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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他们自己过的生活就如同莎士比亚悲剧中的英雄过的那样。并且，就其生活进行的简单的道德反思，其危险性在于，它有可能导致一种类似于历史领域的“任何简单地真实记录”导致的结论，即他们的生活就像始终满足于命运所指定角色的那些普通人过的那样毫无意义，也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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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观点只是在转喻的理解模式提供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而这种理解模式又是基于自然与历史之间进行的一种错误类比，即认为每一个行为都只是某些先前的机械因素的结果。因而，在行为背后的主观动力，如那些努力实现其伟业的个人的意愿、理智和情感，则被还原成了普通人同样具有的那种根本特性，他们没有丰功伟绩，除了是集体中的一员，便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印迹。黑格尔稍后谈到，那些事先假定历史不过是不同姿态的自然的人，在只适于理解自然的解释模式的逻辑引导下得出了历史毫无意义这样的结论，这没什么可惊讶的，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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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状态［事实上］主要是那种无法无天、暴虐恣行的状态，是那种野性冲动尚未驯服的状态，亦是那种充斥着残忍事件与情感的状态。［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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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类是“纯粹的自然”，我们将无法说明人类通常表现出的教化，就如无法解释作为这种教化手段的“社会状态”的起源。此外，我们不得不得出的结论是，在艺术、科学、宗教和哲学领域内，个人天才取得的最高成就全都是一种与野蛮状况下人类特征没有本质区别的意识的产物；这些天才所表现的不过是对在野蛮状态应该都已经出现的有限要素加以重新排列，而并非渐进式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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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实的情况是，原始人除了宗教和未充分发育的（习惯的）社会形式之外，的确没有创造出什么具有特别重要的文化意义的东西。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宗教形式”决定了国家的形式，后者是在贯穿于宗教形式之中的意识原则上产生的（第51页），并且将宗教形式中颇具特色的方面赋予这个民族的文化（第50页）。但是，假设作为野蛮精神之特征的那种意识形式也能充当文明精神的特征，那么，当所要求的正是对两种意识状态及其产物之间的不同进行评价或解释时，这种假设就使天平倾向只利于发现其相似性的分析。这样以消除差异来寻求相似性的情况植根于那些世外桃源般的神话，即幸福的自然状态的神话，这些神话曾令启蒙思想家怒火中烧，却促使浪漫主义者设法从现实存在的痛苦中逃逸到一个并不存在却只有幸福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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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问题在于解释清楚能够理解人类在历史之中发展的原理。从历时的方面考虑，这种发展表现出一种由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的变迁，而从其共时结构方面考虑，则表现为在野性和文明的原则之间存在的一种交互式连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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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过程的历史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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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历史领域视为过程将我们带到了另一个理解层次。在该层次之上，提喻意识以类型学的解释替代了因果解释，并且也用一种文化成果的形式或类型的连续性图景来替代了那种混乱的图景，对其的直接理解在悲剧形态下给出。黑格尔正是在此作出了一个评论，它往往被误解而用来证明他的历史哲学的形式主义本质。黑格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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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必须先验地（如果我们愿意这样称呼）熟悉正在讨论的诸原则所隶属的整个概念场，就像开普勒（用这种哲学思辨模式中的最著名的例子）在他能够从经验的材料发现那些不朽的“定律”之前，必须先验地熟悉椭圆、立方体、正方形，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那些“定律”只是与这些概念类别相关的思想形式。任何人，如果不熟悉包含了这些抽象的基础概念的科学，那么，尽管他终生凝视着天空和天体的运动，也没有能力理解这些定律，更谈不上发现它们［第64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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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黑格尔区分了“概念场”与描述“原则”，也区分了“思想形式”与它在解释不同种类的材料时运用的“概念类型”。在描述历史过程中能够使用的原则与概念类型源自于不同的思想形式既相互区别亦相互联系的概念场。一种纯粹的先验方法将由偏见导致的先入为主概念作为一种解释而简单地加在历史文献之上，倘若要避免它，就必定需要某种能够用一种特定思想形式来表述必要概念类型的原则，以便在世界过程的某个特定方面中区分什么是“本质的”，什么是“非本质的”东西。在概念场之中，确定性和自由被认为产生了种种原则、思想形式和概念类型，它们分别适用于描述和理解自然与历史的过程。正是在此，由于混淆了历史过程与单一的自然过程，有关历史的思想受到了机械论的威胁；而由于对历史过程中形式一致性的连续性存在着简单的认识，这种思想又受到了形式论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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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将历史看作一个发展过程，必要的概念就是开头、中间和结局，而不能按在物理性质中理解这些过程的模式，仅仅理解为创立、扩大、膨胀、终止。历史过程必须被视为类似于我们在思索艺术与宗教的最高成就时欣赏的那种完全的道德行动，即这样一个过程，它作为一种“开头”而源起，通过最初倾向的内容与形式的一种“辩证”转化而继续，在不只是一种纯粹终止的“完成或解决”中达到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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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性质则没有开头、中间或结局；它总是也永远是它不得不是的东西。我们能够想象它在某个特定时刻产生和结束，但是，在它从一个瞬间到另一个瞬间的过程中，它并没有发展，因此我们说它只是空间上的存在（第72页）。