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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帮美国原住民找回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根源,要比社会福利救济更有效率,也能减轻国家的经济负担。这才是长期的解决之道,社会福利救济只是救急。同样,使各个语言社群以自己的语言为傲,相互容忍、合作,就可媲美瑞士、坦桑尼亚等国,不会为内战所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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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语言认同不只是少数族裔命脉所系,对整个国家也很重要。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早期,纳粹军队势如破竹,希特勒已攻占奥地利、捷克、波兰、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意大利、日本和苏联已和希特勒结盟或签订协议,美国决定中立,法国已快抵挡不了德军。这时,英国的处境可说非常危险。英国政府有人提议,英国也该赶快和希特勒达成协议,不要做无谓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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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紧要关头,丘吉尔于1940年5月13日和6月4日赴国会说明。他字字铿锵、撼动人心,可说是20世纪最精彩也最令人难忘的英语演说。他说: “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可以奉献给大家……若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我们将尽全力,尽上帝赋予我们的全部力量去作战,不论是在陆上、海上或空中作战。我们将对人类史上最黑暗、可悲的罪恶宣战……我们绝不竖起白旗,志在必得,我们将战到最后一刻。我们将在法国作战、在海上和大洋中作战。我们在空中作战将越战越勇,越战信心越强,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保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地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绝不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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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已知,英国的确从未投降,也没与希特勒达成协议,而是继续奋战,1年后才与苏联和美国结盟,5年后击败希特勒。但这样的结果并非命定。假设当时欧洲比较少的人说的语言会被大多数人说的语言取代,那么到了1940年,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应该都使用了西欧最多人说的语言,也就是德语。果真如此,丘吉尔在1940年6月在国会的演说是用德语,而非英语,结果又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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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的演说并非无法翻译,翻译成德语一样铿锵有力(Anbieten kann ich nur Blut, Müh, Schweiss, und Träne…)。我要强调的重点是,英语代表英国所要努力捍卫的一切。说英语意味着这个岛国承袭1000年来的文化、历史、民主和岛屿认同。乔叟、莎士比亚、丁尼生等英国文学瑰宝都是他们的财产。说英语意味着他们与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有不同的政治理想。在1940年6月,说英语代表他们还有值得全力奋战的目标,也愿意为这样的目标牺牲。我怀疑如果在那个节骨眼,英国人已改说德语,会不会努力抵御希特勒。语言认同绝不是鸡毛蒜皮的事。丹麦人为他们的语言感到骄傲,说丹麦语让他们心生喜悦,语言也是一些少数移民族裔奋斗的动机,英国更因语言而打败希特勒,避免被奴役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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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如何保护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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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终于能达成共识,了解语言多样性有益无害,如何阻止语言多样性消失的趋势?或者语言不断消失背后似乎有很大的推力,所有的弱势语言将全数灭亡,只剩最多人说的几种,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根本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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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的,我们还有努力的余地。首先,语言学家可以比现在做得更积极。大多数语言学家并未把研究消失中的语言视为最重要的任务。直到最近,语言学家才开始注意语言不断消失的问题。说来讽刺,语言是他们研究的目标,没有语言,他们还能研究什么,怎能对语言的消失无动于衷?政府和社会也该支持更多的语言学家抢救濒绝语言。语言学家应该赶快把即将消失的语言录音下来,尽管会说那种语言的最后一个耆老已逝,后代子孙仍可从录音了解、学习祖先留下来的语言。如英国的康沃尔语和阿拉斯加的埃雅克语。