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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自己可以做的事就是让孩子学习双语或多语。很多传统社群的孩子都会说两种或更多种语言，美国人当然也可这么做，只是他们误以为双语学习会为孩子带来语言困扰，将语言混淆，而不愿这么做。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双语学习不但不会阻碍孩子的语言学习，孩子终其一生都能受益，有助于他们的思考，也能丰富他们的人生。很多美国夫妻能说不同的语言，可各自用不同的语言跟孩子说话，让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在双语环境中长大。移民父母也可用自己的母语跟孩子说话，让他们学习英语以外的语言，毕竟孩子上学或与其他孩子玩耍时都说英语，因此很快就能学会英语。通常长大之后才开始学外语都会很辛苦，要花几千个小时学习文法、背词汇、听录音带，最后还是不免有口音，而且说得结结巴巴。如果你从小就能从父母那里学习外语，在双语环境中长大，你的外语就能说得自然流利而且没有口音，这实在是我们为人父母或祖父母必须好好考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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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使用多语，传统社群教养子女的方法还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参考。所有打算生儿育女的夫妻都可好好想想，是否在孩子出生之后的一段时间随时想要吃奶都能得到满足，让孩子晚一点儿断奶，增加成人与幼儿的肌肤接触，夫妻和孩子一起睡（使用硬一点儿的床垫，或是把婴儿床搬到父母卧房，这些都可和儿科医生讨论），带宝宝出门时，让宝宝直立，而且面向前方，多找一些亲友帮忙照顾宝宝，孩子一哭泣就立刻赶到身边照顾，避免体罚，给孩子探险的自由（在适当监视之下），让孩子和不同年龄的小孩一起玩耍（这对年纪小或年纪大的孩子都是很宝贵的经验），以及帮孩子想出有创意的游戏，而非只是让他们玩电子游戏或玩厂商制造的益智玩具。你或许会觉得大环境不改，在原来的社会之下，难以实行这些做法。例如左邻右舍的孩子都在玩电子游戏，只有你们家的孩子在家不准玩，结果你们家的孩子老是想待在朋友家。尽管如此，还是值得好好考虑是否该学习传统社群的教养之道，毕竟他们扶养的孩子表现得独立自主、有安全感且成熟稳重，留给访客非常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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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也可学习新几内亚传统社群的危机意识。我的新几内亚朋友知道在丛林中不可在枯死的大树底下睡觉，即使在地上看到一根树枝也提心吊胆。尽管他们就算在枯死的大树底下睡几十个晚上依旧活得好端端的，不知有多少次在地上看过掉落的树枝也平安无事，但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粗心大意，总有一天会大祸临头。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生活中最大的危险不是枯死的树、掉落在地上的树枝，但也不是恐怖分子、核子反应炉、坠机等，而是日常生活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根据意外伤害的研究，我们必须谨慎提防的是车辆（包括自己开车和别人开车）和酒精（自己喝酒或别人喝酒），上了年纪之后上下楼更必须小心翼翼，也要注意别在浴室摔倒。每个人的生活形态各不相同，因此必须提防各种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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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则是个人的另一个选择。很多人会在生命的各个时期评估自己的宗教信仰。我们必须记住，宗教信仰的选择要比其他形而上学理念更宽广、复杂。至此，我不禁想到我的三个老朋友所做的决定：第一个毕生信仰唯一神教派，教会一直是她生命的核心；第二个则终其一生是犹太教徒，他的信仰以及他和以色列的关系则是他自我认同的核心；第三个是德国人，生于天主教家庭，他住的那一区大都是天主教徒，年届40才改信基督教。在上述三个例子当中，他们决定继续信仰原来的宗教，或是改信另一种宗教取决于宗教的角色。在他们生命的不同时期，宗教扮演的角色或强或弱，各有不同，正如几千年来各种宗教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各有起伏。宗教的角色包括有关物质世界的终极问题是否能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能否帮助人面对焦虑和挫折，了解自己或自己所爱的人为何会死亡，解释人世间为何会有这么多的痛苦，作为行为道德原则的依据，服从或反叛权威，让人对抱持同一信念的团体有归属感等。对经历过宗教困惑的人来说，可以想想宗教对不同社群的意义，并诚实地面对自我，想想宗教对自己有无任何特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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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们可向传统社群学习的优点，先前已提到减少盐的摄入量。这虽是个人可以做到的，但也需要政府和食品制造商的合作，避免在加工的过程中加入太多盐，以免让消费者不知不觉吃下过多的盐。同样，个人也可借由多运动和选择健康的饮食来减少罹患糖尿病的风险，政府也可加强倡导，规定公立学校餐厅不得提供太多会令人发胖的食物。至于社会该如何促进多语的学习与使用，对抗语言灭绝，有些政府（如瑞士）已致力于促进语言多样性，其他政府（如美国）本来还努力消灭原住民的语言，直到最近才转而鼓励。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政府（如法国布列塔尼地区）仍反对保留原住民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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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的地位也有待个人与社会共同努力才能提升。越来越多老年人以新方法证明自己老而有用，可为正在工作的成年子女减轻负担，他们可为自己的孙辈提供一对一的高质量照顾。