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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白的记忆是无法抗衡现在的活力和自由的。［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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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保罗·瓦莱里更为悲痛地宣称，历史“确实而言是没有教导任何东西”（teaches precisely nothing）。然而，黑格尔会强调的是“确实而言”（precisely），而不像瓦莱里强调的是“没有”（nothing）。因而，普遍性历史或实用性历史的读者可能对它们产生“厌恶”，不是出于对其“任意性”的反感，就是因为它们毫无用处，这些读者继而在没有采用“特殊观点”的简单“叙事”提供的愉悦中寻求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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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在黑格尔的著述中注意到的东西合起来是：我们既不能从史学家那里学到整个的历史，也不能从他们那儿学到多少东西来帮助我们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么说，除了“原始性”历史写作中出现的诗性创造带来的审美愉悦，或者实用性历史撰述者可能引以为乐的那种为某一事业服务的道德意义之外，撰写历史的用处究竟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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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黑格尔对另外两种类型的“反思性”历史的描述中，我们将看到，对他而言，撰写历史的理由要到意识的转换之中去寻求，而意识转换就是为此所做尝试在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之中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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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历史”达到的历史意识层面比其他两种类型的反思性史学所表现的都要高。因为在“批判性历史”中，弥合过去与现在的鸿沟这个问题被认为出在其本身之中，也就是说，要解决该问题并不是靠进行普遍的或实际的考虑（如在普遍的或实用的史学中那样），而只要具有理论上的才能就够了。在批判性历史中，史学家对史料以及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历史记述进行批判，努力从中提取真实内容，从而避免任意、片面和主观兴趣造成的缺陷，原来各种类型的史学正是因此而受损。按黑格尔的说法，批判性历史撰述或许更适合称为“历史的历史”。但他注意到，这种历史反思形式在它的形成过程中，并没有人们一致认可的任何标准，可以用来在实际撰写的历史与它们表现的对象之间建立起某种关联。它使史学家的所有精力都耗费在批判行为之上，这样，人们得到的不再是某个主题的历史，而是一部不同的史学家有关某个主题之历史的历史。这种工作固有的形式主义本质在这样一个事实中表现了出来，即在黑格尔时代的德国人中，所谓“更高的批判”显然用各式各样的主观性幻想，取代了真正批判性历史不仅会表现而且会在理性论证中为之辩护的概念工具：“幻想的价值是由它们的胆量来衡量的，也就是说，幻想的基础越薄弱，越是蛮横地与牢固确立的历史事实相抵触，幻想的价值就越大。”（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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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我们即将讨论最后一种类型的反思性历史，即概念性历史（艺术史、宗教史、法律史等等）时，对于它“开宗明义就表示出各自为阵的特征”（同上），我们也就没有理由再感到惊奇了。概念性历史立足于一种“抽象立场”，但它也“采用了一种普遍的观点”。由此，它提供了向哲学性历史过渡的基础。哲学性历史是历史反思的第三个层面，即黑格尔自己的著作希望提出的原则（7——8页），这是因为艺术、法律、宗教这样的概念或人们生活的分支，与“历史记载的整个综合体”，即通常所说的社会和文化实践领域之间存在着最为密切的关系。于是，概念性历史必然提出“整体的联系”（der Zusammenhang des Ganzen）这样一个问题，它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中表现为一种实在，而不仅仅是将要实现的概念，抑或只是被当作一个实际存在的抽象物来把握（第9页［第19页］）。