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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必须先验地（如果我们愿意这样称呼）熟悉正在讨论的诸原则所隶属的整个概念场，就像开普勒（用这种哲学思辨模式中的最著名的例子）在他能够从经验的材料发现那些不朽的“定律”之前，必须先验地熟悉椭圆、立方体、正方形，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那些“定律”只是与这些概念类别相关的思想形式。任何人，如果不熟悉包含了这些抽象的基础概念的科学，那么，尽管他终生凝视着天空和天体的运动，也没有能力理解这些定律，更谈不上发现它们［第64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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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黑格尔区分了“概念场”与描述“原则”，也区分了“思想形式”与它在解释不同种类的材料时运用的“概念类型”。在描述历史过程中能够使用的原则与概念类型源自于不同的思想形式既相互区别亦相互联系的概念场。一种纯粹的先验方法将由偏见导致的先入为主概念作为一种解释而简单地加在历史文献之上，倘若要避免它，就必定需要某种能够用一种特定思想形式来表述必要概念类型的原则，以便在世界过程的某个特定方面中区分什么是“本质的”，什么是“非本质的”东西。在概念场之中，确定性和自由被认为产生了种种原则、思想形式和概念类型，它们分别适用于描述和理解自然与历史的过程。正是在此，由于混淆了历史过程与单一的自然过程，有关历史的思想受到了机械论的威胁；而由于对历史过程中形式一致性的连续性存在着简单的认识，这种思想又受到了形式论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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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将历史看作一个发展过程，必要的概念就是开头、中间和结局，而不能按在物理性质中理解这些过程的模式，仅仅理解为创立、扩大、膨胀、终止。历史过程必须被视为类似于我们在思索艺术与宗教的最高成就时欣赏的那种完全的道德行动，即这样一个过程，它作为一种“开头”而源起，通过最初倾向的内容与形式的一种“辩证”转化而继续，在不只是一种纯粹终止的“完成或解决”中达到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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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性质则没有开头、中间或结局；它总是也永远是它不得不是的东西。我们能够想象它在某个特定时刻产生和结束，但是，在它从一个瞬间到另一个瞬间的过程中，它并没有发展，因此我们说它只是空间上的存在（第72页）。不错，有机体的本质确实表现出一种发展，可被认为是包含在种子中的成长的潜能得到了实现；但是个体要么可能要么不可能实现这种潜能。如果它实现了，它就将像自然规律注定的那样结束——最终结束的每一成长过程都正好与所有其他个体的一样，从一个个体到另一个个体之间不存在发展，并且在整个的有机生命之中，从一个物种到另一个物种之间也没有发展。此处，就有机体存在运动而言，它不存在发展，而只有循环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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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中的重大转变显示出了一种收获，即使我们不能确定它的内容，但我们在悲剧的结尾或通过辩证模式进行的哲学对话中经常凭直觉感觉到它的存在。在重大转变中，一物死亡之时，另一物却诞生；新生之物不像在植物与动物的生命中那样，它在其本质上不纯粹与原物相同。它是新事物，在其中，早先形式的生命，如戏剧中的情节、对话中的争论，作为其原料与内容被包含在后起形式的生命之内，也就是说，它从自在的目的转变成一种手段，以实现那个只是在焚化的余辉之中朦胧地意识到的更高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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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历史过程本质的洞见建立在对历史事实领域进行提喻式夸张的基础之上，该领域最初曾被当成“一种罪孽与苦难的全景”而加以隐喻式地领会和转喻式地理解。黑格尔就整个历史领域的特征所做的第二种主要描述中显示出存在着这种提喻式夸张的动力，在此，历史领域不仅仅被认为是混乱，而且也被认为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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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对历史领域的第二种特征所做的描述是以一句格言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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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历史因而是精神在时间中的发展，就像自然是理念在空间中的发展。［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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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处的语境中，通常在英语中翻译成“发展”（development）的这个词在德文中是Auslegung，字面意思是“展示、展开，显现”，与根据拉丁文词根ex和plicare而来的“解释”（explanation）或“说明”（explication）之意间接相关，这两种词根相结合，表达了一种“消除”褶皱的观念，平纸上或衣物上的褶皱。