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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说道，史学家“以一种类似于艺术家的方式”寻求事件的真实，而艺术家寻求的是“形式的真实”（第64页）。在历史中，“理解”是“［事件的］构造与目击者应用的意识的结合物”（同上）。他表示，在历史事件的本质与历史学家施加于这些事件之上的理解模式之间存在一种可选择的亲和关系。历史事件都是既有的生命形式与有助于这些形式转变的趋势之间存在的张力的表现；历史理解由双重理解构成，一是理解导致了社会和文化中涌现出新鲜事物的“力量”，二是理解造成了那些将个体约束到思想、感受和意志的更大单位中的“趋势”（同上）。这便是为什么“历史真实”“一般来说受哲学操纵的威胁要比受艺术操纵的大得多”（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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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洪堡看来，哲学往往寻求将总体性还原为某种综合过程的完成状态，而该综合过程本质上是目的论的。另一方面，史学家必须处理的与其说是终极目的或完满，不如说是趋势与过程。并且，在处理这些趋势和过程时，他并不必要将它们最终可能有何等重要性的观念强加给它们，而是应当承认赋予它们自身形式一致性的“观念”“从大量的事件本身中呈现，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意识中通过以真正历史精神思索这些事件而产生”（同上）。史学家因此必须既将“观念”的形式带入他对世界历史事件的“观察”中，并且又“从事件自身中”“抽象”出那种“形式”（同上）。这看起来像是一个“矛盾”，洪堡承认这一点，但实际上，他说所有的“理解”都预示了“主客体之间原初的和先在的一致性”；它总是由“某个预先存在的一般观念运用于新的和确定事物之上”而构成。在历史理解的情形中，这种预先存在的一般观念由“人类心智”作用构成，它提供了历史存在的基础，以及对于领会它而言必不可少的意识的基础（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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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最为大度的批评者才能勉强承认这种观点称得上具有一种真正的哲学分析应该具有的严密性。事实上，它反复提到一种历史解释的科学概念的可能性，不料竟又否认任何因果关系的、规则性的解释足以获得历史真实，从而消解了这种可能性。这根本反映了洪堡的愿望，他希望将历史反思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并且使之与他那种作为一种严格的模仿行为的艺术观念更为接近。洪堡把历史知识置于一种混沌状态和理想状态之间，前者是未被加工的材料呈现于知觉之前的状态，后者则是使混沌状态屈从于秩序和理解的规律科学的状态；然后，他否认史学家有可能按任何规律来理解支配历史过程的力量。他依靠艺术与历史学之间的一种类比，但是提出了一种艺术概念，它假定了想象中包含的形式观念充分适于用来表现在个性化存在中偶遇的事物的形式。作为结果的历史知识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形式主义理论，其含义是类型学的，但是，历史存在的神秘性仍未解除，其混沌状态被还原成了一种普遍的形式一致性，就像新古典艺术想象可能期望的最高目标那样。至于精神在何种程度上强加给知觉某种形式，并且在这种对现实的扭曲中实现其人性化，这种浪漫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观念被忽略了。洪堡重申了莱布尼茨和赫尔德提出的关于意识与存在具有完美一致性的想象，但并非以那么形而上的和棱角分明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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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洪堡认为，史学家“为自己想象了一幅关于所有事件的联系形式的综合图画”，据此，他能得出一幅有关构成历史过程的事件的本质性关联的图画（同上，着重号为引者加）。但是，他排除了历史中的三种关联概念，认为它们不足以恰当理解它的研究主题。这些关联概念是机械式的、生理学式的和心理学式的历史研究，在他看来，这些方式集中于用因果联系来解释历史过程中实际发生的事件（第66——67页）。洪堡拒斥这三种方式，是因为它们无力得出一种“外在于有限之物范围”的观点，使“世界历史的每一部分”都能够得到理解和支配（第67页）。在此，他提出了自己对于观念的看法，以此作为有关实在的特殊“历史”理解的基础。而他的看法则基于以下认识：源于反思人类心智行为整体而得出的普遍概念，适用于包含在世界历史中的全部事件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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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说，世界历史的部分必须综合成一幅整体景象。