表明一个民族的历史内容以及它就自己的生活方式存在的理想都能从其“记载”中提取出来的原则，并且指出所有这种种关系都将得到详细解释的途径，这些就构成了历史反思的第三个层面即哲学层面的目的，也就是“［黑格尔］目前所进行的研究的目的”（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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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自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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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很明显，四种类型的反思性历史提供了一种有关历史意识诸阶段的典型的黑格尔式描述，它们都可能处在自为的历史意识层面之内。原始性历史是自在的历史意识的产物，而哲学性历史则是自在自为的历史意识的产物。反思性历史可以分解为不同的种类，即自在的（普遍性历史）、自为的（实用性历史）和自在自为的（批判性历史）；第四种类型（概念性历史）则充当一个新层面，即哲学性历史的过渡和基础。这是因为，第四种类型始于（反讽地）理解了与具体历史有关的一切真正的历史性知识中必定存在任意和片面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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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黑格尔稍后所说，史学家必须就事件和主题的具体性和特殊性来研究它们，要是做不到，他们就有悖于自己的称号。这意味着，史学家的眼光总是受到限制和约束。这种局限性正是史学家在试图用有关过去的理想性和具体性来再现过去的生活时付出的代价；而只要史学家安于单纯地重构过去，并且不再指望用他们有关具体事件的知识证明那种将特定的过去生活和它的整体情境联系起来的普遍原则，他们就能很好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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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哲学性历史将询问，在表现不同的反思性历史提供的局部的历史世界时，若想令其有意义，必须要有怎样的原则。黑格尔说，哲学性历史可以简单地定义为对历史的“深思熟虑”（die denkende Betrachtung，同上［第20页］）。换句话说，它并非将理性运用到历史中的个体事实之上，用那些已经知道的事实来证明新的事实，或者去纠正“反思性”史学家在进行其有限却也合理的工作时撰述的历史；它是对史学家撰写的作品进行“深思反省”。黑格尔假定，如果史学家撰写的著作不能像物理学家或化学家的工作那样，根据理性的普遍原则加以综合，那么，历史就根本不能声称自己是一门科学。因为，如果史学家说他撰写的历史增加了我们关于人性、文化或社会的知识，但另一方面却否认思想能够合理地综合真实地（尽管不是全面地）表现在这些历史中的结构和过程的意义，那么这就会在历史与思想之上设置科学和哲学都不允许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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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注意到，在强调实际由史学家撰写的每一部历史都存在片面和任意的特征时，黑格尔站在了反讽的立场之内。启蒙思想就曾经因为了解了它自己的历史反思具有任意性之后被迫采取了这种立场。不过，黑格尔不像浪漫主义者那样断定人们由此便能随心所欲地解释历史，他坚持认为，只有理性可以声称具有这样的权威，即从这些过去的不完整的记录中提取真实的内容（无论它多么不完善），并将它们融合成一门真实的历史科学的基础——注意，不是融合成一门历史科学，而是一门历史科学的理论基础。黑格尔写道：“哲学为历史沉思带来的惟一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因而，世界历史理应为我们展现出一种理性过程［的模样］”（同上）。他也告诫我们，这种信念“在这样的历史领域之内是一种假设”（同上）。它在哲学中却非如此，因为若不把理性当作绝对的必要条件，哲学本身就不复存在。如果概念性历史充当了反思性历史与哲学性历史之间的过渡阶段，就必须用简单的自我意识模式来解释它，即它是自在的哲学性历史。黑格尔的问题在于阐明各种揭示这种自为的历史自我意识的原则，即在概念性历史的模式中反思它自己的行为，以及它与其主题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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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要从一种历史反思模式的朴素反讽，即简单地假定其发现物具有任意性和片面性，转向为争取了解赋予事件明确的历史性的那种内在连贯性。这一努力必然会通过思考对占据着历史领域的对象，以及它们之间的（因果的和类型学上的）关系所进行的隐喻的、转喻的和提喻的描述，而把思想贯彻到一个反讽式自我反思的更高阶段，在该阶段，历史意识和历史存在的根本意义都将暴露在就其根本性质所作的哲学反思之中。若按这样设想，历史哲学的目的就在于确定历史意识对于其客体的适当性，从而认为“历史的意义”既是一种意识的事实，也是一个存在的实体。只有这样，才能将历史意识提升到超越反讽的层面之上，提升到一种反思的层面之上，在这个层面上，历史意识不仅是自在的和自为的，而且是自在、自为、自主的，也就是说，它与其对象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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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历史意识可能上升到超越反讽的层面的所有这些预期，在黑格尔对此的表述中也充分意识到，历史上不可能达到这样一种主客体融合的状态。