我们这些年纪在30~60岁之间为人父母者，也许开始自问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质量，以及在我们老了之后，我们的孩子将会如何对待我们。但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孩子正在观察我们如何对待自己年老的父母：等到我们垂垂老矣、需要被人照顾时，我们的孩子将会被亲眼所见的例子影响。社会可让老人的生活更丰富，反之，老人也可对社会有贡献，因此不一定要强制老人到了某个年纪非得退休不可。如果老人仍有能力，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并渴望继续工作，就不该强迫他们退休。近几十年来，美国不再坚持强制退休的政策。大众一开始还忧心，失去工作能力的老人占有工作岗位，但这种现象并未出现，社会反而得以拥有一群最有经验的人。但目前仍有许多欧洲国家要求雇员到60~65岁就要退休，不管他们的生产力是否仍处于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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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慢食或是让孩子从出生之后就在双语的环境中长大，都是我们个人可以做到的事，其他改变则必须靠社会整体的努力，如纷争的解决，我们除了可采纳传统社群的调解方式，还可以加上现代国家司法制度追求的正义。我在书中讨论的两个机制是修复式正义和调解。这两者都不是解决争端的万灵药，只在某些情况下得以发挥作用，而且需要通过司法体系来执行。如果你认为这些做法是有价值的，就可帮忙促进、倡导，让法院得以采用。此外，下次你被卷入争端之时，也可参考新几内亚人的方式，通过非正式的调解、情感释放与修复关系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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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大多数读者所属的社群只能代表人类文化的一个小小切面，但这些文化社群就是今日世界的主宰，高人一等，主要原因如下：从农业发端以来，他们即成功驯养了许多野生动植物，进而在科技、政治、军事各方面拔得头筹。尽管现代工业社会具有这些优势，在儿女教养、对待老年人、解决争端、避免非传染性疾病，或其他社会问题方面并不见得做得更好。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数千个传统社群已发展出许许多多不同的做法。我曾与新几内亚传统社群一起生活，他们改变了我的人生观，也丰富了我的人生。我衷心希望各位读者和我们的社会也能从传统社群的生活经验学习，去芜存菁，以实现精彩、富足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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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之前的世界：我们能从传统社会学到什么？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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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于所有帮助我完成这本书的同事和朋友，我表示万分感激，尤其感谢以下几位：我的妻子玛丽·科恩（Marie Cohen）、蒂莫西·厄尔（Timothy Earle）、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阿兰·格林内尔（Alan Grinnell）、巴里·休利特（Barry Hewlett）、梅尔文·康纳（Melvin Konner）、迈克·舍默（Michael Shermer）和梅格·泰勒（Meg Taylor），他们不辞辛劳，帮助我审阅手稿，并提出改进建议。同样，还要感谢我的编辑：维京企鹅出版社（纽约）的温迪·沃尔夫（Wendy Wolf）和企鹅出版集团（伦敦）的斯特凡·麦格拉思（Stefan McGrath）。感谢我的经纪人约翰·布罗克曼（John Brockman），他看完了所有手稿，在此书的阶段性构思中也贡献了很多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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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要感谢米歇尔·费希尔–凯茜（Michelle Fisher–Casey）不厌其烦地为我录入手稿，反复排版；波拉塔·杨（Boratha Yeang）仔细查找书中每条引用的出处；露丝·曼德尔（Ruth Mandel）耐心求证书中所有图片来源；马特·泽布罗夫斯基（Matt Zebrowski）还十分用心地为书中内容配上相应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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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系教书的时候，我曾在课上给那些研究生看过本书所用的材料，因为这群年轻人总能迸发出新奇而富有活力的看法。系里的其他同事也是一如既往地给予我支持与鼓励。我和詹姆斯·鲁滨逊（JamesRobinson）合伙在哈佛大学组建了一个工作室，工作室的同仁也集思广益，为本书提供了各式各样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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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用的部分材料中，有些此前已作为独立的文章刊发在《自然历史》、《探索》、《自然杂志》、《纽约书评》、《纽约客》等刊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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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50多年里，数千名来自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和所罗门群岛的居民和我分享过他们的人生感悟、生活体验和世界观，向我生动再现了所有与本书创作相关的经历。他们赠予我别样、多彩的见闻和体验，这些都令我感激不尽。在此，我要把这本书献给一位特殊的朋友——梅格·泰勒夫人。