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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黑格尔说道，在“第二个区域——印度地区——我们看到统一的政治组织……分崩离析。社会的各种权力好像分裂了，相互间没有任何关系”。种姓等级是固定的，但是“从确立它们的宗教教义来看，它们好像是自然而然地区分的”。它们存在于那种由因果关系决定的分裂模式中，即转喻的模式中。在具有隐喻倾向的中国地区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主体与客体在形式上被联合在一起。比较由此造成的苦难，印度地区则存在于连续不断的冲突（agonic）张力之中。于是在印度，神权专制统治被神权贵族统治取代了，而与之相应的是，它失去了秩序和方向。既然假定分裂内在于宇宙真正的本质之中，那么总体之中便不可能有秩序和共同的方向。这种文明的原则“设定了最苛刻的对立面——一方面是纯粹抽象的上帝的统一的观念，另一方面是纯粹感官的自然力量的观念。联系两种观念的只是一种不断的变化，即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不间断的奔走，这是一种乱糟糟的混沌状态，它毫无结果、变化多端；对一种适度而有节制、有理智的意识来说，它肯定像是发疯了”。（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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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斯，那里出现了一种原则，可能克服上述的分裂，并且能够在更适合于转化成社会的和政治的原则基础之上维护人类的统一——即对一切存在的精神本质进行（提喻式的）理解。然而，波斯的这种“精神”仍然是用它在物质上的相似物来设想的，那就是纯洁的光明。这样，黑格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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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非常特殊的东方式的；我们可能拿印度和希腊相比，另一方面拿波斯和罗马比较。［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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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神权不仅仅在波斯表现为君主政权，而且君主政权用来进行统治的那种原则，即精神上的原则，也从物质上获得其解释，并因而没有办法以一定方式来构思其意识中的理想，即法治，以使之在事实上允许承认臣民的尊严。波斯的统一可以用“阳光普照”来看待，它普照四方，以一种纯粹外在的关系将各个部分联合成一个整体，而这种关系在臣民的认识和经验中正是一种仁慈的关系（第114页）。纯粹的形式一致性将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原则理解为基本原则，在这样一种形式一致性中，波斯帝国允许单个民族凝聚、发展，例如犹太人。它误以为，这些部分得到允许自由发展，不会损害或破坏它设想的整体在精神上的统一（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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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部分以这种方式发展，而又对整体的统一根本没有任何威胁，这是不太可能的。有两个事实可证明这一点：其一是爱奥尼亚的希腊人起义，他们主张个性的绝对价值，反对徒有其表的普遍性；其二是埃及人的起义，他们重申物质性要求，反对华而不实的精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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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说，在埃及，“对立在其抽象形式之中被突破了；这种突破使对立没有了用处”（第115页）。埃及人以反讽的方式把世界理解成一种分裂的状态，在其中，精神和物质的分立被体验成了深刻的痛苦和焦虑。因此，埃及文化呈现了“最矛盾的原则”的面貌，它还没有能力使埃及人自己和谐一致，而是在将这种和谐的产生当作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之后，将自己变成了一个对于自身和他人的“谜”。这个谜最后在希腊被解开了，与此同时，它也提供了转变为一个新世界的原则。当然，这个“谜”的谜底便是俄狄浦斯在去底比斯的三岔口上遇到斯芬克司时，为它的谜给出的谜底（第220——221页）[13] 。这个埃及人无法解答的谜，谜底便是“人”，但是，这个谜底不是在东方世界，而是在西方发现的（在俄狄浦斯的神话中，斯芬克司曾到希腊旅行）。这个事实暗示了，由于这个或那个特定文化的悲剧性起伏而在人类意识中生成的人性之精华，其成果并没有被赋予该文化自身，而是给予了继之而起的那种文化，给予了成功地解决了那个由规律的反讽性意识在它自身的构造中创造的“谜”的文化。将人类存在之神秘说成是一个谜，这也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来阐明整体的历史追求根本上具有的喜剧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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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无须涉及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就人类历史戏剧所做的全部解释。关键之处在于，黑格尔要求我们将自己看成是一部戏剧中的演员。尽管这部戏剧真正的结局还不可知，但是它显示出一部精心制作的剧本或一种辩证的论证具有的整齐性和连续性，因而让我们有更好的理由相信这部戏剧的结局不仅不会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也不会是悲剧性的。作为一种手段，悲剧阐明了我们存在的某个方面，以及某个特定文化或一般文明的演进中的某个阶段，它有其价值。但是，它被限制在了整体具有的喜剧本质这个更高的情景之内。这样，我们在意识中领悟并理解世界的不同模式，如隐喻模式、转喻模式和提喻模式也都有其自身的价值，那就是充当获得那种更高的反讽意识的手段。反讽意识认为，人们关于世界的任何确定理解在本质上都是不完善的、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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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这种反讽姿态之外，我们在科学中寸步难行，因为，既然我们生存在历史之中，我们便不可能知道关于历史的最后真理。然而，我们能隐约感觉到这种真理将采取的形式，它是和谐的、理性的、自由的，是意识与存在的统一，这是在宗教中以直觉感悟到的，在艺术中以隐喻想象到的，在科学中以转喻描绘出的，在哲学中以提喻综合到的，最后，是在历史意识本身中，以反讽拉开距离并且将它当成了需要花费大量精力理解的目标。面对就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具有的反讽认识，这些在理解上持续付出大量精力所需要的理由，是由艺术本身在对各种形式混乱状态的喜剧想象中提供的。