其引申之意即展开或澄清潜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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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这一过程真正性质的领悟不可能单单由提喻式夸张来提供。下面的段落会指出这点。意识从一种审美经由道德而转变成理智上的理解，我们在黑格尔以隐喻和转喻模式对历史领域所作的最初描述中遇见了同样的转变，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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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随便瞥一眼通常说的世界历史，就会看到一幅巨大的图画，其中变化与行动，以及民族、国家、个人的无限多样的形式动荡不宁，演替不止。［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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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式演替的景象唤起的情感状态，完全不同于最初描述的混乱景象所唤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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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能够深入人类心灵并使它感兴趣的东西，如我们对善、美和伟大的一切感觉，都已经发挥作用了。［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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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看到“到处是人类的行动和苦难”，但也看到一些与我们自己类似并“激起我们的兴趣或反感”的东西，而不论“这些东西”是以它的“美丽、自由和丰富多彩”来吸引我们，还是仅仅用它的“能量”来打动我们（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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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们看到，人们普遍关心并且包罗万象的事情进展相当缓慢，随后由于微不足道的环境中极为错综复杂的情况而放弃了，终究化作了尘埃。还有的情况是，为了一个细微结果花费九牛二虎之力；与此同时，那些显得无足轻重的事情却产生了惊人的后果。在各方面，都有一堆最庞杂的事件将我们卷入它的利害关系之中，这一群刚消失，另外一群立即取而代之。［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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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如此理解的历史景象，首先产生的普遍思想便是“一般而言的变化”（die Veränderungüberhaupt）的思想。“那种首先在个人与民族动荡不安的转变之中呈现它自身的范畴，存在一时旋即消失”。随后，这种理解很快地变化成一种“忧伤”情调，就好像我们在参观了一些强国的废墟，如罗马、波斯波利斯或迦太基而可能产生的情绪。但是，与这种对纯粹变化的思考“共同产生的另一种考虑”，也即由该景象中观察到的形式一致性而产生的考虑，便是“变化意味着解体，它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新生命的诞生，即当死亡成为生命的归宿时，生命也成了死亡的结果”（第7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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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立即浮现于黑格尔脑海里的问题是，要使这种形式一致性的相继状态得到理解，应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也就是说，如何才能将这种形式序列情节化。在后面的段落中，我们能够看到黑格尔在三种不同的情节结构之间所做的区分。这些结构可以用来描述那种被认为形式相继状态的过程，它们不同于史诗的情节结构，后者在最初认为历史领域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可能用来将纯粹变化的景象加以情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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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与自然的类比（即回到那样描述变化的转喻模式），对上述形式的相继可以用两种都可以说成是悲剧性的方法来看，这两种看法都相信所理解的事实是，至少在人性中，“当死亡成为生命的归宿时，生命也成了死亡的结果”（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例如，形式的相继可能当成由一种内容到一种新的形式的转化而被情节化，就像东方的轮回学说中那样；或者，它可能并不被看成一种转化，而是像凤凰涅槃的神话中那样，一个新生命从旧生命的灰烬中不断地创生。（第73页）黑格尔称，这种包含在东方的世界过程观念中的洞见非常“伟大”，但他否认它们已经获得哲学真理，其原因有二。首先，这种洞见（即“当死亡成为生命的归宿时，生命也成了死亡的结果”）只是对自然界有着普遍的真实性，而对自然界的个体不具有特殊的真实性。其次，单纯的转化或相继重现的观念的确没有正确看待历史过程向理解力显示出来的生命形式的多样性，这与自然过程所显示的是不一样的。