希伯来语在现代的复兴就是语言复活的最佳例证,目前以希伯来语为日常用语的人已多达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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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政府该以政策和经费来支持弱势语言,如荷兰政府对弗里西语的支持(在荷兰约有5% 的人说这种语言),以及新西兰政府对毛利语的保护与鼓励(在新西兰说毛利语的人口还不到总人口的2%)。美国联邦政府200多年来一直压制原住民语言,直到1990年才通过法案,鼓励原住民使用自己的语言,也拨了一点儿经费(每年约200万美元)给学者进行美国原住民语言研究。然而,如要拯救濒绝语言,政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美国,濒临绝种的动植物得到的关注远超过语言。政府仅是拨给一种鸟类研究(如加州神鹫)的经费就超过100多种濒绝原住民语言的补助经费总和。由于我是鸟类研究学家,我当然赞成政府把钱花在那些鸟类上,我不愿见到研究鸟类的经费挪出一部分给埃雅克语言研究计划。我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凸显政府的政策没有轻重缓急之分。如果我们重视濒临绝种的鸟类,为什么不能同样看重即将消失的语言?毕竟人类语言的重要性应该不会输给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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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许多弱势语言的使用者可以挺身而出,捍卫自己的语言,如英国的威尔士人、加拿大说法语的魁北克人和美国原住民族群就是这么做的。他们都是自己语言的保管人,也只有他们能把自己的语言传给下一代和同一社群的人,并呼吁政府支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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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弱势语言终究难敌强势语言,弱势语言的保护将非常吃力。我们这些强势语言的使用者和政府官员尽管不能积极保护弱势语言,至少可保持中立,不去打压弱势语言。这么做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使用弱势语言的人。我们希望留给下一代的是一个富足且健全的环境,而非陷入贫穷、积弱不振的悲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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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之前的世界:我们能从传统社会学到什么? 第十一章 健康四宗罪:盐、糖、油、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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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传染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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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我开始在新几内亚进行调查研究时,大多数新几内亚人都在村子里过着传统生活,吃自己种植的食物,饮食皆低盐、低糖。新几内亚高地人的主食是根茎作物(甘薯、芋头、山药),这类食物提供高地人所需热量的九成,至于低地人的主食则是苏铁树干的木髓。有一点儿钱的人则会买比较昂贵的食物,像饼干、鱼罐头和一点儿盐或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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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踏上新几内亚,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当地人的体格健壮、灵活,每个人都像西方健身房的教练。如果他们没背负东西,可在陡峭的山路健步如飞,即使扛着重物也能和我走得一样快,甚至可走上一整天。我记得看过一个瘦小的女人,体重应该不到45公斤,却背着一袋30公斤左右的米,把米袋的带子挂在额头上,就这样跋山涉水。在那个年代,我在新几内亚未曾看过一个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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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几内亚的医院记录和病人的病历至少证实了当地人体格强健。如今,第一世界居民的最大杀手,即糖尿病、高血压、中风、心肌梗死、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疾病、癌症等非传染性疾病,在新几内亚乡下非常罕见。在新几内亚看不到这些疾病并不是因为当地人平均寿命比较短,即使六十几到八十几岁的新几内亚老人也极少罹患那些疾病。根据莫尔兹比港总医院在20世纪60年代初针对2000位住院病人所做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没有任何一位病患是罹患冠状动脉疾病,高血压病例则只有4个,且病人属混合族裔,而非血统纯正的新几内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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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表示传统新几内亚社群生活在健康的乌托邦,过着无病无痛的快乐生活。至今,大多数的新几内亚人平均寿命仍比西方人短。他们常因意外事件或暴力、谋杀事件而死亡。常引发死亡的病症为肠胃道感染导致的腹泻、呼吸道感染、疟疾、寄生虫病、营养不良等,也有因原始病况导致身体衰弱,再出现次发性问题则回天乏术。然而,第一世界的居民很少因上述疾病而送命。