题。我在印度尼西亚待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可以把俄语控制好,不会在说印度尼西亚语的时候跑出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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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双语或多语人士经常不知不觉地运用执行控制能力。他们在说话、思考或听别人说话时,都必须锻炼自己的执行控制能力。我们都知道熟能生巧的道理,不管是运动、艺术演出或做某件事的能力都是如此。问题是,双语者增进的是哪些技能?双语者是否只是语言转换的技能比较强?双语使用是否真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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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研究人员设计了一套测验,以比较双语者与单语者的问题解决能力。他们研究的对象从3岁大的儿童到80岁的老人都有。结论是,在所有人当中,双语者只有在解决某一类问题时表现得比较好。例如,研究人员给儿童看一系列的图片,上面是一只小白兔或一艘船,颜色不是红的就是蓝的,有时图片上还有一颗金星,有时则无。研究人员指示:如果看到金星,儿童就必须记得按照颜色来分类,如果没有金星,那就照图案来分类。如果规则不变,单语者和双语者的表现都一样好,然而若是规则变化,单语者的表现则不如双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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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项研究中,儿童坐在计算机屏幕前,如屏幕左边突然出现红色方块,则按键盘左边那个红键,要是屏幕右边突然出现蓝色方块,则按键盘右边的蓝键(即红色都是在左边,蓝色都是在右边)。在此规则之下,双语和单语儿童的表现都一样好。但是如果蓝色方块换成在屏幕左边出现,规则发生变化后,双语儿童的表现则比单语儿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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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一开始认为,双语者在这类涉及规则变化与信息混淆的测验表现的优势只能运用在语言方面。然而后来发现,这样的优势也能运用在非语言方面,如空间、颜色和数量(如上述的两个例子)。但这并不能证明双语者不管做什么都胜过单语者。其实,只要规则不变或没有会产生混淆的线索,两者的表现一样好。只是人生规则变化无常,而且时常出现误导信息。如果双语者在上述测验中的优良表现也可运用于复杂且充满变化的真实生活,对双语者来说将是很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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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也有研究人员以婴儿为对象进行有趣的比较试验。你或许会觉得测试婴儿的“双语能力”是无稽之谈,因为婴儿还不会说话,如何说他们是双语或单语婴儿。再说,婴儿也无法依照研究人员的指示进行卡片分类或按键盘。其实,婴儿早在会开口说话之前,已有分辨不同语音的能力,例如他们可以分辨一种语言当中的元音和辅音,不管那种语言是不是他们的母语。但从出生到1岁的阶段,他们沉浸在母语的环境中,渐渐失去分辨非母语语音的能力,对母语的辨识则更加敏锐。例如英语字音中的两个流音l和r是不同的,日语则没有这种分别。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人说英语发音常会出现问题,像lots of luck听起来像是rots of ruck。反之,日语的元音有长短音之分,英语则无。然而,日本婴儿还是能区分l和r,而英语国家的婴儿也能分辨长元音和短元音,但1岁之后,这样的分辨就没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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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还是有人对所谓的双语婴儿进行研究,也就是父母的母语不同,但自婴儿出生那天开始,父母就决定用自己的母语跟孩子说话,让婴儿在双语的环境中成长,而非只听到一种语言。即使双语婴儿还不会说话,其执行功能是否比单语婴儿优越,更能因应规则变化和信息混淆?如果婴儿还不会说话,我们又要如何评估他们的脑部执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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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阿格奈什·科瓦奇(Ágnes Kovács)和雅克·梅勒(Jacques Mehler)曾在意大利的地里雅斯特针对7个月大的单语婴儿和双语婴儿进行一项创新的比较研究。双语婴儿接触到的语言除了意大利语,还有斯洛文尼亚语、西班牙语、英语、阿拉伯语、丹麦语、法语或俄语(即他们听到的一种语言来自母亲,另一种来自父亲)。这些婴儿接受训练和制约后,如果做对了,计算机屏幕的左边就会冒出一个可爱的布偶作为奖励。婴儿转头看那布偶,总是露出高兴的样子。研究人员会对那些婴儿说一个没有意义、含三个音节的字,结构如AAB、ABA或ABB( 例如lo-lo-vu、lo-vu-lo、lo-vu-vu),但其中一组出现的时候(如lo-lo-vu),布偶才会出现在屏幕上。经过6次试验之后,不管单语婴儿或双语婴儿,听到“lo-lo-vu”都会转向屏幕左边,期待布偶的出现。接下来,实验者改变规则,使布偶从屏幕右边冒出来,也把会使布偶冒出的那个字改成“lo-vu-lo”。双语婴儿在6次试验之内就知道规则改变,做出正确反应,但单语婴儿即使做了10次,还是按照以前的规则反应,在听到“lo-lo-vu”的时候看计算机屏幕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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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习与阿尔茨海默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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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从上面的研究结果推测,双语者不只是会区分“lo-lo-vu”和“lo-vu- lo”,在今日这个规则万变的混乱世界应比单语者更具某些优势。