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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种语言学的方式转向一种文体上的方式来表现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其困难部分在于一方面无法利用比喻与修辞法之间的传统修辞特性，另一方面也无法运用比喻和修辞规划的这种特性。按彼得·拉穆斯所说，16世纪的修辞学家根据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这四种比喻（或模式）来划分修辞格，但是，虽然他们没有强调四者相互之间的排他性，却也因此提供了一种更丰富的诗性话语概念，以及文学风格中一种更为精细的区分，远胜于现代语言学家偏爱的两极系统提供的东西。为了保持隐喻与转喻之间基本的二元区别，一些修辞学家仍然将提喻视为隐喻的一种用法，将反讽视为转喻的一种用法。这就认可了综合性语言与发散性语言之间的区别，同时还承认了不同的文体习惯中，有关针对综合或还原程度的进一步区别。在《新科学》（1725年，1740年）中，詹巴蒂斯塔·维柯在比喻修辞中运用了四重区分法，以此作为人类从原始走向文明的不同意识阶段的基础。他没有看到诗性（虚构的）意识和散文式（科学的）意识之间的对立，而是看到了他们之间的连贯性。参见《詹巴蒂斯塔·维柯的新科学》，托马斯·伯金与马克斯·菲什译，纽约1968年版，第2卷，第129页以下，关于“诗性的智慧”。有关文艺复兴时期的修辞学理论，以及标准修辞格和比喻修辞法类别，参见李·索尼诺：《16世纪修辞学便览》，伦敦1968年版，第10——14页，第243——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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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修辞学中，修辞规划与修辞法之间的区别依据如下：一种修辞规划（无论是言辞的还是思想的）是一种不涉及“不合理的”跳跃或置换的表现顺序；与之相反，修辞法恰好与这种不合理的（或至少是意外的）置换法相关。例如，就像在“冷酷的激情”这个短语中，人们可能会预期“热情的”这个形容词。但是，语言学用法中，什么是合理的，什么又是不合理的呢？只要达到了使用者旨在产生的交流效果，任何修辞格都是合理的。或许对修辞规划也可以这么说，而无论它是词语的还是思想的。语言的创造性运用承认，事实上是要求，与意识在传统基础上的阅读、思考或倾听行为中期待的东西相分离。这将既适用于“实在的”散文话语，也适用于无论多么“浪漫的”诗性之作。刻板的术语系统，像那些设计出来表示物理数据的系统，它憧憬的是消除一切修辞性用法，建构言辞的完美“修辞规划”，即在表述研究对象时不会出现任何的“意外”。例如，同意把微积分用作讨论牛顿假设的物理实在的术语系统，代表了该话语领域内的修辞规划，尽管它不是与客观对象有关的思想的规划。有关物理世界的思想本质上保留了修辞性的内涵，其进展是通过种种“不合理的”跳跃和由一种理论切换到另一种理论，但它始终限定在转喻模式之内。具有创造性的物理学家，他面临的问题在于，要将通过修辞手法产生的洞见，置于一种词语的修辞规划之中。这种规划被指定用于与其他物理学家进行交流，而他们使用的是牛顿提供的数学术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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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像物理学那样有专门名词规范的经验领域，其“现实主义”表现的基本问题是提供一种恰当的词语规划来表现思想的规划，后者将被视为实在之真理。但是，当这种规划成了一种描绘经验领域特征的东西，而这种经验领域又不存在必要的契约来规定它包括些什么，其真正本质又如何；或者，当它成了一种对诸如革命之类现象的传统描述进行挑战的事物，那时，什么是合理而可能发生的，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之间的区别就不存在了。要描述的与客体相关的思想，以及描述客体或者与客体相关的思想所运用的词语，都被当作了修辞性话语。因此，在分析实在的假设性“现实主义”表现，以确定其话语使用的主导诗学模式时，它是必不可少的。通过确定话语的某种（或几种）模式，人们深入到了意识的层面，在此，经验世界先于在得到分析之前已经被建构起来。并且，保留了肯尼斯·伯克所称的“主要比喻类型”中的四重区别之后，人们就能详细说明不同的“思想风格”，它们多少有些隐蔽地出现在任何实在的表现之中，而无论这种表现明显是诗性的还是散文式的。参见肯尼斯·伯克：《动机的语法》，附录D，第503——517页。参考保罗·亨利编：《语言、思想和文化》，密歇根1966年版，第173——195页。有关比喻的著作多种多样，并且从来被争论困扰着。试图分析话语的比喻性维度时遇到的一些问题，能在《普林斯顿诗歌与诗学百科全书》（亚历克斯·普雷明格等人编，普林斯顿1965年版）关于比喻的不同描述中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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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修辞性语言四重分析有着许多益处，可以防止落入一种由风格连同语言的两极观念促成的、本质上是二元的风格概念中。事实上，比喻的四重分类法将允许一种双重的二元风格分类法按可能的组合运用。据此，我们并非像雅各布森那样，不得不将19世纪文学史一分为二，一方是一种浪漫式——诗性——隐喻式传统，另一方是实在式——散文性——转喻式传统。这两种传统都被看成是同一种话语习惯中的要素，在这种话语中，所有与语言用法相关的比喻性策略都纷纷呈现，但不同作家和思想家呈现的程度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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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 第一部分 接受的传统：启蒙运动与历史意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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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隐喻与反讽之间的历史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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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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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欧洲文化无处不展现出一种以实在论方式理解世界的狂热。