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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9年，兰克的《塞尔维亚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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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年，米什莱的《世界史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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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3——1834年，米什莱的《法国史》有关中世纪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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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4——1836年，兰克的《教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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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5——1840年，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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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1847年，兰克的《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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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米什莱的《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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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年，兰克的《九卷本普鲁士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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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1853年，米什莱的《法国大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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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1861年，兰克的《16和17世纪的法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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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布克哈特的《君士坦丁大帝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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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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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1868年，兰克的《17世纪的英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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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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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1873年，米什莱的《19世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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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大堆几乎都是杰出史学家的著作，或许可以加到这份清单中来。他们是伟大的古典史家格罗特、德罗伊森、蒙森和菲斯泰尔·德·库朗热；中世纪史家斯塔布斯和梅特兰；民族主义者济伯尔和特赖契克；所谓的教条主义者梯叶里和基佐；还有历史哲学家孔德、斯宾塞、巴克尔、戈比诺、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尼采，以及泰纳。但是，除了列为历史哲学家的某些人，其他没有哪位能够具有前面四位史学大师的权威与声望。因为虽然其他史学大师构成了整个的研究领域，并且也能看作是代表着19世纪历史思想的不同风格，但是，只有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这四位依旧充当了一种特别的历史意识的典范。他们表现的不仅是历史写作的原创性成就，还表现出一种“实在性”史学可供选择的各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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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与历史哲学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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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努力为他视为近代独有的历史反思类型提供理论上的证明。他所称的“原始性”历史在古希腊时就存在。自古希腊以来，历史思想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四种类型的反思性历史，其中每一种都代表了历史学自我意识的一种更高形式。就如黑格尔认识的一样，历史哲学本身不过是对作为“反思性历史”基础的原则所做的解释，以及把它们系统地运用到以一种更高、更自觉的“反思性”方式撰写世界历史的问题之上。他并没有建议史学家自己去尝试着写作这样一部世界历史，而是主张将它留给哲学家去写。这是因为只有哲学家有能力理解反思性历史学的成果中到底暗含了一些什么内容，并将它的认识论的、美学上的和伦理上的原则提到意识中，进而将这些原则运用到普遍的人类史这个难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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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9世纪的历史学家而言，这种在历史学与历史哲学之间进行区分的方式一般不易理解，即使理解也不易被接纳。对他们多数人而言，“历史哲学”代表着一种在哲学预想的基础上撰述历史的努力，它需要曲解证据来适应通过先验推理获得的图式。而像19世纪一流史学家所理解的“历史学方法”，其做法是：不抱任何假想积极地投入到档案之中；研究在那里找到的文献；最后，撰写由文献证明了的有关某个事件的故事，让故事自己成为过去“发生了什么”的解释。其观念在于让解释自然而然地从文献本身中显现出来，随后以故事的形式描绘出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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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自己为文献中发生的事件进行情节化的观念，只是被一些每次努力进行叙事描述时都对诗意因素敏感的思想家隐约感觉到了。在史学家中，像德罗伊森便是范例，哲学家则有黑格尔和尼采，但其他人便少有如此者。要是认为史学家对他的故事进行了情节化，肯定会得罪大多数19世纪史学家。不同“观点”或许可以使用于过去的历史，这一点没有被否定，但这些“观点”更多地是被当作需要禁止的偏见，而不是看成可能是启发性不亚于朦胧性的诗意看法。那时的观点是根据“实际发生的事件”来“讲述它的故事”，和材料相关不能存在明显的观念渣滓或意识形态预构。如果正确地讲述了这个故事，有关实际发生的事件的解释便会从叙事中自己勾画出来，就好像一幅恰当描绘出来的地图可以勾勒出地形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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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历史理应有某种解释性成分，就像地图有“图例”。然而，这种成分必须移到叙事自身的外围，也和地图的图例一样。历史的“图例”或者可以说是放在了一个特别的盒子中，即某人为他编纂的历史撰写的前言或结语包含的“概括性评论”中。真正的解释存在于讲述故事的过程中，该故事必须细节准确、意义无误。但是，细节准确往往与故事意义的真实性混淆在了一起。人们没有注意到，故事的意义是由被挑选来构成故事的情节化模式所赋予的，运用这种情节化模式可以讲述一种特殊类型的故事。人们也不理解，选择一种情节化模式本身就反映出承诺了某种历史哲学，黑格尔在《美学》中探讨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历史时，就曾指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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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历史学”与“历史哲学”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19世纪的四位史学大师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回答。但是，他们一致认为，撰写一部真正的历史应该是客观的、不存在先入之见的，它只对过去的事实本身感兴趣，不存在先验的倾向而将事实塑造成一种形式体系。然而，这些大师们撰写的历史最显著的特征便是他们的形式一致性，以及他们对历史领域的观念性控制。在这四人中，布克哈特最出色地做到了表达一位只是简单地让事实“为它们自己说话”的史学家所具有的感想，并且使其叙事的观念性原则最彻底地掩埋在其著作的结构之内。然而，即使是他这样的一种印象主义式的史学家，也具有其自身的形式一致性，即“反讽”的一致性，这是一种以高度敏锐的精神来描绘荒唐世界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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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托克维尔，其他三位史学大师没有哪位将形式上的解释性论证置于叙述的最显著位置。人们需要从史学家所撰历史的故事情节中得出某些含义，提取出所援用的各种原则。然而，这意味着，解释性效果的价值有赖于情节化模式。事实上，如今米什莱、兰克和托克维尔都同样被视为其代表的那种“历史主义”，其特点可以这样说，它以情节化来代替论证作为一种解释策略。若按兰克的方式，当史学家主张只是简单地“如实直书”，并且通过讲述过去的“故事”来解释过去时，他们便明确地接受了以描述来进行解释的观念，而且在使用着以情节化来进行解释的技艺。四位大师每人都讲述着不同种类的故事——浪漫剧、喜剧、悲剧或讽刺剧，或者至少假定了这些故事形式中的这一种或那一种，作为他正在详细描述的历史片断的一般框架。于是，要确定他们所表现的“历史哲学”的特征，必定不仅要根据他们所接受的形式解释策略，而且要根据他们挑选用来构成或表达所要讲述的故事的情节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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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甚至要比他们挑选的情节化模式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把历史领域预构成一个范围的意识模式，一种在这种结构之前假定的姿态，一种他们用来描述它的语言规则。四位19世纪的史学大师就如何撰写历史这个问题，表现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他们各自挑选了浪漫剧的、喜剧的、悲剧的和讽刺剧的模式来编织历史情节。但是，他们在历史领域前摆出了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姿态，分别是无政府主义的、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和极端保守主义的。他们中没有哪位是激进主义者。而他们预构这个领域的语言规则也同样有所不同，即分别是隐喻式的、提喻式的、转喻式的和反讽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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