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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全心地热爱着统一的东西存在……地理本身消失了。人们之间的任何山脉、河流或者屏障都不复存在……这便是爱的力量……时间与空间，这些令生命受其支配的物质条件不复存在。现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生命在法兰西出现了，这是一个杰出的灵魂，它使法兰西的整个大革命成了一个梦境，时而令人愉悦，时而令人恐惧。它既不分辨时间，也不分辨空间……一切旧的象征变得苍白，而努力使用的新象征又没有多少意义。无论人们在领圣餐前的旧神坛之上怎样信誓旦旦，抑或在抽象自由的冷傲形象之前如何宣誓，真正的象征都是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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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喜庆场合的华丽、庄严及永恒的魅力就在于其象征是活生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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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类的象征正是人类。［第444——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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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米什莱转换成一种既是他自己的，同时也是那时相信大革命的人的语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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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些崇拜未来的人，将自己的信仰寄托于希望之中，期待着东方黎明；我们是被日益变得不能忍受、丑陋和扭曲的过去逐出每一座殿堂的人；我们因为它的专制，被夺去了圣殿与神坛，并经常在我们彼此单独的思想交流中深感悲伤。在那一天，我们拥有一座圣殿，那是前所未有的圣殿！它不是人工打造的教堂，而是覆盖全法兰西的普遍的教堂；从孚日山到塞文山；从阿尔卑斯山到比利牛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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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有传统的象征！只是整个的自然、整个的心灵、整个的真理！［第450——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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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道：它便是一切，即“最完美的统一体中最庞大的多样性”（第4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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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什莱将他的历史情节化，撰写成精神的力量奋力使自身从黑暗力量中挣脱出来而进行的揭示与解放的戏剧，即一部救赎的戏剧。并且，他设想自己作为一位史学家的职责在于充当被救赎之物的保存者。在1846年的《论人民》一书中，米什莱阐述了有关历史表现的观念：“那是我将来的份内之事，我达不到、却可以标识出来历史的目标，我给它一个别人没给过的名称。梯叶里说它是叙述，基佐说是分析。我称之为复活，而这个名称将会留传。”（转引自斯特恩：《历史的多样性》，第117页）这种作为“复活”的历史观念适用于米什莱所写的各式各样的历史意在勾画的情节结构，同时也适用于其中运用的各种解释策略。它决定了米什莱所著历史的形式，也决定了其中的内容。其“意义”就在于它们既是解释又是表现。但是，由于米什莱将宏观的历史性转折点设定在大革命期间的这样一个时刻，即“人民”通过消解一切与之对立的抑制性力量而实现彻底亦即自由和统一，因此，当大革命英雄时期的理想在于最初培育它的社会各阶级与政治精英中变得不再重要时，其历史著作的语气必然变得更加忧郁、更加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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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月王朝时期，米什莱主导着历史学界；他的《近代史纲》（1827）直到1850年，都还是法国学校中关于欧洲史的权威论述，这时，一轮新的反动浪潮将自由主义推入自身的保守阶段，并且断送了米什莱正激情迸发的大学教学生涯。他的《法国大革命史》（七卷本，于1847——1853年间法国各派人士激发的情感高潮时期出版）前言中有一段话语气哀婉，这与他纪念父亲去逝的情感有关联，与此同时，他也正百般痛苦地目睹大革命的理想慢慢消逝。他写道，自己的历史反思是在“人生可能遇到的最糟糕的环境中，死亡与坟墓之间”进行的，“幸存者（他自己在某些方面也已死亡）在两个世界之间做出判断”（米什莱：《法国大革命史》，第14页）。米什莱对法国历史直到大革命之前所进行的浪漫主义情节化，就这样被置于一种感到它随后烟消云散的更大的悲剧意识之中。这种对自己时代的悲剧本质的认识赋予米什莱被称之为实在论者的另一种理由。他认为，这恰好与18世纪80年代法国存在的情形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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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纲》写到了大革命的前夕，他将那个时候整个的法国社会描写成陷入了一种支离破碎的情形中。米什莱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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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世界都在关注人民，热爱人民，提笔为人民立传；善举虽好，但人们行小善，纵大乐。［第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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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上流社会”尽心演完一部“感情喜剧”，这个“世界上的伟大运动”继续朝着迅速改变一切的方向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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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真正的红粉知己，博马舍[7]的费加罗日渐悲伤；它从喜剧转变成了讽刺剧，又由讽刺剧变成了悲剧。皇室、最高法院、贵族阶级，全都弱不禁风，整个世界就像喝醉了酒一样。［第395——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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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卢梭和吉尔伯特的刺激下，哲学本身已呈病态。“对于宗教或反宗教，再无人虔信；然而，每个人都愿意相信点什么；于是，勇敢的精神隐姓埋名到卡里欧斯特罗[8] 幻术和梅斯梅尔[9] 的催眠术中寻求信念。”