她出生于新几内亚瓦吉山谷中的小村落，并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长大。她的家庭组成也十分特殊：母亲伊莉玛·玛南普·马西（Yerima Manamp Masi）出身于当地的名门望族拜曼·仓哥拉浦（Baiman Tsenglap）家族；父亲詹姆斯·泰勒（James Taylor）则是一名澳大利亚巡警，曾担任1933年贝纳迪尔–哈根巡逻队和1938~1939年哈根–塞皮克河巡逻队的队长。梅格曾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学和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攻读法律专业，毕业后，她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一任部长的私人秘书。1975年，巴布亚新几内亚由自治宣布独立期间，梅格升任总理迈克尔·索马雷爵士（Sir Michael Somare）的私人秘书。不仅如此，随后梅格开始涉足法律领域，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法律改革委员会委员，紧接着又作为富布莱特法案基金会学者到哈佛大学深造。1989~1994年，梅格先后担任巴布亚新几内亚驻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等国大使。与此同时，她还在国际环境保护和研究机构中任职，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各大涉足自然资源、金融、农业等领域的公司中也可见到她的身影，同时，她还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中兼任董事会成员。1999年，梅格被委任为世界银行集团合规顾问 / 投诉办公室的副总裁。在身兼多个高管职位的同时，梅格作为一个普通的家庭成员，是女儿泰米尔的母亲，也是家族中年青一辈孩子们的阿姨。结束了华盛顿世界银行的工作后，梅格说，她会回归自己的家乡，回归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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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多朋友、同事在本书与个人经历相关的章节写作过程中帮了很多忙。他们或给我提供各类文章、文献，或与我分享他们自己的个人经历感致谢悟，有时还与我一起讨论并修改草稿。他们是：格雷戈里·安德森（Gregory Anderson）、斯蒂芬·贝克尔曼（Stephen Beckerman）、埃伦·比亚韦斯托（Ellen Bialystok）、戴维·毕晓普（David Bishop）、丹尼尔·卡帕（Daniel Carper）、伊丽莎白·凯许登（Elizabeth Cashdan）、芭芭拉·迪安（Barbara Dean）、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乔尔·多伊奇（Joel Deutsch）、迈克·戈兰（Michael Goran）、马克·格雷迪（Mark Grady）、K· 大卫·哈里森（K.David Harrison）、克里斯滕·霍克斯（Kristen Hawkes）、卡尔·海德（Karl Heider）、丹·亨蒂（Dan Henty）、邦妮·休利特（Bonnie Hewlett）、威廉·艾恩斯（William Irons）、弗朗辛·考夫曼（Francine Kaufman）、尼尔·考夫曼（Neal Kaufman）、劳蕾尔·卡恩斯（Laurel Kearns）、菲利普·克莱默（Philip Klemmer）、拉塞尔·科罗布金（Russell Korobkin）、阿格尼丝·科瓦奇（Agnes Kovacs）、迈克尔·克劳斯（Michael Krauss）、萨拜因·屈格勒（Sabine Kuegler）、戴维·莱廷（David Laitin）、弗兰切斯卡·卡利尔蒂尼（Francesca Learddini）、史蒂文·勒布朗（Steven LeBlanc）、格雷厄姆·麦格雷戈（Graham MacGregor）、罗伯特·麦金莱（Robert McKinley）、安杰拉·梅尔扎格（Angella Meierzag）、肯尼思·麦斯布雷（Kenneth Mesplay）、理查德·米尔斯（Richard Mills）、维斯瓦纳塔·莫汉（Viswanatha Mohan）、伊丽莎白·纳夫莱（Elizabeth Nabel）、加里·纳夫莱（Gary Nabel）、克莱尔·帕诺森（Claire Panosian）、约瑟夫·佩卡姆（Joseph Peckham）、洛埃·佩卡姆（Lloyd Peckham）、戴尔·普赖斯（Dale Price）、戴维·普赖斯（David Price）、塞缪尔·普赖斯（Samuel Price）、琳达·雷斯尼克（Lynda Resnick）、杰尔姆·罗特（Jerome Rotter）、罗杰·桑特（Roger Sant）、理查德·施维德（Richard Shweder）、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明娜·泰勒（Minna Taylor）、尤金·沃洛赫（Eugene Volokh）、道格拉斯·怀特（Douglas White）、波利·维斯纳（Polly Wiessner）、戴维·索兰·威尔逊（David Sloan Wilson）、拉纳·威尔逊（Lana Wilson）、布鲁斯·温特哈尔特（Bruce Winterhalder）、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和保罗·齐迈特（Paul Zimmet）等，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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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感谢所有为本书研究慷慨提供论据支持的机构与专家：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国际环保组织、布里登罕夫妇、雷斯尼克夫妇、美国顶峰基金会以及于1981年成立本科研究学者基金信托协会的马索尼克夫妇、塞缪尔 ·F· 海曼（Samuel F. Heyman）和伊夫·富拉博·海曼（Eve Fruber Hey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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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次由衷感谢所有朋友和组织机构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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