我们可以说,西方社会的居民因公共卫生进步已脱离传染病的威胁,也比较长寿,但西方的饮食和生活形态则带来新的文明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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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1964年起,第一世界居民健康的杀手已开始在新几内亚现身,影响最常和欧洲人接触、采用西方饮食和生活形态的一群人。今天,新几内亚人的饮食、生活和健康问题已几乎全面西化。目前在新几内亚有几万人(或许是几十万人)从商、从政、担任飞机驾驶员或计算机工程师,去市场买食物或去餐厅吃饭,而且很少运动。新几内亚的城市或城镇也常看到大胖子。全世界糖尿病患病率最高的就是新几内亚的汪尼盖拉族,预估37% 的族人都有糖尿病——他们就是新几内亚第一个全面西化的族群。住在都市的新几内亚人也有一些心脏病患者。我自1998年开始,在新几内亚一处油田进行田野调查,发现油田雇员吃饭的食堂三餐都提供吃到饱的自助餐,每张餐桌上都有盐罐和糖罐。在乡下长大、过着传统生活的新几内亚人由于食物来源时有欠缺,可以吃的东西很有限。但现代社会的食堂每天都有享用不尽的大鱼大肉、蔬果、点心,每个人都拼命夹,把餐盘上的食物堆得满满的,然后在牛排和沙拉上洒上盐和糖。于是,石油公司请营养师来教育员工如何吃得健康。然而,即使是营养师也很难控制口腹之欲,有些人不久也文明病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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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非传染性疾病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活形态已横扫全世界,我在新几内亚看到的转变只是一个例子。这种疾病和传染病、寄生虫病不同。传染病通常是以细菌或病毒为媒介,使疾病由一个人传给下一个人,而寄生虫病则是寄生虫侵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很多传染病传播很快,病人一旦被传染就马上发病,几周就死亡或康复。反之,所有主要的非传染性疾病进程缓慢,常会拖上几年或几十年,最后病人才得以痊愈,或是到了晚期无法医治而死亡,病人有时则会因罹患其他疾病而去世。目前主要的非传染性疾病包括心血管疾病(心肌梗死、中风、周围血管疾病)、糖尿病、肾脏病和癌症(如胃癌、乳癌、肺癌等)。所有的欧洲人、美国人和日本人当中几乎有九成以上都会死于上述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然而低收入国家的居民大多数死于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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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非传染性疾病极少出现在传统小型社群。尽管根据古代典籍的记录,这类病症还是存在,但是直到最近几百年,非传染性疾病才开始在西方变得普遍。这类疾病在现代4种人中特别常见。第一种人是在最近突然暴富的国家,其大多数居民开始享受西方的生活形态,如沙特阿拉伯和其他阿拉伯产油国,还有几个新近富有的岛国,如瑙鲁和毛里求斯。全世界糖尿病患病率达15% 以上的8个国家,不是阿拉伯产油国就是富有的岛国。第二种人则是移民至第一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人民。他们突然改变原来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实行西方生活形态,因此患非传染性疾病的概率要比留在国内的同胞高,也高于在第一世界定居已久的居民。这类人包括移民到英国、美国、毛里求斯的中国人和印度人,以及移民到以色列的也门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第三种人则是在发展中国家从乡村移居到城市的人,如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国以及许多非洲国家的人民。他们在城市定居之后,所需食物都从商店购买,不再自己栽种,而且吃得比以前多。第四种人则是居住在原地的某些非欧洲族裔,没移居到国外,由于实行西方生活形态,很多都得了糖尿病或其他非传染性疾病,如美国的皮马印第安人和新几内亚的汪尼盖拉族,很多澳大利亚原住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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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4种人等于4组自然实验,不管原因是什么,原来遵循传统生活形态的人只要采用西方生活形态,就会患那些非传染性文明病。但我们如果不进一步分析,则无法从这些自然实验得知西方生活形态的哪一点会触发这类疾病的盛行。西方生活形态的特点如下:体力劳动少、摄入高热量饮食、体重增加或肥胖、抽烟、常喝酒、摄取过多的盐等。西方饮食中则充满纤维少、糖分高(摄取过多的单糖,特别是果糖)、富含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食物。如果一个族群西化,改为西方的生活形态,上述变化大多会同时发生,而难以断定究竟是哪种因素引发非传染性疾病的盛行。有些疾病的成因比较明确,如抽烟可能会导致肺癌,摄取过多的盐可能会引起高血压和中风。但就其他疾病,如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我们仍不知道哪些危险因子的相关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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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这个领域的了解主要是根据S· 博伊德·伊顿(S. Boyd Eaton)、梅尔文·康纳与玛乔丽·肖斯塔克对旧石器时代饮食进行的先驱研究。旧石器时代饮食是指实行狩猎——采集生活形态的古代祖先和现代的狩猎——采集族群的饮食方式。伊顿等人探讨人类祖先与现代西方族群最容易罹患什么样的疾病及其差异。他们认为我们身体的基因组合比较适合采用旧石器时代的饮食方式,与现代的饮食和生活形态不合,因此产生许许多多的文明病。如果我们相信这样的假设,采用旧石器时代的饮食方式,即少吃加工食物和碳水化合物,增加蛋白质、新鲜蔬果和坚果的摄取,就可减少患文明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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