可是，法兰西和欧洲其他部分一样，吸引她的是“理性怀疑论无止境的对话，即与休谟的极端怀疑论相反，产生了康德那种明显的教条主义；并且，在任何地方，人们都能听到歌德伟大的诗性之音，它悦耳、无视道德，还冷漠异常。法兰西心烦意乱、忧心忡忡，对此毫不理解。德意志上演了科学的史诗，法兰西演出的则是社会戏剧”（第396页）。旧制度最后时日里喜剧式的悲哀是对比了伟大的承诺与承诺者的彻底无能之后造成的，“当时的政府官员都软弱无能，他们只会说，不会做。”（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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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割裂情形之下，大革命本身正是喜剧的解决方式。使得大革命突如其来的挑战被展现为“（旧的和新的）两种原则、两类精神之间”的斗争（米什莱：《法国大革命史》，第22页）。“新的”精神，即正义精神，它“意在实现，而非废弃”（同上）。旧的精神，即非正义精神仅只是作为正义精神实现的对立面而存在。并且，这种激进对立的原则为米什莱用一个短句描述大革命提供了基础：“大革命不过是正义反对特权政府和神恩宗教而姗姗来迟的反应”（第27页）。大革命是一种逆转，是以理想中的正义替换绝对专制。但这种逆转更多是被简单描述成那样，而没有加以说明。大革命是人民的“救赎行动”，米什莱始终以深感同情的方式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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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什莱用以描述大革命的另一种想象是一种诞生过程。但其诞生被想象成更像剖腹产而不是顺产。他写道，在旅行中，他漫步山间，想到山峰“从大地深处”耸然而出，于是陷入了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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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表层之下潜在的地壳运动是什么呢？其内部争斗不可胜数的力量是什么？那样它们才能聚集起来搅乱山峦、穿透岩石、粉碎岩床冲出地表。是多么强大的震撼、多么剧烈的挣扎，使得从地球内部迸发出如此巨大的呻吟啊！［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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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道，这样的沉思在他内心中产生了令人绝望的痛苦，“因为大自然太容易让我想起历史。”而对“历史”又让他联想到“正义”及其多年来被掩埋在暗无天日的牢狱中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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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理应千年前就得彰显，但［基督教］教条的山峦横亘在它的心上将其压垮，算算时日，那么多岁月已经流逝，对了解它的人来说，正义成了永恒之泪的源泉。以历史为中介经受这场旷日持久的折磨的人，不可能完全从中复原；无论可能发生什么，他只有悲伤；世界的欢乐有如阳光，却无法给他带来更多的慰藉，他在悲痛中、在黑暗中呆得太久了。想到这长期的屈从、驯服、忍耐，以及人性竭力爱护这个充满憎恨、诅咒、令人心碎的世界，我心感悲伤。［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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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有必要澄清一下赫尔德与米什莱研究历史的根本区别。一方面，米什莱当然没有拒绝对他在历史情境中看到的各式人物做出评判。此外，他也没有将历史过程看作某种本质上的和谐，也就是说它的一切运作表现出了对人类的善良与仁慈。就像兰克那样，米什莱很严肃地看待斗争与冲突，认为这是历史存在中不可回避的。这是其“实在论”的另一种预示。但是，既然他将这种戏剧性事件的化解置于逐渐失去人类共同体之理想化身地位的某个时期和某组事件中，也就是说，置于群众（对他而言就是无政府主义者）阶段的大革命中，米什莱对历史过程根本上的那种浪漫主义理解也就逐渐沾染上一层悲哀，这源自于认识到那种能够构成普通历史的原则越来越失去意义。他继续声称自己相信大革命的理想，以及为这种理想和信念提供合法性的社会图景，然而他的语气随着1789年事件在时间中的隐退而越来越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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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回顾大革命时期的那种历史情境下，专制力量再次控制了国家和国际活动，这迫使米什莱促成了对历史过程做出一种反讽式理解，即人类生活永远是重返那种邪恶和分裂之中。但是，从人类长远来看，他毅然将这种重返解释成一种暂时的状态。对自身所处状态的认识在他内心中激发的疑虑，通过意志行为转变成了应抱有希望的前提，事实上就被当作了希望。他可能对自己说，就如同谈到大革命前夕的“人民”，那时，生活在他们看来肯定是最黑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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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被你的疑虑吓住了。那种疑虑已成信仰。相信，希望！正义尽管拖延了，终究会到来；它将审判教条、审判世界，而这审判之日就叫做革命。［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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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整个历史过程的浪漫主义情节结构完整无缺地保留下来了。悲剧和讽刺剧的那些情形作为整体过程的若干阶段安置在其中，它们将在大革命的烈火中化为灰烬，而大革命自身的历史将得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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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德把历史想象成人性由某种独特性向另一种独特性逐渐转变的过程。米什莱不一样，他将历史设想为一系列剧烈的逆转，由长期以来迫使人类分裂成对立阵营的张力造成。在这些逆转中，错误的正义由真正的正义取代；不忠的爱由真正的爱取代；错误的爱的宗教，即基督教，这个让“世界血流成河的”暴君，由它真正的反题，即大革命的精神所取代（第31页）。米什莱说，他的意图在于传播真实的证据来反对国王、牧师的奉承者，“要淹没错误的历史，淹没凶手雇用的阿谀奉承之徒，堵住他们那张说谎的嘴。”（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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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什莱的述说中，旧制度的象征就是巴士底狱；它是反讽情形的符号，在那种情形中，一个“仁慈的政府”往往一时兴起而承认秘密逮捕令，并且为了金钱而认可正义的敌人，以此表现其“和善”。旧制度最恐怖的罪行是令人处于这样一种生存状态，它既非生、亦非死，而是“一种介于生死之间的中性状态，即毫无生气、被埋葬的生活”，一个“特意为遗忘”构成的世界，即巴士底狱。大革命挖掘出并要求它参加审判的正是这种“被埋葬的”生活。大革命是一切善和被旧制度“埋葬的”人的一种政治和道义的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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