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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历史”人物类型的分类，是对诗歌分析类别自身的一种扼要重述，不过，这是以一种转喻模式，即因果效验实现的。但是，正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的，历史领域不能被仅仅设想成一个强力横行的场所。因为，若在哪里这种强力占据优势，在哪里它不与更普遍的原则——即集体的“共同生活”相冲突，那么也就没有真正的历史冲突，因此缺少特殊的“历史事件”。在前引段落接下来的那一段里，黑格尔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在上述开列的三种情况中任何一种成了普遍情形的地方，出现了一个人的专制、习俗的专制（即普通人的专制），或混乱的专制的地方，“我们也就不存在一种真正的［历史］内容，不存在一种像我们在研究的第一部分中作为诗歌艺术的本质而确定的世界的条件”，它正是所有特定的人类创造力的条件（同上），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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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个人的伟业中，它所致力于的真实目标多多少少都是被赋予、预定或强加于其上的东西；并且，就此而言，排斥了个性的统一，那其中普遍性——即全部的个性都要自我认同，且仅只为了它自身的目的，简而言之，就是一个独立的整体。这些个体无论凭自己的智慧发现多少自己的目的，构成历史［研究］对象的都不会是个体的心灵与智慧之中有的自由或缺少的自由，而是已然达到的目标，以及它在已经存在的真实世界中发挥作用的结果，对象基本上独立于这些个体。［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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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黑格尔又补充说，在历史中，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多样性、偶然性和主观性出现在对情感、命运和主张的表达之中，“这种生活的散文模式中表现出来的离奇和变化，远远超过了诗歌那种令人惊叹的程度，因为诗歌在其千变万化之外，必须经常保留那些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都有效的内容”（同上［第259——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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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历史与特定个人或集体实践其计划和目的相关，它要求为寻找适合这一任务的方式进行枯燥乏味的工作，由于其功利性，工作本身是一种平淡无奇的行为；而该行为的证据必须在史学家的解释中加以说明。实际行为中的细节必然出自于对历史文献的研究，而不只是史学家以要么是诗学的风格，要么是思辨的风格预先假定的，对这种细节的关注，将令史学家的作品远比诗人或哲学家的作品更平凡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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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黑格尔看，史学家因而无权“抹杀其内容平淡无奇的特征，或是将它们转变成其他更有诗意的形式；他的叙述必须符合呈现在他面前的实际情况，符合他发现的样子，而没有过分解释［ohne umzudeuten］或至少是诗意转化”（第41页［第260页］）。无论史学家的思想如何尽可能地去把握他认识到的无数事件之形式的理想意义，他也不能令“呈现在他面前的环境、特征或是事件完全服从这样一种结果”，即便他可以“在研究中除去那些完全是偶然的和没有重要意义的东西”，也是如此（同上）。简言之，史学家“必须允许它们以其客观的偶然性、依赖性和神秘的任意性出现”（同上）。这意味着，史学家的想象必须从两个方向同时展开：其一是批判的，这种方式允许他确定哪些东西不必考虑（虽然他不能创造或在已知事物上增加点什么）；其二是诗性的，这种方式以其生动性和个性特征来描述混在一起的事件，好像它们就摆在读者的眼前。在批判的功能中，历史意识只是作为一种排除的行为方式发挥作用。而在其综合功能中，它只是起一种包容能力的作用。即使史学家像哲学家那样，在其解释中添加上他自己的反思，“从而试图把握住这些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可是，就事件的实际构造而言，他也不得拥有诗歌的这种特权，即将这种独立存在的分析当作最重要的事实来接受的权利”（第42页）。这样，即使史学家可以思辨式地理解使那种元史学式的综合性想象成为可能的基础，他也不会落入元史学之中，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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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诗是自由的，它不受材料的限制。这些材料呈现的方式是，它变得与理想的真理一致，甚至在外在条件方面被看成是一致的。［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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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点上，演说比历史具有更多的自由。因为，既然演说的技艺是作为一种达到实际目的的手段而发展形成的，它就允许演说者以自己愿意的方式，即选择性地以与这种想象的目的相呼应的方式来使用历史事实（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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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黑格尔重新提到他在《历史哲学》导论中，就“原始性”历史与“反思性”历史之间所做的区别，这种区别的基础在于前者本质上是诗学性质的，后者则是不断增强的散文性质的。另外，在反思性历史之中，有着普遍性的、实用性的和批判性的诸种类型。他写道，普遍性历史是最具诗意的，它将整个已知历史世界作为其主题，并通过隐喻，在与已知的理想形式相适应的情况下，将它塑造成一个具有一致性的诗性整体。