他设想这一点是以“世界统治”观念为基础，或者以整体历史过程表现出一种更高统一原则运行的观念为基础。可能确定这幅整体景象的清晰本质不，但是，它的存在能够从历史地理解了的证据中推导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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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很显然，史学家不能够指望证明必然发生的新事物的必要条件，就如不能指望确定它们的充分条件一样。原则上，环境本身不可能说明历史过程中新形态的呈现。并且，既然科学的目的在于确定某个事件发生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看来，史学家对于这些条件的探索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了。在这种新事物的呈现中，留给史学家的只是惊奇，然后根据形式一致性“再现”它们的任务。这种形式一致性是它们向那种具备历史条件去理解它们的意识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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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这种方法很适于评价历史中这种新事物的形成，它却决不会比赫尔德的做法更适于说明它们的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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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用埃及艺术“以其纯粹形式”而迸发和希腊人中“自由艺术”的迅速发展作为“精神创造及其现象”的例证，指出“与之相随的环境不足以解释它们”（第68页）。洪堡认为，希腊的成就尤其不可思议；对此无从“解释”，因为它表现了“个体性”的一种纯粹“个体的”成就。在这种奇迹的呈现之中，史学家的任务并不是给予它解释，而是单纯地按其本然那样呈现它，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根本的人类自由的显现（同上）。与此同时，史学家必须承认，这种奇迹的效应并未延续，希腊文化衰亡了。它的消解归因于其观念包含在现象存在的形式之中，这样，洪堡默许了关于其消解的一种物质性和因果性的解释（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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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的这种观念很奇怪，因为现象被想象成在其现实化的过程中和在其消解的过程中分别由不同的规则支配，即先是由一种独一无二的“精神力量”支配，再是由特定的物质的、生理的和心理的力量支配。其结果是，比起成熟、衰落和消亡，它赋予萌芽、诞生和成长过程更高的价值。这是一种奇怪的不对称，只有推测它是因为需要让历史意识偏重于某种特定的乐观和愉悦的方向，否则将无从解释。“踏出第一步，火花初现”，即，实在乍现，这在希腊历史中是“奇迹般的”，而新事物出现时隐没的东西则不然。洪堡说道，没有这“踏出的第一步”，“有利环境便不会发挥作用，即使历经数世纪，再多的实践或逐步改进也不可能导致任何完满。”（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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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在这种突然浮现的新事物之上的价值将历史过程的概念导向了一种精神能够凌驾于物质之上的过程，就如同形式与内容，其交换受前者不规则力量的支配。洪堡想要将“意义分量的感受”放回到该过程起初的阶段。但是，从他对历史时间中诞生、成长和衰落的过程所做的描述，他的这种愿望并没有充分得到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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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起，事物的“观念”必须托付给一种“个体的精神力量”。然而，个性化正是它消解的时机，因为正是通过个性化，精神力量受到了左右现象存在的法则的影响。它的永恒价值转变成一种时间性的限度，并受制于一个退化过程。但是，洪堡强调，人们不应认为它在时间中的消逝证明了历史存在的确定性本质，而应认为那是精神在现象界寻求其清晰表述能力的显现。它的清晰表述与消解都被视为精神“独立”于表面因果关系的证据，而非其中的因果律起作用的证据（第69页）。观念的运动在时空中趋向其全面表述，并没有被想象成一种时空中的发展，而是一种由“内部”存在到“外部”存在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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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想要确立这种由内到外的运动，以此作为历史发展的形式，而又不必指定一个整个发展倾向的目标，因而也就不会落入了历史知识的唯心主义和“哲学”观念之中。