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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是，在任何时候，这个世界的大部分事件可归因于非常普遍的事实，其他的归因于特殊的影响。这两类原因总是在起作用；只是它们所占比例在变化。普遍的事实在民主时代比贵族时代可用来解释更多的事情，而认为受个体影响的事情要更少。贵族政治时期则相反：特殊影响更强而一般原因更弱——除非我们要将条件不平等的事实本身看作一种普遍原因，这种不平等允许某些个体抑制所有其他个体的自然趋势。［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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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托克维尔认为，在个人主义和决定论、混乱和神意这样一些相互竞争的关于历史过程的观念之间，没有必要做出选择。要做的不过是在所研究的那个社会中寻找到主导性因果原则。这样，“试图描述在民主社会中发生的事件的史学家都恰当地……把多数事件归因于一般原因，并且致力于发现这些原因。但他们因为无法追踪或理解个人的特殊影响而否定它则完全是错误的”（第9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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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试图在历史研究中运用这种解释原则时产生的问题是，它以实际上问题本身作为问题的结论。如果我想说明某个贵族社会的衰落，却对需要分析的现象运用该社会自身有关历史实在之真正本质的概念，我便是相当不明智的。这犹如天真地相信某个特定社会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启发性价值。毕竟，托克维尔的问题在于向被取代了的贵族阶级解释为什么他们被取代了，这是该阶级的代言人无法令人满意地回答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们运用的历史意识模式与之“自然”相适，从而“本质上”是贵族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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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代“民主”出现的问题也是一样。如果托克维尔意在向民主派和贵族派等人揭示这种新社会形式的真实本质，并阐明它在后革命时代的成功，那么，已然民主化的社会特有的历史意识模式不可能作为一种解释提供给这些贵族成员，对他们而言，正在分析的社会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识模式都被看成是纯粹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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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寻求的，是以某些途径将一种社会制度内部赋予的认识转变成人们可理解的语言，而这些人因为对另一种社会制度忠贞不渝，往往倾向于通过该制度提供的视角来看待世界的行程。这意味着托克维尔的任务是在两种意识模式，即隐喻模式和转喻模式间进行调和，这样，每一种模式关于“实在论”的主张都能保持不变。鉴于托克维尔自己的思想倾向，此种调和作用的依据就在于反讽。但是，出于道德的考虑，托克维尔使自己不可能直接转向设定一种反讽式历史观念。他根本不可能接受喜剧式的历史观念及其认可的提喻意识，因为他并不是栖身于一个假定各种社会力量都已达成妥协的世界。对他而言，喜剧式想象甚至没有被视为一个可能的选择，正如他在评论费希特和黑格尔时指出的，在他看来，将这样一种历史观念强加在类似于他自己所处的这样一个纷乱时代很不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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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民主派的”历史观念及支持它的转喻意识而言也是如此。虽然托克维尔形式上致力于为其时代的特定形式而寻找解释原因，他认为，作为一种研究程序，寻求一般原因有其局限，而且对那些片面追求它的人在精神上有削弱作用，这样，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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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个体行为在国家中的痕迹消失了，经常发生的便是你看到世界在运动，却不见明显的推动力。每个社会成员在自身意志的基础之上单独行动，最后同时发生而产生了整体上的运动。由于要辨明并且分析其中的理由极为困难，人们都趋向于相信，这种运动都是不知不觉的，并且社会无意识地服从了某些统治它们的更高级力量。但是，即便假设在现实中揭示出了支配所有个体个人意志的一般事实，人类自由意志的原则仍然是不确定的。那种广泛到能同时影响到成千上万人，并且强大到足以使他们屈从于同一个方向的原因理应看成是不可抗拒的；看到人类确实屈服于它，精神最后便得出人类不可能抗拒它的结论。［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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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错误地）相信，自己时代的历史思想仅仅成功地制造出一种这样的历史，它否认“少数人具有任何能力影响民族的命运”，并且否认人民本身具有任何“力量改造他们自己的环境”（同上）。每个地方的史学家都服从这样的信念，即历史要么是受“不可变更的神意”支配，要么受“某些盲目的必然性”支配（第93页）。托克维尔担心，如果这种说法由史学家传播给了读者，它便能“感染社会群体”，“甚至使近代社会活动为之瘫痪”（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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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托克维尔的意图是相信历史中“一般原因”的作用，但其方式是限制这种原因一方面对特定类型的社会，而另一方面对特定时空所具有的功效。在民主社会中，例如他那个时代在美国形成的民主社会中，寻找一般原因是有道理的，因为社会本身就是这种一般原因的产物。相比之下，在欧洲，寻求这样的一般原因不仅在心智上、而且在道德上都还是成问题的。因为欧洲社会乃是或者至少在1830年时看上去像是贵族因素和民主因素的混合物。对托克维尔来说，这意味着有可能根据两套规则，即一般规则和特殊规则来分析其过程，或者更正确地说是根据两类因果行为方式来分析，一方面是一般文化的因果行为方式，另一方面是个体的因果行为方式。