当然，尽管像实证主义者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这些人自诩为“实在论者”，认为自己所持的“实在论”与自然科学家提供的那种对自然过程的理解一致，但“实在论的”一词修饰的事物仍旧不同于对世界的“科学”理解所包含的内容。不管怎么说，即使在此处，“实在论”一词的含义所涉及的东西，也远远不止于在历史、社会或人性的材料之上简单运用“科学方法”。这是因为，尽管有一般意义上的“科学主义”倾向，19世纪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实在论”意愿还渗透着这样一种意识：在那些理解历史世界的努力中，会遇到人们理解仅仅是自然过程的世界时未曾出现的特殊问题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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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源自于以下事实：历史过程的研究者本身被牵涉在该过程之中，自然过程的研究者却不会如此。人们能够合理地为人既处于自然之中也外在于自然这种认识辩护，这是因为他参与了自然过程，他也能在意识中超越它，假定一种自然过程之外的立场，从而把该过程看成显然是人类存在之前的或非人类的那些自然整合层次的表征。但是，一旦提到历史的反思，看来自然界的所有存在中只有人类具有历史；就一切实际意义而言，“历史过程”只是以一种普遍人类过程的形式存在。并且，既然“人性”构成了被称之为“历史”的过程中惟一可以想象的表征，看来就不可能对该过程整体作某种类型的概括，而对于纯粹处于物理、化学和生物维度内的“自然”来说，人们却能够合理作出这种概括。在自然科学中，“实在论”会被认为最迟是自牛顿以来不断得到发展的、用于分析自然过程的“科学方法”。但是，一种“实在的”历史观念可能包括什么却是问题，就像“人类”、“文化”和“社会”这些同样令人迷惑的词如何定义的问题。19世纪每一种重要的文化运动或意识形态，如实证主义、唯心主义、自然主义、（文学上的）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生命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等，都声称比其他对手提供了一种对社会现实更为“实在”的理解。如象征主义者争辩说“世界是一片符号之林”，而虚无主义者拒绝相信任何可能的思想体系，与之相伴的却是为了其世界观的“实在论”本质而进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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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名“实在论者”意味着按实际状况那样清晰地理解事物；也可以从这种对现实的清晰理解中得出适当的结论，使得一种基于这种理解的可能的生活方式得以实现。由此设想，主张一种本质上的“实在论”，应当既合乎认识论的要求，同时也合乎伦理要求。某人可能强调其“实在论”纯粹分析的或感知的本质，就如印象派画家那样；或者强调其构想清晰的道德上的或习俗上的含义，如政治理论中特赖契克这类所谓的新马基雅维里主义者那样。可是，在任何情况下，声称代表了一种“实在论”立场的人，至少都需要从两个方面来为其立场辩护，即认识论方面和伦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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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的有利地位来看，可以看到，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展开的绝大多数重要理论和意识形态论战，实质上都是在争论哪个集团有权利决定社会现实的“实在性”表现可能包括些什么。某人的“实在”正是另一个人的“乌托邦”，而在某个问题上看上去是一种“实在论”立场的精髓，可能从这个问题的另一个角度来看就代表着一种本质上的“幼稚”。倘若整个地将这一时期看成是一部已经结束的问与答的戏剧，那么，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实在论”这一概念本身博取的普遍权威。因为每一个时代，甚至像中世纪那样最为虔信的时代，都从确信自身具有通晓实在，以及根据适当“实在性”反应回应挑战的能力中，获得自身在整体上的一致性。于是，希望成为“实在的”那些表述，必须反映出某种特定的概念，它与其说关涉到“实在论”的本质何在，不如说更关涉到“非实在的”意味着什么。对实在进行“实在论”的研究之内在困难，就如同在“心智健全”和“健康”的观念中包含的困难一样，这类观念更容易根据某个特定时空中的人对其反面如“疯狂”和“患病”的认识来进行说明。同理，一个既定时代之“实在论”观念的特定内涵，更容易由该时代总体上倾向“非实在论”或“乌托邦主义”的情形来进行说明。并且，当人们试图说明各种“历史实在论”观念竞相争夺支配地位的时代中史学思想的特征，他就有必要问问，这些各不相同的“实在论”观念在通常意义上的史学思想中，所认同的“非实在论”或“乌托邦主义”是些什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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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史学理论家普遍认为，在他们之前的这个时期中史学思想的重要形式，即启蒙运动时期的种种形式，相对任何一种声称“实在论”世界观具有权威性的史学理论而言，都提供了有危害的模型。这并非说他们马上就抛弃了启蒙思想家整个的史学成就。事实上，某些哲人（philosophes），尤其是伏尔泰，在浪漫主义时期依旧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而伏尔泰自身也被视为一种完美化身，甚至值得被米什莱这样的浪漫主义史家所效仿。不过大体上，就一种“实在论的”历史学而言，19世纪史学思想渴求的东西，可以从它对自己18世纪的先辈中最反对的东西得到说明。它对启蒙运动史学反对最甚的乃是其彻头彻尾的反讽，正如它对启蒙运动的文化反思中反对最甚的乃是其怀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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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19世纪史学思想并不反对通常被视为启蒙运动历史哲学的主要特征，即它设想的一种“乐观主义”，以及往往与之伴随的进步原则。这是因为，19世纪多数时间内的史学思想家正像他们18世纪的同行已经做的那样，热衷于为“进步”的可能性，以及为历史“乐观主义”的某些理由提供信仰基础。