看上去，他要说的是，思想允许我们以一种“唯心主义的”方式设想历史，而不是根据一种整体的唯心主义图景来理解历史存在的不同形式。在此，我们遇到了历史思想中的“形式主义”，黑格尔曾批评它所鼓励的那种理智与道德的模糊性。在洪堡这篇论文的结尾，他思想中的这种模糊性已经很明显了。他承认我们可能感觉到，越过历史中呈现的趋势与突现的精神力量，“理想形式虽然不构成人类的个体性，也会与之相连，即便只是间接相连”。他表示，认识到这样的理想形式在语言本身中，因为语言既“反映”出“它的人民的精神”，也“反映”出“一种更早的、更独立的基础”，该基础“比它所受的影响更具影响力”，因此，“每一种重要的语言对于观念的创造与交流而言，都表现为一种独一无二的载体。”（第70页）并且，从这种类比中，洪堡继续评论这样一种方式，在其中，“那些可能认为获得了存在性及其力量的任何事物的最初和永恒的观念”，的确“在某种意义上还要更纯粹、更全面，也就是说，他们在一切精神和物质的形态中达到完美，在每一种力量根据其固有规律而不可避免的运作中获得真实，在事件永远裁判和惩罚自身的无情过程中获得正义”（同上，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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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否认了那种可以直接感知“世界统治计划”的人类判断能力。他指出，这种能力至多能够“在这些计划表现自身的观念中推算到它们”（同上）。这就使他得出结论，认为“历史的目标”必定是“观念的现实化，它通过人类，借助于可以令有限形式和观念融为一体的每一种途径和一切形式来实现”。只有在“有限形式”和“观念”相结合并且“两者都不再能够进一步相互整合”之时，整个过程才告终结（同上，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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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回到洪堡最终将史学家比作艺术家的做法中，他声称：“关于自然和……有机结构的知识对于后者而言，就像探究那些在生命中呈现为主动性和指导性［原则］的力量对于前者那样。”艺术家感知的是“比例、匀称和纯粹形式的观念”，史学家认识的是“在世界诸事件的关系中，而不是作为［这些事件的］部分而展开的观念”（同上）。这就为洪堡提供了基础，说明“对于史学家的任务［这一问题］而言最终的也是最简单的回答”，即“表现一种观念在现实中实现它自身的奋斗”（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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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在于“奋斗”一词，因为如洪堡所说，观念并不总是在它第一次尝试实现自身时就成功了；它很有可能因为没有做到完全掌握它在其中寻求自身实现的“主动抵抗性事物”而“被扭曲”（同上）。但是，观念为了实现自身而遭受挫折可能经历的一系列悲剧最终必须被视作一种喜剧过程，这对洪堡来说是一个预知的结论，因为“从事物的普遍关系中，没有什么事件是完全分离的”；整体由自由支配，而部分只是朦胧地包括进了它的实现过程中。这样，重点便转换到了整体中包含的自由，即变化和呈现的现象，并且为抵制任何“寻求整体一贯模式”的兴趣提供了更多的理由。寻求整体的模式就是要将决定论归之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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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洪堡的历史观念进行的这种思考中，我们可以看到，兰克和他代表的学院派历史学与赫尔德的有机论研究存在的关系。这里存在一种重点的转换。构成这种转换的是那种寻求历史世界整体融合之证据的冲动减弱了，而在赫尔德的思想中它仍占主导地位。一种形式论的解释观念取代了赫尔德公开倡导的有机论观念。因此，历史领域变得松弛起来，寻求对于过程的总体理解的冲动淡薄下来，这就使得历史领域成了一个偶发事件或事情的总的场所。但是，一般构架、虚构性意义、使这些过程得以情节化的模式根本上的喜剧本质仍然尚未被触及。这种转换能够描述成一种修正，解释的冲动升华为渴望单纯描述历史过程，就如同它在史学家的关注之前所呈现的那样。过程的尚未实现意义仍保持不变。它被构想成一部喜剧，而其结局。但维系已然预设的喜剧结构，使得有可能以一种特定的乐观情绪理解在该结构内发生的事件。通过留下不确定的戏剧结局，与此同时确认有必要相信整个过程包含了一种特定喜剧式结局，这样，在并没有以任何方式赋予奋斗和冲突这些要素最终在历史中成功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它们能够被当作历史实在的真正要素来接受。