黑格尔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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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毁灭了它存在的皮囊之后，不仅仅是转移到另一个皮囊中，也不是从它以前的形式之灰烬中脱胎新生；它以一种更纯的精神（ein reinerer）神采飞扬（erhoben）、光彩夺目地（verklärt）出现。它确实与自己战斗——毁灭自己的存在；但是，在这种真正的毁灭之中，它将自己的存在发展成一种新的形式，而每一个相继的阶段都依次成为它将自己提升（erhebt）为一种新构造［Bildung］的材料。［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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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表述也暗含了另外一个理由，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仍然不能认为整个的历史过程预构了一种喜剧的结局。因为，那些使得形式相继的情节得到理解承认的原则仍未获得解释。要解释这些原则，就需要一种根据该过程之内的视角得出的观点，这样，这种过程就不会被理解为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相同的一致性的连续，而是被理解成自我操作的自主过程，理解成“按不同的模式和方向”进行努力的过程，在此过程之中，先前的形式充当了创造后继事物的材料，也刺激了后继事物的诞生。根据这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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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变化的抽象概念被扬弃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神在每一个它的多样性本质能够遵循的方向上，显现、发展、完善其自身力量这种思想。［同上，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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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必须假定它在本质上支配着这一过程的精神，只有“在它引起的各式各样的产物和陈述”那儿，才能对它的力量有所认识。（同上）这意味着历史过程必须不仅仅被看成是运动、变化与连续，它还必须被看成“行动”：“精神依其本质而行动，为的是实现自己、满足自己、明白自己，成为自己的作品；因而精神就是它自己的目的，自己表现为自己的存在。”（第72页［第99页］）因而，对历史上的个人来说是如此，这些成功地摆脱了自己的社会的悲剧式英雄，至少有效地将自己改造成了自己努力的结果；而对整个的民族和国家来说也是这样，它们一开始就是精神形式的受益者或俘虏，它们反对世界或迎合世界的努力在这些精神的形式中来显示自身。这就暗示了，每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生活和历史中每一位英雄人物的生活一样，都是一个悲剧。并且，将民族与国家加以情节化，即把它当作一种历史实在来理解，其适当的模式就是悲剧的模式。事实上，黑格尔已经将他在世界历史中发现的所有文明形式的历史都用悲剧性词汇情节化了。在他的《哲学全书》和《美学》中，他已经为充当最高类型的反思性史学的这种情节化模式提供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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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只是简单地应用了这种描述单个文明的起源、兴起、解体和灭亡过程的模式。他并不想证明情节化的悲剧模式是合理的，而只是简单地假定它是一种合适的模式，可以用来描述特定文明，如希腊或罗马文明的生命周期中发现的发展过程。能够预先假定这种模式是因为，任何一个命数已尽的文明的综合史，都由职业史学家按此惯例加以情节化。由于兴衰模式有着宿命和必然性的特征，因此，在哲学方面缺乏自觉性的史学家对这种模式进行反思，从中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他可以断定，这种模式不可能会是别样的，并且，因为它事实如此，它只能作为一个总体的悲剧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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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思考历史过程的确会得出它是一连串悲剧的看法。最初作为一种史诗的“情感大观”的东西在此变成了一系列悲剧式挫折。然而，这些悲剧式挫折中的每一项都是支配着整个系列的规律的显现。但是，这种历史发展规律并没有被看成是类似于那种决定着进化、相互作用或自然物体的规律，它不是自然规律，而应说是历史规律，即自由的规律，被包含在每一项以悲剧结局达到顶峰的人类计划之中。进而，这种规律象征着一种喜剧的结果，它产生于悲剧样式之下直接获得理解的整个的形式相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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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目的在于证明，那种对每一种特定文明的悲剧特质具有的理解，转变成了对整体历史呈现出的戏剧具有的喜剧式理解。在《精神现象学》中，他以同样的方式提出，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要优于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中包含的道德判断力。在他对世界历史进行的思考中，他力求赋予整体的历史一种喜剧含义，它以历史上一般生命过程的纯粹悲剧性概念的含义为基础，以此为转移，进而超越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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