实用性历史是出于为某种理想或实际目的服务的冲动而写作的。既然它是从一种诗性的模式转向一种雄辩的模式来构想其工作，是从有关整体的理想想象转向知晓一种整体的想象所能发挥的作用，它也就超越了普遍的多样性。勾画出这样一类相互冲突的历史过程景象导致了对历史写作自身进行一种“批判性”反思，它反过来借助于提喻模式进行的反思，允许关于整体的可能理想性的意识增加。这就为黑格尔自己的哲学性历史铺平了道路，它意在详细说明思想的某些先决条件和形式，依据它们，史学家本质上的诗性理解能够被纳入意识之中，并转化成一种有关整体过程的喜剧式想象。然而，这是一种历史哲学家的工作，而不是史学家的工作；就如同修昔底德，史学家必须始终更为贴近理解的诗学模式，更接近于用隐喻方式将他的研究对象联系起来，但同时又更具有自我批判意识，更能意识到另一些理解形态，它们的作用是将诗性的洞见转变成一种更为理性的知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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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情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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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进入了黑格尔的历史情节化理论。当我研究这个主题时，我不再考虑历史作为一个对象、一种内容，其形式将被史学家认识到并转变成一种叙事，而是考虑在历史之中，给定的形式、实际产生的叙事都成了内容，成了一种反思的对象，由此，有关普遍历史的真理能够在合理的根据上得到确认。这就产生了真理的可能内容是什么，以及确定这种真理应该采用何种形式的问题。黑格尔解释该问题的方法如下：在最高类型的历史叙述中描述的真理都是悲剧的真理，但这些真理在此只是被诗性地描述为历史表现的形式，其内容是在特定时间与空间中，由个人或集体的真实生活上演的戏剧。因此，它需要进行哲学反思，从而提取出包含在历史记述呈现的形式中的真理。就像艺术哲学家以世界历史中出现的种种艺术作品作为其研究对象那样，历史哲学家也以历史自身发展的过程中由史学家实际写作的种种历史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他把这些历史理解成各种形式体系，它们可能以下述四种形式中的任意一种发展成一种生活的记述，即史诗、喜剧、悲剧、讽刺剧，或者它们任意组合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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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黑格尔认为，史诗并不是一种适合于历史学的形式，因为它没有预设实质上的变化。同样，讽刺剧也是如此，因为尽管它承认有变化，但没有认识到能够对已知的变化进行衡量的真实基础。对史诗而言，万物皆有变化的认识依赖的是对事物本质上并无变化的基本理解；对讽刺剧而言，万物皆无变化的认识则是依据对事物实质上易变的理解（参考黑格尔关于伏尔泰所作《亨利亚德》的评论，第131——132页）。因此，（近代）浪漫主义悲喜剧的混合类型对历史学也不适合。它设法在喜剧的和悲剧的世界图景之间进行调和，但这种调和仅仅是形式上的，也就是说，它在同一个情节中表现出两种观点的典型形式，又不使其结合或统一起来，而是让世界就像人们最初看到的那样分离，它也没有赋予世界更高的统一原则，可让意识将其变成一种思考的对象，以提升人们关于世界在其自身之内如此分裂的认识。所以，只剩下喜剧和悲剧是历史过程情节化的适当模式，而问题是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此作为自觉对意识与世界的关系进行反思的不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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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坚持认为，哲学的智慧施之于历史，与历史的智慧施之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喜剧图景与悲剧图景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哲学在特定历史之中表现的人类历史存在之间进行协调，把这种人类的历史存在当作一种内容，努力寻求一种适合的表现形式和情节化模式。最后，它在喜剧图景之中找到了。在反思吸收了悲剧的真相之后，喜剧就成了它采用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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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般性情节结构的悲剧和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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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写道：“戏剧性情节并非限于简单并且稳定地执行某种明确意图，而是始终有赖于人类情感与性格冲突的情形，由此造成了情节及其反应，接着又要求进一步消解冲突和分裂。”（第240页）于是，戏剧性情节与历史行为正好有着同样的形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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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我们看到的……是在生活着的个人中体现的有限目的和孕育着冲突的情境；我们看到这些得到肯定与支持，在协作或对立之中起作用——都在一种瞬息万变的表达交流之中；最终的结果也已经与此一同预先假定了，它产生于人类生活、活动与成就的这种互相交织、互相冲突的事件整体，而这种整体仍然不得不谋求平静的结局。［第249——250页（第475——4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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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戏剧性情节超越并包含了史诗的或客观的观点，以及抒情的或主观的观点；戏剧采取的立场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以保持两者同时出现在意识之中的方式，在两者之间运动。