一种渴望的每一次失败，都不过看成是包含在其中的观念进一步发展中的一个事件，如此，它最终在现实中的成功便得以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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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作为精神在时间中完成其诸多可能的现实化而发生的时机，罪恶、痛苦和苦难才能够被接受。在历史的戏剧中，碍手碍脚的角色确实很多，但它们的作用现在看来，只是为精神成功地克服它自我实现的环境提供的一些机会。在完美、真实和正义最后定然会成功这种完全的自我确信之中，以往人与人之间、国家之间、阶级之间的每一种冲突都能够被超越并加以思考。整部戏剧的喜剧式意味并没有像在黑格尔的思想中那样，被当作一个反省的对象，而是被单纯地假设为一个目标，我们从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来领会它，而真正的理解必然有待最后一幕的最后一场中“有限形态”和“形式”的“整合”。关于整个过程是如何运作的，所了解的和能了解的也只是些一般的东西。史学家能够期待的最好的东西是对历史过程的叙事表现，这些过程在世界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实现了暂时的形式一致。新形式的呈现仍然是一个“奇迹”，它是一个感知的对象，而不是理解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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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形式的消解被归之于其特指情形中支配性观念所涉及的东西，即自然变化和消解的规则。但是，洪堡的体系无法解释他称为“诸种弊病类型中的生活反常状态”是如何产生和兴盛的。因为罪恶、错误和不公正如果可能也像善良、正确和公正那样，有其“理想”形式，这对他来说不可思议。他指出，无疑，在生活的“正常”和“反常”状态之间存在某种类比，那就是一种“不存在解释原因的突然产生或渐次产生”的趋势，“看上去好像遵循的是它们自身的法则，并且涉及到一切事物之间某种隐蔽的联系”。可是，洪堡有些茫然，这些趋势怎么可能像他想象的那样构成历史戏剧的一部分呢?历史过程的这个黑暗面对他仍然是个谜，于是，洪堡断言，“在［它的原则］可能对历史产生作用之前，或许要经历很久一段时间”（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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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从有机论到形式论解释策略的转换，来构想这种从赫尔德经由洪堡再到兰克的转变，而在此转变中本质上是喜剧式的情节化模式仍保持不变，这样，我避免了运用讨论19世纪早期的史学争论时通常的术语，它们现今已成了陈词滥调。可以看到，对于个体与普遍，或者具体与抽象，乃至历史学必须哲学构思还是经验推导，或者说它更应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些对立的问题，其重点并没有多少转变。在运用这些术语的所有讨论中，问题在于这些术语本身所指的意思，一方面是认识艺术、科学和哲学的方式，另一方面是认识单个事件及其情境之间关系之本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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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洪堡如同兰克那样，他认为历史是有关个体事件在其具体实现之中的知识，并且，史学家面对的问题在于将个体与它呈现并实现其命运的情境联系起来。此外，他与兰克都认为，历史学根本上是一种艺术形式，特别是一种古典的艺术形式，也就是说，是一种模仿的艺术形式，它关心的是对实在加以表现，按其在某个给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实际”呈现的那样。另外，他主张，历史研究的目的最后在于预测整体历史过程的意义，它不仅仅是生产出一组过去的不连续的图画，还要上升到一种更高的概念化阶段，描绘出历史过程中包含的诸种关系，而前面那些图画代表的仅仅是其部分或片断。洪堡说道，历史反思受到了特定道德关怀的鼓舞，也受到了人们以某种方式想要了解自身本质的愿望推动，这样，人们便能为建构一种未来而努力，它要比人们自己的现实生活提供的状态更好。问题在于，历史事件发生的情境，即事件发生的框架或场所应如何理解，通过在时间中把事件串联在一起而显现的过程，它在其道德蕴涵上是被理解成了振奋人心的东西，还是理解成了令人沮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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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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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兰克有关历史过程的思想中遭遇的观念标示出，它们与某些文学浪漫主义的首要前提存在着明确断裂。兰克的历史学实践中隐藏的浪漫主义冲动当然不容否认；在青年时期，他本身便证明了浪漫主义激励着他的思想。