由于这两种因果作用都被视为在道德权威上同样合法，但在历史过程之内却并非有着同等的自主性，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冲突的感受造成了托克维尔早期反思历史时那种悲剧性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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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所视的史学家的职责本质上类似于埃斯库罗斯想象的悲剧诗人应承担的职责，即治疗。这是一种质朴的历史意识，它有助于祛除人类对传统神祇残余的恐惧，并且通过建构足以培育出他们自己的高贵才能的制度和法律，使人类准备为自己的命运承担责任。然而，这种历史意识的培育特别需要贵族派观点的挽救，与其说是把它当作社会组织的基础，不如说是当作一种关于现实的可能看法，当作一种矫正“民主”历史观念对精神的削弱作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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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派历史观曾教导人们“成为命运的主人并统治他的同胞，人需要的不过是成为自己的主人”，这种观念必须用来反对民主观念，后者认为“人们对于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完全是无能为力的”。托克维尔问道，贵族派历史学只是教导人们“如何发布命令”，民主派历史学提倡“只要服从”的本能，是不是能够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呢？他的结论是，不仅可能把这两种历史观念结合到一种新型历史学中，而且这种新型历史学还能超越两者，甚至以和诗歌相融合的方式来建构历史学，即把实在和理想，真和美、善结合在一起。他说道，只有这样，思想才能“唤起人们的才能”，而不是使他们“完全拜倒在地”（同上）。因此，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民主》这本书表明他不倾向于“任何特定的观点，并且……不存在迎合或抨击任何党派的设想”。他说道，他没有“设法采取与别人不同的方式看问题，只不过是看得远些而已”。他声称为历史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因为，当别的史学家“只是忙于次日的事情时”，他把自己的思想转向了“整个的未来”（I，第17页）。事实上，他已经试图把这种未来看成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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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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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注意到，托克维尔认为同时代史学家的兴趣“只在次日”，与他自己对“整个未来”的兴趣相对，这种描述表面上看是错的，或者至少过分夸张了。事实上，他那个时代大部分重要的历史编纂，除了专业的博学派学术著作，都指出要致力于解释现在，并且为当时的社会步入未来的“现实”运动做好准备。但是，一种是涉及不远的将来的历史学，一种是涉及“整个未来”的历史学，二者之间的区别正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后革命阶段能够创立的基础之一。它允许史学家声称，自己对这种未来的可能性所做的反思具有一种科学的或客观的特征，而这种特征正是那种更直接涉及社会者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观察所不可能具有的。穆勒1836年在他写的《美国的民主》书评中看到了托克维尔的这种偏好，以及其中本质上反自由主义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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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表示，对于有可能存在一个与任何过去或现在了解的东西不同的未来，他一点也不怀疑；故而他把自己区别于保守主义者。但许多评论者只是因为看到他希望从旧制度中挽救那些值得赞许的东西，而把他和保守派归为一类。然而，未来理应是一种历史性的未来，它虽与过去和现在不同，却应是二者的继续，正是这样的信念将托克维尔坚定地归入了自由主义传统之中。他投身于这种传统的做法是拒绝预言未来将采取何种确定形式，偏爱由研究过去转向描绘面向现在的所有可能未来，随后返回到现在，以强调人类必然要做出选择，决定实际上将要发生的确定未来。托克维尔用史学思想将生活着的人们置于选择的境地，使他们活跃在选择的可能性之中，并告诉他们做出任何选择之后要注意的困难。这种经常性的运动，即从欢庆人们有能力创造自己的未来，到记住每一个实践行为都存在一定的危险和苦难，再到为奋斗和劳作欢呼，这使得托克维尔既成为一位自由主义者，也成了一位悲剧性“实在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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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和的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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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托克维尔认为，他的任务不仅仅是在可选择的社会观念之间以及过去和现在之间进行调和，还要在现在和未来之间进行调和。在贵族制和民主制这两极之间有若干可供考虑的可能性，从精英专制到暴徒专制。史学家的任务在于表明这些可能性作为未来确定选择是如何具体化的，并且通过阐明历史存在的悲剧本质，在面对这些选择时激发起一种适当而充满希望的混合情感。托克维尔一刻也不怀疑这样或那样的民主在欧洲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人们将如何在这种民主化的未来中塑造他们的存在却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大约到了1835年，在托克维尔给一位《美国的民主》评论者写信时，他相信自己正“竭力使人们［其读者］接受一种不可抗拒的未来；这样，使得部分冲动和部分反抗的暴力倾向趋弱，社会才能朝着实现其目的的方向平缓前进。这是本书的主导观念，它包括了其他所有观念”（《回忆录》，I，第398页）。