对他们中多数人来说，“进步”观念和“乐观主义”情绪与“实在论的”世界观正相一致，他们希望通过历史著述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对其而言，重要之处在于，进步观念以及与之相伴的乐观主义还没有获得足够的、认知上的合理性。其中一些史学家，特别是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担心这种合理性永远都得不到，因此，我们发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弥漫了一种冷静的情绪，而在满怀希望的米什莱（早期作品）和马克思（全部作品）那里，这种情绪就少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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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总体来说，19世纪史学思想的“实在论”就在于：在深知18世纪史学思想家已经失败的情况下，继续为信仰进步和乐观主义寻求恰当的理由。若是实在论被视为一种共同信念的容器，它由该时期栖息于单一话语世界中的不同史学思想流派制造出来，那么，如果某人想理解19世纪历史实在论的特定本质，他就必须明了18世纪史学思想失败的性质。我将说明，这种失败既非缺少学术成就，即一种知识上的失败，也不在于历史反思不足，而恰恰因为那种反讽模式。那个时期的学术研究与理论综合两方面都被启蒙运动的史学大师塑造成了这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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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史学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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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历史反思源自于一种运用转喻策略的努力，它以确认按提喻模式想象的人类共同体能够存在这一信念的方式，将历史材料进行还原。换句话说，启蒙运动试图证明，在对本质基本上是机械论的社会过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有关理想的人类共同体之有机论观念具有其合理性。这样，它根据一种道德或价值上的理想来批判社会，但它假装这种批判是基于对历史过程的一种纯粹的因果分析。结果是，历史表现意图实现的目的与构成历史叙述时实际运用的手段并不协调。这种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冲突，最后将有关历史的思想推入一种公然好斗的反讽式情形之中。在历史情节的喜剧和悲剧观念之间，在历史过程的机械论与有机论观念之间，以及在可能由此得出的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意识形态蕴涵之间，启蒙运动早期史学思想中最初表现为创造性张力的那种东西逐渐变得模棱两可，并且根本上自相矛盾了，这波及到史学表现以及一般社会目标两方面的所有重要问题。到18世纪最后25年，这种自相矛盾转变成了反讽，它以一种极端怀疑论的历史认识论，以及源于怀疑论而显然是相对主义的伦理姿态来展示自己。启蒙运动晚期，像吉本、休谟和康德这样的思想家有效地消除了历史与小说之间的差异——而像培尔和伏尔泰这类早期思想家的史学事业恰恰是以这种差异作为基础。正是为了反对这种历史的“小说化”，反对在18世纪早期史学家为自身提出的“科学”任务面前呈现的这种反讽姿态，赫尔德、柏克和狂飙突进派群起而攻之。不过，在理解这种反抗之前，它群起而攻击的那种史学传统的比喻性动力学，必须首先揭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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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编纂的传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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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思想家通常区分三类史学，即传说的历史、真实的历史和讽刺的历史。传说的历史被认为是一种纯粹臆想的产物；其事实是以历史的观点进行虚构并呈现的，但方法是，为了娱乐而赋予人们在想象中希望相信的东西一种真实面貌。不必说，对培尔和伏尔泰这样的思想家而言，这种浪漫剧式的历史是不足挂齿的，学者不应写，而正经读者也不应读。史学家写作的是真实的东西，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这样其理论才有效。培尔在其《历史词典》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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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历史是一位作家能够写作的最难的作品，要不就是最难写作的作品之一。它需要大量的判断、出众而又条理简练的风格、虔诚的公道之心、绝对正直、精益求精的材料，以及将这些材料妥善排列的技艺；更重要的是，还需要一种抵制宗教热情的本能力量，这种本能促使我们贬低那些料想是真实的东西。［I，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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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看，真实是历史的灵魂，是一种历史作品远离谎言的根本；所以，倘若缺少真实，它即使在其他方面完美无缺，也不可能是历史，而只是一种神话或传奇。［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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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史学家不得不在人力可能的范围内忠于事实，不惜任何代价避免“虚构性”，不能创造任何无法用事实证明的东西，另外还要压制他自身的偏见和党派利益，以免令自己遭受诽谤罪的控诉。这正如培尔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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