历史意识与历史存在的更高的真理——归根结底必然应当看成是相同的真理，即有关理性支配历史之规则的真理，以及历史向能够进行充分反思从而把握历史本质之意识所显示的有关理性方面的真理——它最终是一种哲学的真理。尽管艺术可能以其具体性和形式一致性而把握住这种真理，而宗教可能称其为上帝统治世界时运用的真理，哲学本身不能为之命名，因为就像黑格尔说的，哲学明白“真理即为整体”，而“绝对乃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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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们能够奠定某种基础，在此之上，能够将个体史学家提供的不完全的和片面的真理合理地视作一种历史科学的中心主题。对于这个更为适度的目的而言，上述所有那些考虑都是无关紧要，并且，其重要性都不如这一事实，即历史过程单独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分必要的材料，以此为基础，我们便能憧憬人性的科学。黑格尔写道，哲学无它，不过是尝试满足“认识理性的愿望”而已（第10页）。它不是“那种积累纯粹一堆知识的抱负”，也就是说，不在于积累特定科目的研究者都“预设”应得到的材料（同上）。“如果理性的清晰观念在我们的头脑里还没有发育成熟，在研究世界历史时，我们至少应当具有坚定不移的信念，认为理性确实存在其中；并且那个智力与自觉意志的世界并没有放任自流，而是必须依据自我认知（sich wissenden）的观念来表现它自己”（第10页［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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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黑格尔强调，他并非“必须将这种最初的要求加之于［读者的］信念上”，因为“我就此暂时说的话……将被认为是……整体的一种概况、是我们将要进行的研究之结果……”，是将要“历史地、经验地进行”的研究的“最终结果”（同上）。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忠实地采用一切历史的东西”作为反思的具体内容（第11页），即使“忠实地”和“采用”这些词汇含义非常模糊。那些关于世界过程最终之合理性的假设，也将运用在史学家以不同的“模式”进行反思而提供的材料上（同上），黑格尔认为没有理由为此而惊恐，因为在历史学中和在科学中一样，即使最“不偏不倚的”史学家也“相信并且表示他保持了一种单纯的接受性态度，全心致力于所提供的材料，但他的思维能力的运用决不是被动的。他用自己的范畴来观察通过这些媒介专门呈现在其精神视野中的现象”（同上）。哲学家反思历史只需要确实保持其理性的活跃，并且令它在其整个的考察过程中发挥作用。若具有理性自身的本质，考察的结果必定是对历史的理性陈述，它把历史说成是一种合理地可以理解的过程，这是因为，“谁用理性的眼光看待世界，世界也就呈现出理性的面貌。两者的关系是相互的”（同上）。重要之处在于，这种理性的面貌不应作为一种纯粹的形式一致性来接受。支配历史的规律必须理解成历史过程本身的内在之物，它在时间中展开，就像在科学中，自然的实际活动都按照用来概括自然的种种规律的形式得到了合理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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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反讽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它回避了认为历史是由神意支配的这样一种单纯朴素的或宗教的信念，这导致它以科学的方式，即理性或经验的方式来证明历史的神意本质，它不只是涉及个人或集体的生活，而是与整个人类的生活相关。按照黑格尔的观点，绝不可以诉诸对于神意的信仰，“因为我们不得不涉及的科学要求它自己提供同事实相对比时正确的证据（而非事实上某种学说的抽象真理）”。并且，这种“同事实相对比的正确性”要求我们首先认识到，从经验上来看，作为一个简单地视作种种所发生的事件的领地，人类首要地乃是被情感所主宰着的。这意味着任何历史解释都必须“描绘在这个巨大的舞台上展现的人类的情感、天赋和活力”，并且，它还通过既是理性的也是经验的明证，显示出这些混乱的事实不仅可以被认为具有某种形式，而且事实上还表明了某个计划（第13页）。揭示这项计划的普遍特征，即意在揭示“世界的终极方案”，这些说法暗含了该计划“内容”（Inhalt）的“抽象定义”，以及提供它实现的证据（第16页［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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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下面诸节中，我将指出黑格尔是如何扩充这种“精神”的本质的。他将这种“精神”设想成一种媒介，通过它，人们在认识到意识和存在之间可能的融合时，人们经验的思想、情感和存在的反讽最终将被超越。