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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涅认为，在挫伤“德意志人民追求自由的三分钟狂热”的阴谋中，历史哲学家、自然哲学家、歌德派唯美主义者，以及那些历史学派[5] “自作聪明的人”都不遗余力。史学家尤其是些“趋炎附势和蛊惑人心”（Ranken and Ränken）之人，他们谋划了一种“方便舒心的宿命论”来为政治利害关系充当解毒剂。甚至连浪漫主义诗人都没有免受指责。当史学家使其思想偏向于思考过去时，诗人们则投入到冥想不确定性未来之中，而现在只不过变成了对事情本应该如何或者还应该怎样的一种茫然的空想。但是，不论出现哪一种情况都暗示着，现实中的人都不是他们自在的目的，还不如说只是达到一种隐约觉察到的“人道”（Humanität）的手段。海涅说道，无论是“科学的”历史学还是“美学的”诗歌，都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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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与我们自身鲜明的生活意义和谐一致。一方面，我们并不想要那些徒劳无益的激励，也不愿因我们在已无用处的过去中拥有的好东西来画地为牢，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求活生生的现在有其应有的价值，而不只是充当某种遥遥无期的目的的手段。事实上，我们认为自己比仅仅作为某个目的的手段要重要得多。我们相信，手段与目的只是一种惯常用的概念，是冥想之人曲解自然与历史的概念，而造物主对此一无所知。因为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的目的，每一个事件都有自己的情境，并且，存在于此的每一种事物，即整个的世界，都有它自己的权利。［尤恩编，第8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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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涅最后以一种挑战性的言语来收尾，一方面抨击专业史学家培养的那种消过毒的历史学观念，另一方面抨击浪漫主义诗人的温柔乡式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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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既非手段，亦非目的，而是权利。生活希望这种权利发挥其效用，反对僵死的要求，反对过去。为生活辩护就是革命。当我们投身于这项事业之中，史学家和诗人挽歌般的冷漠绝不会麻痹我们的热情。那些允诺我们在未来得到幸福的人，他们的浪漫主义图景也不能引诱我们牺牲现在的利益、时下为人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以及生活本身的权利。［第809——8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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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生活的权利与僵死的过去和尚未诞生的未来的要求相对立时，海涅先于尼采发动了进攻。19世纪70年代，尼采对一切形式的学院式历史学进行了抨击，这种抨击到80年代（易卜生）、90年代（纪德、曼）及20世纪早期（瓦莱里、普鲁斯特、乔伊斯、劳伦斯）的文学中，都快有变成陈词滥调的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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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史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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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21年（洪堡的《论史学家的任务》发表）到1868年（德罗伊森的《历史学纲要》发表）这一时期内，产生了一些至今无论对专业史学家还是业余史学爱好者来说，都不失为近代史学成就的典范的作品。一份有关19世纪无可争议的四位史学大师著作的简明编年目录，足以说明这种以阐明当代问题的方式努力理解过去所具有的广度和深度。此处所说的大师是浪漫主义史学派的天才领袖朱尔·米什莱（1789——1877）；历史学派的创立者、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和学院史学的典范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1886）；社会史的真正奠基者、近代历史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6] 和马克斯·韦伯的榜样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1806——1859）；最后是雅各布·布克哈特（1818——1897），他是文化史学家的榜样、美术史的拓荒者和历史表现的印象主义风格的阐释者。这里提及的著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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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4年，兰克的《拉丁和条顿民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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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7年，米什莱所译维柯的《新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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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8年，米什莱的《近代史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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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9年，兰克的《塞尔维亚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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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年，米什莱的《世界史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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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3——1834年，米什莱的《法国史》有关中世纪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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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4——1836年，兰克的《教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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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5——1840年，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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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1847年，兰克的《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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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米什莱的《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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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年，兰克的《九卷本普鲁士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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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1853年，米什莱的《法国大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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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1861年，兰克的《16和17世纪的法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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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布克哈特的《君士坦丁大帝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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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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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1868年，兰克的《17世纪的英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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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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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1873年，米什莱的《19世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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