这些浪漫主义冲动表现在兰克对个体事件的惟一性和具体性存在的兴趣中，也表现在他那种以叙事为历史解释的观念中。此外，在专注于进入历史戏剧角色的意识内部，以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观察他们，并且重构他们在自己的时空中面对的那个世界时，兰克也表现出了这些浪漫主义冲动。然而同时，兰克始终不渝地与那种以“形式的狂欢”而自豪的冲动抗争，它使历史文献看上去代表着不加批判的眼光。在兰克看来，尽管历史表现出那么混乱的性质，它确实在具备适当条件的历史意识前显示出一种意义和可理解性，不过，它们在历史的终极意义方面缺少总体上的确信，那是能够以宗教感受性反思历史而获得的。前述“意义”在于理解历史过程的有限片断具有的形式一致性，理解这些有限片断彼此相连而更全面地整合人类生活和社会的结构。简而言之，对兰克而言，历史学显示给意识的意义是纯粹有机论的。可是，它不是诺瓦利斯在整个过程中声称看到的那种整体的有机论，而是部分与整体关系的有机论，它允许观察者在微观世界中看到一种暗示，它与包含在总体中的更大的一致性相关。兰克把正确理解这种更大一致性的本质归诸那种确定的宗教感受性，并否认历史意识能对它进行正确说明。但是，就史学家来说，他承认那种产生某种意义或某些意义的洞察力，它一方面能够克服贡斯当经历的那种绝望，另一方面克服诺瓦利斯主张的那种朴素信念。找到历史实在在不同的时空中、在实现人类共同体的各种族的努力中处置它本身的形式，这便是兰克观念中的史学家的任务。并且，这种有机论学说构成了兰克在理论方面的主要贡献。19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正是借助于兰克的理论，人们把历史学建构成了一门自律性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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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那些介于兰克与黑格尔的弟子海恩里希·利奥之间的争论，取决于理解是由特殊到一般还是由一般到特殊这样的问题；但是，这些争论都是从他们共有的假设之内延伸出来的，这个假设就是：在历史领域是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相遇并融合成整个历史过程的场所。真正的问题涉及的一方面（黑格尔代表的观点）是对概念化之中严格性的要求，另一方面是（洪堡和兰克代表的观点）对一种有关历史知识基础的严格概念化加以抵制的可能性。在有机论的解释概念中，分析中有些地方的含糊性具有一种毫无疑问的价值，这是必然的，因为历史领域被领会成这样一个场合，即在本质上是不可认识的条件和冲动下，根本上新奇的事物强行地闯入了。这是在兰克及其弟子的史学研究中称为“经验主义”方法的真正内容。但是，这种“经验主义”的源起与其说是一种对特例的严格观察，不如说是一种决断，它把某些类型的过程视为本质上是抵制分析的，而把某些种类的理解视为具有根本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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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历史事件最终具有神秘（如果愿意的话，或者可说是不可思议）的本质，这种理解自然有蒙昧主义倾向，但又并未堕入其中，那是因为有一种在根本上是喜剧式的情节结构的信念，认为可能以宏观维度讲述的与历史过程相关的每一个故事中都表现了这种喜剧式情节结构。这种对于历史过程最终具有喜剧性质的理解，构成了对所谓的历史主义世界图景怀有的乐观主义的基础。兰克式历史主义的“乐观”成见所弄模糊了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在对其真理性的信念没有得到理论推导而证实的情况下，某种纯然的乐观主义态度是会被视为幼稚之见的。在洪堡和兰克的提喻意识之中，这种理论基础是一种先入之见，它本身严格说来是不可分析和证明的，但是被简单地断定成了一种态度，即人们如果不想陷入绝望的话，他们在精神上就不得不如此来考察历史。可是，信任它的理由出自世界过程的实际表现，在其中，将总体过程按喜剧方式进行的情节化经受住了看似合理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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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主义看上去容易受到的威胁并非理论上的，因为有机论的解释概念不可能受到它自身前提假设的范围之外的攻击。需要用来破除这些假设的并非要说明历史文献能够以机械论的、形式论的或情境论的解释模式来理解，而是说明由某位史学家作为一个喜剧表现的同一个历史过程，也能够由另一位史学家表现为一个悲剧的或荒诞的过程。一旦将这种可选择的情节化赋予公众，而他们再没有信心为自己在其中扮演主角的戏剧提供喜剧式结局，那么，对于历史进行有机论解释的兴趣就可能让渡给那种对机械论或情境论解释的要求。这便是在19世纪最后25年中学术界多数领域发生的情况，其中一方面出现了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出现了唯美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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