不错，有机体的本质确实表现出一种发展，可被认为是包含在种子中的成长的潜能得到了实现；但是个体要么可能要么不可能实现这种潜能。如果它实现了，它就将像自然规律注定的那样结束——最终结束的每一成长过程都正好与所有其他个体的一样，从一个个体到另一个个体之间不存在发展，并且在整个的有机生命之中，从一个物种到另一个物种之间也没有发展。此处，就有机体存在运动而言，它不存在发展，而只有循环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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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中的重大转变显示出了一种收获，即使我们不能确定它的内容，但我们在悲剧的结尾或通过辩证模式进行的哲学对话中经常凭直觉感觉到它的存在。在重大转变中，一物死亡之时，另一物却诞生；新生之物不像在植物与动物的生命中那样，它在其本质上不纯粹与原物相同。它是新事物，在其中，早先形式的生命，如戏剧中的情节、对话中的争论，作为其原料与内容被包含在后起形式的生命之内，也就是说，它从自在的目的转变成一种手段，以实现那个只是在焚化的余辉之中朦胧地意识到的更高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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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历史过程本质的洞见建立在对历史事实领域进行提喻式夸张的基础之上，该领域最初曾被当成“一种罪孽与苦难的全景”而加以隐喻式地领会和转喻式地理解。黑格尔就整个历史领域的特征所做的第二种主要描述中显示出存在着这种提喻式夸张的动力，在此，历史领域不仅仅被认为是混乱，而且也被认为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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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对历史领域的第二种特征所做的描述是以一句格言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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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历史因而是精神在时间中的发展，就像自然是理念在空间中的发展。［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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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处的语境中，通常在英语中翻译成“发展”（development）的这个词在德文中是Auslegung，字面意思是“展示、展开，显现”，与根据拉丁文词根ex和plicare而来的“解释”（explanation）或“说明”（explication）之意间接相关，这两种词根相结合，表达了一种“消除”褶皱的观念，平纸上或衣物上的褶皱。其引申之意即展开或澄清潜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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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这一过程真正性质的领悟不可能单单由提喻式夸张来提供。下面的段落会指出这点。意识从一种审美经由道德而转变成理智上的理解，我们在黑格尔以隐喻和转喻模式对历史领域所作的最初描述中遇见了同样的转变，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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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随便瞥一眼通常说的世界历史，就会看到一幅巨大的图画，其中变化与行动，以及民族、国家、个人的无限多样的形式动荡不宁，演替不止。［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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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式演替的景象唤起的情感状态，完全不同于最初描述的混乱景象所唤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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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能够深入人类心灵并使它感兴趣的东西，如我们对善、美和伟大的一切感觉，都已经发挥作用了。［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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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看到“到处是人类的行动和苦难”，但也看到一些与我们自己类似并“激起我们的兴趣或反感”的东西，而不论“这些东西”是以它的“美丽、自由和丰富多彩”来吸引我们，还是仅仅用它的“能量”来打动我们（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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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们看到，人们普遍关心并且包罗万象的事情进展相当缓慢，随后由于微不足道的环境中极为错综复杂的情况而放弃了，终究化作了尘埃。还有的情况是，为了一个细微结果花费九牛二虎之力；与此同时，那些显得无足轻重的事情却产生了惊人的后果。在各方面，都有一堆最庞杂的事件将我们卷入它的利害关系之中，这一群刚消失，另外一群立即取而代之。［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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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如此理解的历史景象，首先产生的普遍思想便是“一般而言的变化”（die Veränderungüberhaupt）的思想。“那种首先在个人与民族动荡不安的转变之中呈现它自身的范畴，存在一时旋即消失”。随后，这种理解很快地变化成一种“忧伤”情调，就好像我们在参观了一些强国的废墟，如罗马、波斯波利斯或迦太基而可能产生的情绪。但是，与这种对纯粹变化的思考“共同产生的另一种考虑”，也即由该景象中观察到的形式一致性而产生的考虑，便是“变化意味着解体，它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新生命的诞生，即当死亡成为生命的归宿时，生命也成了死亡的结果”（第7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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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立即浮现于黑格尔脑海里的问题是，要使这种形式一致性的相继状态得到理解，应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也就是说，如何才能将这种形式序列情节化。在后面的段落中，我们能够看到黑格尔在三种不同的情节结构之间所做的区分。这些结构可以用来描述那种被认为形式相继状态的过程，它们不同于史诗的情节结构，后者在最初认为历史领域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可能用来将纯粹变化的景象加以情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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