他希望，这种“命运”既不同于贵族制，也不同于民主制，而是二者的结合，它保持了旧秩序的精神独立性，同时也保留了对一切新事物之权利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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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此时，托克维尔的倾向是辩证的；他寻求某种方式来证明在历史中存在着对立要素相互综合的可能性。但是他运用的分析方法排除了任何综合的可能；他主张采用一种类型学的分析方法，去建构起一种还原的、二元的类型。这样，他进行的分析越是完美，要使相互冲突的因素得以综合的可能性也就越是遥远。由于托克维尔以转喻式的语言来构想历史，其想法必然会不得已地认为，在一个不是思想就是实践的可以想象的体系内，要将分析中辨别出的主要成分联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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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为肤浅的方式来看的话，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没有资格称为一部历史叙事。它的年代框架完全是一种推测；其细节知识对于解释民主社会诸现象时运用的分析范畴并不是必需的。美国民主的发展或演进完全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因此，演进的观念并非一种说明的组织原则。从第一位欧洲殖民者最初定居到杰克逊时代，美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过是表现出该系统内一种稳定因素的纯粹化和清晰化，这样，在该过程终结时，即在托克维尔身处这个时代，最后产生的东西几乎可以认为是一个怪物，一个单一牢固的系统，其中消除了任何可能用来制衡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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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导论中说，他“在一种宗教敬畏的影响下”写这部书。这种敬畏产生于反思“伟大的民主革命”。“数百年前，人们就不顾任何阻碍提出了”这种“伟大的民主革命”，“并且在它导致的毁灭之中仍旧不断提起”（I，第3、7页）。他说，民主的成长表现为“一种神意的事实……它是普遍的、持久的，它一直避免一切人类的干预，而所有的事件和所有的人都促成了它的进步”（第6页）。它正是悲剧性命运具有的本质。欧洲社会已经听到这种民主革命的第一声惊雷，但是，它“在法律、观念、习俗和道德之类能使这种革命有益的必要方面却没有相应的变化”（第8页）。欧洲已经为一个新的社会扫清了道路，但现在却迟疑不前：“我们已经摧毁了贵族制，我们看来也倾向于满足审视这些废墟并接受它们。”（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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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指出，在首次革命热情冷却下来之后，人们寄希望于将过去的记忆理想化，这很自然。“我们被置于激流当中，固执地注视着或许在离去的岸边仍能看到的废墟，此时，水流将我们迅速带走，并把我们拖向深渊”（第7页）。但往回走已经不可能了，“我已经相信，在我们正步入的这个时代中，所有想要把自由奠基在贵族制特权之上的人都将失败；所有试图在一个单一阶级之中得出并保持一种权威的人都将失败”（II，第340页）。因此，随之而来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并不在于如何重建贵族制社会，而是如何从上帝将我们置入的社会民主状态中获得自由”（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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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托克维尔并没有鼓吹那似乎不可避免的东西。他相信，“平等的原则”对“人类的独立”而言充满了危险；事实上，“这些危险最为可怕，也是在未来会有的情况中最少预见到的”（第348页）。但是，他希望这些危险并非不可克服。民主社会中的人可能“对规则缺乏耐心”，并且“甚至对他们自己喜欢的环境一成不变而感到厌倦”。他们将热爱权力，倾向于憎恨那些挥舞着权力的人，并易于躲避握有权力者的控制（同上）。但他也试图相信，对此，没有什么根本上恐惧的东西。他指出，“这些倾向将一直表现自身……它们产生于社会基础之中，不会经历什么变化；长此以往，它们将不容许建立任何专制，并且，将为后来为人类自由而奋斗的每一代人装备新的武器”（同上）。因而，对现在发生的事情保持一种恰当的历史观很重要，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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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用一种从已经逝去的社会状态中得出的观念来判断正在形成的社会状态；因为这些社会状态的结构差异非常大，不可能得到一种公正或公平的比较。要求我们当代人具有源自祖先的社会环境中特有的美德，这也难说更有道理，因为这样的社会环境本身已经沦落，并且成为包含了为它所有的善与恶的杂乱废墟。［第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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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预先确定正在形成的世界状态会比以前的更好还是更坏，二者都表现出了美德与恶行。新时代和旧时代的人们就像“人类两个不同的层次，每一个都有自身的美德和缺陷，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邪恶”（同上）。托克维尔注意到，在他身处的时代，有些人能够“在平等原则中认识到的仅仅是它造成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这些人“害怕自己的自由行为，他们对自己产生了恐惧”。另一些人的观点相反：“除了从平等原则出发最后形成无政府状态这条道路之外，他们至少还发现一条似乎会引导人们走向不可避免的奴役的道路。他们事先按这种必要条件来塑造自己的灵魂，并且，由于对仍保留的自由感到绝望，他们在心中已经屈从这种即将出现的主宰。前者因为认为自由是危险的而放弃自由，后者则因为认为它是不可能的而放弃它。”（第348页）托克维尔想找出拒斥这两种选择的理由。一种正确而充分宽泛的历史图景能够显示出对平等原则的天真信仰与不假思索的恐惧都是愚蠢的。托克维尔用劝诫来结束《美国的民主》，他要公众“以一种有益的敬畏来企盼未来，这种敬畏之心能使人们守望并保护自由，而不是以胆怯和无益的恐惧来期待未来，后者总是令人沮丧和消沉”（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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