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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无须涉及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就人类历史戏剧所做的全部解释。关键之处在于，黑格尔要求我们将自己看成是一部戏剧中的演员。尽管这部戏剧真正的结局还不可知，但是它显示出一部精心制作的剧本或一种辩证的论证具有的整齐性和连续性，因而让我们有更好的理由相信这部戏剧的结局不仅不会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也不会是悲剧性的。作为一种手段，悲剧阐明了我们存在的某个方面，以及某个特定文化或一般文明的演进中的某个阶段，它有其价值。但是，它被限制在了整体具有的喜剧本质这个更高的情景之内。这样，我们在意识中领悟并理解世界的不同模式，如隐喻模式、转喻模式和提喻模式也都有其自身的价值，那就是充当获得那种更高的反讽意识的手段。反讽意识认为，人们关于世界的任何确定理解在本质上都是不完善的、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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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这种反讽姿态之外，我们在科学中寸步难行，因为，既然我们生存在历史之中，我们便不可能知道关于历史的最后真理。然而，我们能隐约感觉到这种真理将采取的形式，它是和谐的、理性的、自由的，是意识与存在的统一，这是在宗教中以直觉感悟到的，在艺术中以隐喻想象到的，在科学中以转喻描绘出的，在哲学中以提喻综合到的，最后，是在历史意识本身中，以反讽拉开距离并且将它当成了需要花费大量精力理解的目标。面对就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具有的反讽认识，这些在理解上持续付出大量精力所需要的理由，是由艺术本身在对各种形式混乱状态的喜剧想象中提供的。此时，这种喜剧想象已经变成了一种狂欢，一种关于整体的快乐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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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关世界的感知，经过对世界的宗教、艺术、科学、哲学和历史的理解（每一种理解都把前面一种理解当作简单的领悟），这种趋向在历史中反映了存在在其现实化中、意识在其认识中的本质运动。自在的历史意识诞生之时，也是人性的历史中关于存在的确定历史模式诞生之时。从希腊到黑格尔自己的时代，这种历史意识已经成了“自为的”了，它已经从其他意识形式中分离出来，并且被个体史学家用在了他们实际写作的各种“反思性”历史之中。这种实际的历史写作为第三类历史反思——即对历史意识本身性质的反思，以及对历史意识与历史存在的关系的反思——创造了条件，并且在诸如宗教、艺术、科学和哲学的意识之内，提升了那种为更高类型的意识通常充当有效前提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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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艺术、科学和哲学，它们自身都反映了特定文明的（也是一般意识的）闭合状态中的不同阶段及其对象（在一般意识的情况下，即纯粹的存在）。这些阶段又能够用于描述一种文化对它自身及其世界进行的领悟与理解具有的水平，因为它们在时间中是以自在、自为、自在并且自为、自在自为并且自主的形态发展的，进而，这些形态又为描述一切文明由诞生到死亡经历的四个阶段提供了各种模式。不过，运用哲学性的历史（即黑格尔在其著作中提出的这类）对这四个阶段的本质具有的认识，反映出一种更高种类的意识的兴起，它为超越意识与存在之间一般关系的“反讽”性质提供了基础，也为超越世界历史之中文明及其各种体现之间关系的“反讽”性质提供了基础。这种新的意识模式代表着以喜剧方式想象世界过程的意识在兴起。现在，它面对任何特定的悲剧情境时，不仅声明生命胜于死亡而具有首要价值，而且也知道了这样说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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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该书即中译本《风俗论》导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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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帕莱（1697——1781），法国词典编纂者。——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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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圣雷亚尔（1639——1692），法国历史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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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圣埃夫里蒙（1633——1703），法国文学家，批评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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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弗里德（1878——1938），奥地利作家，文学史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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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康德此段文字见于《评赫尔德〈人类历史哲学观念〉》，此处译文采用何兆武所译，见于《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4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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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章中所引黑格尔《历史哲学》文字的部分译文参考了王造时中译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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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nemosyne，记忆女神。——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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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此句译文出自朱光潜译《新科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97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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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章有关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文字的引文，基本出自贺麟、王玖兴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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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罗马神名，即智慧与技艺女神，一般也译为“猫头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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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关于这四个术语，具体的解释可参见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章、第11章相关内容。——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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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俄狄浦斯遇到斯芬克司时，后者问：“朝晨四脚走，白天两脚走，夜里三脚走，这是什么东西？”俄狄浦斯答道：“人。”见《历史哲学》，中译本，第228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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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 第二部分 19世纪历史写作中的四种“实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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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米什莱：作为浪漫剧的历史实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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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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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是他以前每一位史学家的批判者，在以后的时代中，他也是历史的良知。在研究历史意识问题时，没有人能接近于获得黑格尔那种眼光和深度，即使是气质与兴趣范围与他最相近的哲学家克罗齐也做不到。然而，很少有史学思想家愿意深入他们自己关于历史的成见之中，也不愿深入从其研究中得出的那种知识之中。这些以历史为职业的史学家整日里忙于写作历史，也没有时间去仔细考察一下其行为的理论基础。黑格尔试图提供的有关历史知识的证明理由，看来既没有这个必要，更不必如此罗嗦。正当黑格尔在深思着历史学作为一种特殊意识形式所需要的理论证明这个问题，并尝试着界定它与艺术、科学、哲学、宗教意识的关系时，历史研究已经职业化了。历史学曾是一个普通的研究领域，它是由业余爱好者、外行以及好古者培育起来的。现在，由一个普通领域转变成一个专业学科，看来它有足够的理由可以把历史编纂与“历史哲学”没完没了的思辨分隔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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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年，柏林大学设立历史教席，巴黎大学（Sorbonne）设立历史教席是在1812年。不久，编辑出版历史档案的团体也建立起来。《德意志史料集成》小组于1819年建立，巴黎文献学院于1821年建立。1830年以后，在各国民族主义者的推动之下，这些团体及时获得了政府提供的补助。到19世纪中叶以后，重要的全国性历史研究杂志创刊了，它们是1859年创办的《历史杂志》，1876年创办的《历史评论》，1884年创办的《意大利杂志》，1886年创办的《英国历史评论》。历史学这个职业逐渐学术化了。教授职位形成了一个知识阶层，它致力于推动和培育一种具有社会责任的历史学；训练、确认行业新人，保持优秀的研究水准，运作专业范围内的联系机构，并且总体上满意于处于大学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部门之间的特权位置。在这种历史领域的学科化过程中，英国落后于欧陆国家。牛津大学只是到了1866年，才设立钦定历史教授席位，首先由斯塔布斯主讲；剑桥随后于1869年设立该教席。但是，英国大学生直到1875年才能够将历史研究当作一个独立领域作为其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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