因此，可以说戏剧是在反讽的模式之中运动，观点之间的辩证交换不过是这种反讽式的做法而已（第251——252页；参考伯克：《动机的语法》，第511——5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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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黑格尔而言，戏剧起源于对有关现实的所有看法之片面性有所理解，它努力为“解决这些力量的片面性，它们在戏剧化人物中找到其自我稳定性”（《美学》，第4卷，第255页）。“并且”，黑格尔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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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其形式是像在悲剧中那样，它们以敌对方式相互对立；还是像在喜剧中那样，它们表现在这些角色本身之中，在结局状态里，不再有进一步的调和了。［第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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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最后一段引文很重要，因为它意味着黑格尔不是将悲剧和喜剧视为思考现实的对立方式，而是看作从情节的不同方面理解冲突情境的途径。从行为者的立场来看，悲剧近似于情节的高潮，它有着明确的意图。在该行为者那里，展现在他眼前的这个世界一时是实现其目的的手段，一时又是其障碍。喜剧从悲剧情节带给观众的结局情形之外回顾这种冲突的影响——即使这种悲剧情节没有带给主角这样一种结局，而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使他精力耗尽。这样，戏剧的情境就好像历史情境，它的出现有赖于对某种冲突的理解。产生这种冲突的一方是其物质和社会两方面都已经构成和成形的世界（即在史诗中直接展现的世界），另一方则是一种不同于这个世界，意在实现自己的目的、迎合自己的需要，并满足自己的愿望的个性化意识（即抒情诗中表达的内在世界）。但是，戏剧家并没有止于对这种割裂情形的思考，相反，他们进而思考产生于个体意识及其对象之间的渐近关系的冲突形态。结局的模式和其中反映出的深刻智慧，将产生三种后史诗或非抒情形式的戏剧情节，即悲剧、喜剧和（与讽刺剧对应的）社会剧。后者是在悲剧与喜剧的洞见之间进行调和的混合式戏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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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写道，悲剧性情节的内容与历史内容相同：我们在悲剧性人物的目的中很快就了解到了这种内容，不过，我们对其的完全理解只是在于“由那些在自身之内有着自己的合理性，并且在人类的意志行为中得到了真正实现的力量构成的世界”（第295页）。这个真实存在的世界正是由文明社会的家庭、社会、政治和宗教生活构成的世界，它至少内在地承认个体对自我的渴望与集体的法律和道德这两方面都具有合理性。家庭、社会、宗教和政治为我们称之为“英雄式”的行为提供了实施的场所：“真正的悲剧性人物具有与这些条件相一致的坚实性和彻底性。这些悲剧性人物自始至终都是其基本的性格观念所赋予或迫使他们成为的那样，而不只是一个变化着的整体，被展示在史诗风格特有的一系列视角中。”他们并非头脑简单的个体，而是些有个性的人。他们有着统一的性格，这使其能够成为“共同生活”在不同方面的代表，或者成为寻求自立能力的自由行为者（第295——296页）。于是在悲剧性冲突中，就像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冲突中，不是共同生活引发了冲突，就是寻求自立能力的个人导致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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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悲剧并没有把冲突本身当作自己的对象（如同史诗倾向的那样），它的是对象处在冲突另一方的结局的情形，英雄和共同生活都在这种情形中被转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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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悲剧中，个体由于其纯粹意志与性格的抽象本质而被投入到混乱之中，要不便是被迫顺从地接受本质上是他们反对的东西。［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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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喜剧得到了一幅和解的图景。这种和解正是“整个的个人心灵生活的胜利。经由这种生活的形式并且深入其中，任何事情都在胜利的欢声笑语中解决了”（同上）。简言之，喜剧的普遍基础正是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人们以其意识行为，使自己成为所有事物完全的控制者，这些事物在另一方面则变成了他的知识与成就的本质内容；这个世界的目的由于缺少实质性内容，因而被抛弃了。”（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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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难在对单个历史生命的悲剧进行哲学反思的立场之上，要求对《历史哲学》中看到的世界进行更为出色的描绘。在对本然和应然之间的比较进行的讽刺式反思中是发现不了这种喜剧想象的精髓的——那种比较是英雄主题中道德冲突的基础。它只能在一种“无限的热情与自信”中找到，因为“它们能够超越自身的矛盾，并且在那里体验不到任何一点辛酸或不幸的感觉”（第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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