然而,在各位读者决定用不同语言对幼小的孩子或孙子说话之前,也许该去寻找进一步的证据,证明双语的确有其益处。但科学家的确已证实双语的学习与使用对推迟阿尔茨海默症等老年痴呆症有帮助。由于每个人都会变老,各位大概会对这样的发现更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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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茨海默症是最常见的一种老年痴呆症,75岁以上的老人约有5% 罹患此症,85岁以上者更多达17%。阿尔茨海默症最初的症状是健忘和短期记忆力减退。此疾病是不可逆的,而且没有药物可以治愈。从确诊之日算起,患者还有5~10年的寿命。阿尔茨海默症与脑部的损伤有关,死后尸体解剖或在生前接受脑部造影扫描就可发现脑部萎缩以及某种蛋白质的沉积。药物治疗或疫苗注射都无法治疗这种疾病。科学家发现,积极用脑且注重身体锻炼的人得此症的概率较低。这样的人可能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工作难度大、有着活跃的社交生活、注重休闲,而且常做运动。人在开始衰老时,脑中有一种名为乙型淀粉样蛋白的蛋白质斑块会在神经细胞的外部堆积。这段潜伏期很长,从开始堆积到出现症状可能长达20年。我们不禁好奇:如果保持心智和身体的灵活度是否有助于保护脑部,相对不会那么快出现阿尔茨海默症?常动脑是不是能避免蛋白质斑块的累积,或者这样的人具有预防阿尔茨海默症的基因优势?由于身体和心灵的锻炼或许可避免患上像阿尔茨海默症一样的退化性疾病,所以有人常鼓励老年人多打桥牌、玩数独或具挑战性的在线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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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科学家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家诊所以400个病人为研究对象。病人大都已七十几岁,经医生诊断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等痴呆症。研究发现,双语病人发病的年龄比单语病人晚四五年。由于加拿大人平均寿命为79岁,在七十几岁时晚四五年发病等于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的概率得以减少47%。双语与单语两组病人职业地位相当,但双语病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略低。另一个令人好奇的发现是,脑部造影显示尽管双语病人与单语病人脑部萎缩的程度相同,但双语病人认知能力的受损程度要比单语病人低。显然,双语可为脑部萎缩者带来一些保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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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可能在遗传(基因)因素的影响下接受更好的教育,社交生活也比较活跃,所以不会那么早出现阿尔茨海默症。但一个人使用双语与基因无关,可能是在幼年阶段或是在阿尔茨海默症病灶发展之前的几十年决定的,通常是因为在双语社会中成长,或者父母是来自异国的移民,因此说不同的语言。由于双语者不太会出现阿尔茨海默症,可见双语的学习与使用有助于预防阿尔茨海默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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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者究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简而言之,就是“用进废退”。大多数身体系统如果多使用,功能就会变得更好,不用的话,功能便会退化。这就是为什么运动员和艺术家必须不断地练习。因此,科学家和医生一直鼓励阿尔茨海默症病人多动脑,如打桥牌、玩数独或在线游戏。但是一个人就算对桥牌和数独再入迷,也无法一天到晚做这样的事。双语者则不同,他们在清醒的时时刻刻都必须进行语言的练习与转换。例如,说话、思考或解读听到的话语时,他们的大脑必须决定要使用语言A还是语言B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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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还有一些问题目前还没有答案。如果多学一种语言可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多学两种是否可得到更多的保护?如果是的话,脑部可得到的保护和语言的数目呈现什么样的关系?例如,如果双语的使用可使阿尔茨海默症发病时间晚4年,会说5种语言的人,如新几内亚人、澳大利亚原住民、沃佩斯河的印第安人或是北欧商店的店员,如果母语不算,那就还会4种语言,如此一来是不是可使阿尔茨海默症发病时间晚16年,是不是甚至可能晚50年(因为除母语之外多会4种语言难度很大,必须投入的时间不只是4倍)?如果我们不是双语婴儿这样的幸运儿,你直到14岁上了中学才学习第二种语言,你能得到的好处是否和从一出生就接触双语的人一样?想必读者和我一样对答案很感兴趣,相信语言学家也是,为人父母者也很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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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中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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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7000种语言形形色色,就像万花筒的图案多得令人眼花缭乱。例如,有一天,我在太平洋的布干维尔岛进行鸟类研究。我深入丛林,来到罗托卡特村附近。村民当我的向导,用罗托卡特语告诉我当地鸟类的名字。我们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下脚步,说道:“寇皮皮(Kópipi!)”我从来没听过那么动听的鸟鸣声,那鸟的声音清脆明亮,以两个音或三个音为一句,音调渐渐升高,听起来就像舒伯特的乐曲那样抒情、悦耳。