既然这种有关精神的学说在其他地方，如《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和《法哲学原理》中已经有详细论述，在此，我只是概略式地描述一下。这一学说的关键之处在于，黑格尔的讨论始于对精神与物质之间根本对立的认识。黑格尔说道，“世界”这个词“既包含了物质的本质，也包含了精神的本质”。他承认物质的本质在世界历史中扮演着一个角色，也承认在与他的主题相关的地方，必须提供世界历史机械运动的记录。但是他的主题是精神，而其“本质”能够按照其“抽象特质”进行描述：在时间中认识其观念或实现其自身的“手段”，以及精神的完美体现将呈现出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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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说道，精神能够理解为物质的对立面，物质的本质是由外在于它的东西决定的。精神是“自持的存在”（bei-sich-selbstsein），也就是“自由”，因为自由就是独立和自主，不依赖外在于自身的东西，也不由它决定。他继续说，自持的存在也是自我意识，即意识到它自己的存在，也就是说有关它自己潜在是什么的意识。黑格尔用这种有关自我意识的抽象定义来类比历史的真实观念：“在精神得出关于它本身潜在是什么这种知识的过程中，世界历史可以说是精神的显现。”（第17——18页）并且，就历史是在时间中实现的过程而论，得知精神潜在地就是某物的这种知识，也是精神潜在可能性的实现。既然自我意识不过是自由，它必定意味着精神在时间中的实现表现了自由原则的成长。因此，黑格尔写道：“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他还说，这种见识赋予他“普遍史的自然区划，并且暗示了关于它的讨论模式”（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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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结构的历史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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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哲学》导论中，黑格尔在两个关键段落中描述了历史领域作为一个问题，作为批判能力要期望从中获取某种意义的一组现象的特征。这两种描述本质上完全不同，对此要进一步研究，以确定它们的个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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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格尔对历史领域的特征所做的第一种描述中，他将之看成一种共时性结构，它被理解为情感的混乱状态，其中充斥着自私自利、暴行、希望的破灭，以及遭受挫折的计划和事业。在第二种描述中，他认为历史领域是一种历时性过程，就像一个特征仅仅表现为变化的领域。第一种描述意在充当一种概念生成的基础，使得被视为情感混乱状态的历史领域由此而能够被理解成一种目的的景象。第二种描述则为充当另一种概念生成的基础，使得被视为变化混沌状态的历史领域由此而能够被理解成一个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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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现象的领域，对历史领域的第一种描述得自于隐喻模式，也就是说，它不只是现象，而且是被命名的现象。黑格尔认为，历史领域的特点在于，它就其美学形式、该形式提供的道德蕴涵，以及有关这些东西的结合必然产生的哲学问题，将自身呈现给“外部的和现象的”直观。因此，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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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瞥一眼历史，它便使我们确信，人们的行动都始于他们的需要、情感、个性和天赋；我们还被这样的信念深深打动，即这种需要、情感和兴趣是行动的惟一源泉——在这种行为场合中的有效动因。［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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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注意到，的确，即使在这种理解层面上，我们依然有理由发现一些行为和计划，它们为的是献身于“自由的或普遍的目的”，例如“仁爱之心”或“高尚的爱国主义”，但是这种“德行和普遍的眼光与世界及其作为比起来就不算什么了”。理性自身可能显示出它对理解的影响，但是，在材料自身的基础之上，我们没有理由否认，“情感、个人目的，以及自私欲望的满足”才是“人类行动的最有效力的源泉”（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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