此时，这种喜剧想象已经变成了一种狂欢，一种关于整体的快乐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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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关世界的感知，经过对世界的宗教、艺术、科学、哲学和历史的理解（每一种理解都把前面一种理解当作简单的领悟），这种趋向在历史中反映了存在在其现实化中、意识在其认识中的本质运动。自在的历史意识诞生之时，也是人性的历史中关于存在的确定历史模式诞生之时。从希腊到黑格尔自己的时代，这种历史意识已经成了“自为的”了，它已经从其他意识形式中分离出来，并且被个体史学家用在了他们实际写作的各种“反思性”历史之中。这种实际的历史写作为第三类历史反思——即对历史意识本身性质的反思，以及对历史意识与历史存在的关系的反思——创造了条件，并且在诸如宗教、艺术、科学和哲学的意识之内，提升了那种为更高类型的意识通常充当有效前提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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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艺术、科学和哲学，它们自身都反映了特定文明的（也是一般意识的）闭合状态中的不同阶段及其对象（在一般意识的情况下，即纯粹的存在）。这些阶段又能够用于描述一种文化对它自身及其世界进行的领悟与理解具有的水平，因为它们在时间中是以自在、自为、自在并且自为、自在自为并且自主的形态发展的，进而，这些形态又为描述一切文明由诞生到死亡经历的四个阶段提供了各种模式。不过，运用哲学性的历史（即黑格尔在其著作中提出的这类）对这四个阶段的本质具有的认识，反映出一种更高种类的意识的兴起，它为超越意识与存在之间一般关系的“反讽”性质提供了基础，也为超越世界历史之中文明及其各种体现之间关系的“反讽”性质提供了基础。这种新的意识模式代表着以喜剧方式想象世界过程的意识在兴起。现在，它面对任何特定的悲剧情境时，不仅声明生命胜于死亡而具有首要价值，而且也知道了这样说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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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该书即中译本《风俗论》导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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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帕莱（1697——1781），法国词典编纂者。——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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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圣雷亚尔（1639——1692），法国历史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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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圣埃夫里蒙（1633——1703），法国文学家，批评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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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弗里德（1878——1938），奥地利作家，文学史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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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康德此段文字见于《评赫尔德〈人类历史哲学观念〉》，此处译文采用何兆武所译，见于《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4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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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章中所引黑格尔《历史哲学》文字的部分译文参考了王造时中译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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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nemosyne，记忆女神。——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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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此句译文出自朱光潜译《新科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97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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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章有关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文字的引文，基本出自贺麟、王玖兴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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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罗马神名，即智慧与技艺女神，一般也译为“猫头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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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关于这四个术语，具体的解释可参见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章、第11章相关内容。——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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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俄狄浦斯遇到斯芬克司时，后者问：“朝晨四脚走，白天两脚走，夜里三脚走，这是什么东西？”俄狄浦斯答道：“人。”见《历史哲学》，中译本，第228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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