寇皮皮的特征是长脚、短翼,在此之前西方鸟类学家还不认识这种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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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边走边聊,我渐渐了解布干维尔岛山上的“寇皮皮之歌”和当地人说的罗托卡特语。我的向导告诉我每种鸟的名字,除了寇皮皮,还有库鲁皮(kurupi)、佛库皮(vokupi)、寇皮考(kopikau)、寇洛洛(kororo)、凯拉佛(keravo)、库鲁埃(kurue)、维夸伊(vikuroi)……我发现只有4个辅音出现在这些鸟名之中,也就是k、p、r和v。后来,我才知道罗托卡特语只有6个辅音,是世界上辅音最少的语言,相比之下,英语有24个辅音,土耳其有一种已经失传的语言尤比克语则约有80个辅音。尽管罗托卡特语只有几个基本音,还是在新几内亚东边、太平洋西南一个小岛上的热带高山雨林创造出丰富的词汇,沟通起来清晰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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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像音乐般动听的语言已渐渐在布干维尔岛和这个世界消失。布干维尔岛只有康涅狄格州的3/4大,岛上原来有18种语言,罗托卡特语只是其中之一。根据最近一次的估计,说罗托卡特语的只有4320人,而且人数渐减。等到这种语言消失,一个长达3万年的人类沟通与文化发展实验就此结束。这不只是罗托卡特语的悲剧,也是大多数语言的宿命。现在语言学家才开始认真估计世界语言消失的速度,并辩论该怎么做才好。照现今语言消失的速度继续下去,到了2100年,今天全世界大多数的语言不是已经消失,就是成了濒绝的语言,只有还在世的老人会说,没有任何小孩从父母那里学习这样的语言,等到那些老人过世,就没有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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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语言的灭绝并不是近70年才出现的现象。我们不但可从古代史料得知,也可从语言与人口的分布推论,语言在好几千年之前已开始消失。我们也可从罗马时代作者留下的作品、古代碑文和罗马帝国铸造的钱币知道,拉丁文逐渐取代以前在法国和西班牙说的凯尔特语,也取代了意大利境内的伊特拉斯坎语、翁布里亚语、奥斯坎语、法利希语等。我们也可从保留到现今的古代文本得知几千年前在新月沃土使用的语言有苏美尔语、胡利安语和赫梯语等,但这些语言现在已经消失。9000年前,印欧语族开始往西欧扩展,除了比利牛斯山区的巴斯克语,欧洲其他原始语言都消失了。以此类推,非洲俾格米族、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狩猎——采集族群、远古日本人说的语言,已分别被班图语、南岛语言和现代日语取代。必然还有更多的语言悄悄地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没留下一丝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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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已有许多过去语言灭绝的证据,现代语言的灭绝有一点和过去大不相同,也就是消失的速度。近1万年来,很多语言消失了,至今只剩7000种,但再过100年,我们将只剩几百种语言。现在语言种类会急剧减少主要是受到全球化和国家政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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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阿拉斯加的20种因纽特和印第安原住民的语言为例。本来在阿拉斯加南岸还有几百个印第安人说埃雅克语,到了1982年只剩两个人会说,也就是玛丽·史密斯·琼斯(Marie Smith Jones)和她的姐姐索菲·博罗德金(Sophie Borodkin)(见图47),她们的孩子只会说英语。1992年,80岁的布博罗德过世,2008年,93岁高龄的琼斯也走了,从此埃雅克语就成为绝响。阿拉斯加的原住民语言还有17种濒绝,没有任何孩子会说。虽然老人仍会说那些语言,但是最后恐怕还是和埃雅克语一样,老人过世,语言也就跟着失传。那些语言现在只有几百个人会说。目前阿拉斯加原住民语言只有两种还在流传,一种是西伯利亚尤皮克语,约有1000人会说,另一种则是中尤皮克语,总计还有1万人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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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翻看语言学论文,查看语言现在的使用情况,会发现这样的语句重复出现:“最后一个会说尤比克语的人,哈西·欧斯曼(Haci Osman)的陶菲克·埃森(Tevfik Esen)1992年10月死于伊斯坦布尔。100年前,在黑海东部的高加索山谷仍有5万人会说尤比克语。”“加州南部印第安人的库培诺语(Cupeño)…… 只有9个人会说( 当地社群人口数为150人)…… 全部超过50岁……这种语言即将消失。”“以前在智利和阿根廷南部流传的雅曼纳语(Yamana)……至今只有3个女人会说(皆在智利)。她们嫁给西班牙人,孩子都说西班牙语……这种语言目前在阿根廷已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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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语言濒绝的程度不一,处境最危险的是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语言,那里本来有250种语言,每种的使用者数量都不到5000。今天,那些语言半数已经消失,大多数还存留的语言只剩100个使用者,还能传到下一代的语言则还不到20种。到了21世纪末,顶多只剩几种。美洲原住民的语言几乎一样危险。北美洲印第安原住民本来有几百种语言,1/3已经消失,还有1/3则只剩几个老人会说,只有两种语言(纳瓦霍语和尤皮克语)仍可在地方电台听到。这显然是今日大众传播媒体的一大问题。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印第安原住民本来有1000种左右的语言,瓜拉尼语是唯一仍有未来的,因为这种语言和西班牙语同是巴拉圭的官方语言。至于非洲的数百种原住民语言,由于每种各还有几万到几百万使用者,当地的小型定居农民社群仍致力于语言的传袭,因此目前还不到濒绝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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